杭州，三面雲山一面城，自古以來被稱為天堂之城。而在杭州城的中央是最具天堂模樣的一湖碧水，湖水之上，海拔35米的孤山寫滿了唐詩宋詞與人間煙火。千百年間無數先行者們在此地留下了自己叩問天地、尋道山水的痕跡。

1904年四位杭州城的年輕才俊在孤山南麓建立西泠印社，此後歷經115年風雨，孤山已成為一座令海內外仰止的金石聖山。紀錄片《西泠印社》以“西泠四君子”為講述主體，在向觀眾系統介紹西泠印社發展歷史的同時，將一代大師的絕世風采展現地淋漓盡致。

六集文化類紀錄片《西泠印社》以1904年建立的西泠印社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優質樣本，對西泠印社百年命運和得失榮辱進行了深入解讀，並將其與國運興衰、國學傳承、傳統文化、文化自信等主題聯絡起來進行思考，試圖引導觀眾進一步瞭解中華優秀文化，傳承文化大師精神，讓西泠印社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多種方式講述歷史

融媒體的使用重現大師絕世風采

百年的時間沉澱了西泠印社在篆刻領域的成就，卻也無法避免的與當代人產生了難以逾越的距離感。觀眾對於相關創社人的生疏、時代生活的巨大變遷、有限的影音資料等等問題都加大了《西泠印社》的講述難度。如何拉近與觀眾距離，如何用現代的講述方式講好西泠印社發展故事成為該片亟待解決的問題。

《西泠印社》在第一集《君子》中插入了一段1920—1930年代的杭州舊影和西湖風光，充滿歷史感的影片資料在講述初期即將觀眾帶到了100年前的杭州孤山，讓觀眾也彷彿一同經歷了那一年的大雪，見證了西泠印社在動盪不安時代裡的生存困境，給予了觀眾最為直觀的印象，有效地縮小了紀錄片內容與觀眾的距離感。

除了直接為觀眾展示歷史影片資料外，節目組還利用現代媒體技術將有關西泠印社的老照片同百年後的西泠印社遺址一一重疊交錯，在時空的對比中，歷史的厚重感不言而喻，而多角度對於西泠印社環境的展示也令觀眾對孤山這座篆刻界的珠穆朗瑪峰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

自1904年西泠印社創社以來已經過去了116個春秋，當時的親歷者已然作古，而對他們的故事最瞭解的莫過於曾與他們共同生活、感受過其言傳身教且血脈相連的後代。《西泠印社》節目組請來了“西泠創社人”的後代們，百年的時間過去，當時的孩童如今已成為耄耋老人，白髮蒼蒼的他們在回憶起長輩時彷彿又回到了小時候被一代名家牽著手吃湯圓的時光。

西泠印社創始人丁輔之的孫子丁裕年仍然記得戰時避亂到上海時祖父帶他逛公園的情景，一代大師學識之外的家庭溫情就此得以展現。無論是歷史影片的加入、動畫場景的重疊還是後代人的溫情回憶都為觀眾更為全面、真實的描繪出了一代大師的絕世風采。紀錄片《西泠印社》成功幫助觀眾穿越時空，在講述西泠印社發展故事的同時，也傳播著篆刻這一優秀傳統文化。

用行動詮釋責任與擔當

展現西泠社人的家國情懷

《西泠印社》在第三集《師父》中對何為西泠印社中人做出了這樣的解答“雅集天下，問道金石，以心印心，復興文化，就是印社中人。”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石潛以一介布衣而開啟百年名社，在晚清快速崩塌的危局裡逆勢而上，求解於中華文明不滅之道。他們用一己之力，繼承了金石文化，也將中國文人的責任與擔當展現的淋漓盡致。

丁仁，字輔之，是清末民初杭州頭髮巷丁家丁申從孫，自幼家學深厚，精鑑別、富收藏。丁輔之的名字來源於《論語》“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而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丁輔之以金石篆刻為救國道路的一生。1904年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石潛四人決定建立西泠印社，與古為徒，在金石中尋求中華文明的自信。建社之初，丁輔之率先捐出了自家在孤山上的房產與土地作為西泠印社的社址，自此往後西泠印社不斷憑同道之力而增高度，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奠定了其在海內外金石書畫界無可替代的地位。

1937年12月24日凌晨，日軍分三路入侵杭州，一夜之間杭州由天堂變為人間煉獄。然而就在杭州城中眾人紛紛外逃避難的時候，遠在上海的丁輔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令二兒子冒著炮火回到已經是廢墟的杭州家中，搶救出未被燒燬的西泠八家印章。在那個戰火紛飛、朝不保夕的年代裡丁輔之的決定昭顯著他作為西泠印社創社四君子的責任與擔當。

無論是葉為銘在戰時罕見地為自己作品開出潤例，將掙錢作為第一要務為西泠印社的日常運營籌集資金；還是王福庵在臨終前將自己畢生收藏的887件珍品捐贈給西泠印社；又或是葉六九帶領家族19人守護孤山上的西泠印社近十年……西泠印社人都在不同時期，用自己的行動向後人生動地詮釋了責任二字。

傳承是文化的世代相傳

也是跨越國際的交流分享

西泠印社在創立之初的宗旨即為“研究金石，儲存印學”，甲午戰敗後，戊戌變法又宣佈失敗，生死存亡的時刻，甲骨文的發現讓一個瀕於滅亡的民族看到了自己前所未知的輝煌。孤山上的年輕人首次將目光觸及到了中國文字最早的源頭，他們在金石銘文和甲骨間發現了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密碼，從而開啟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救國道路。西泠印社的成立使得金石文化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得以儲存和發揚，金石文化也在一代又一代西泠印社人的努力下走出了國門。《西泠印社》到上海採訪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高式熊時，白髮蒼蒼的老人正坐在桌邊教導著年輕人如何學習篆刻。穿越時空，70年前高式熊也如同這個年輕人般專心聽從著王福庵先生的教誨。王福庵先生的熱心教導轉變了高式熊一開始玩一玩的心態，一位長者的無私授教影響了一個年輕人的一生，而作為篆刻名家他的傾情指導也在無意中將篆刻這一文化傳統世代相傳、發揚光大。法國人龍樂恆從少年時期便對中國文化充滿興趣，經過了數年的鑽研，龍樂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已然達到了一定的高度。龍樂恆的上一份工作是蘇州大學的客座教授，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學習書法篆刻，到1998年拜在西泠印社名師劉江門下，龍樂恆的東方文化研習之路，最終將他帶到了中國杭州的孤山腳下，十五年前他如願加入中國西泠印社，成為西泠印社第一位歐洲籍的社員。西方世界從來都不缺少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人，西泠印社如同一扇門、一座橋，藉由篆刻文化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打開了西方人瞭解中華文化的新世界。紀錄片《西泠印社》製作完成時正值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年（1899—2019）、中國篆刻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10週年（2009—2019），而《西泠印社》的出現不僅帶領觀眾感受篆刻文化魅力，更是讓觀眾浸潤金石文化傳統、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生髮出熠熠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