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華夏民族是以華夏文化共同認同形成的族群，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主體族群。夏王朝是華夏民族與文化的原始來源，夏王朝時期誕生的夏文化是華夏文化的主根主脈。要破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來源，首先要探明夏王朝產生的歷史地理位置，在此基礎之上，透過多方面、多學科的深入研究，才能在根本上解決中華文明起源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包括考古學方面的研究。
夏文化，雖然考古學方面的定義為夏王朝時期夏氏族或夏人生活範圍內的物質文化遺存，但其更廣泛的意義應包括夏王朝時期形成的非物質文化遺存。其中中國象形文字的誕生就直接來自於470年曆史的夏王朝時期與夏王朝的地域。對中華地區全面的關於夏王朝的歷史文獻研究與文字起源研究，是相較於耗時、耗力、耗資的田野考古發掘，更加準確、可靠、經濟的研究方法，是未來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最重要的途徑。
在筆者關於夏文化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中，對於中國的象形文字研究，先後破解了“華”“夏”“山”“水”“石”“舞”“古”等象形文字的產生來源，都誕生於淮河中游地區中心位置的塗山荊山；這些文字是華夏先民透過象形刻畫，描述的淮河塗山荊山的地理地貌事物的簡略形象圖畫。其中的“水”字產生，來自於對塗山荊山地區五條河流走向的刻畫；大禹治水的歷史真實含義，特指對這一地區水患的治理。“石”字的產生，來自於對淮河荊山中、中國歷史中聞名遐邇“和氏璧”的發現地——卞和洞巨石堆中的突出巨石。甲骨文“山”字的產生，來自於對塗山、荊山這兩座隔淮相望山脈山形的刻畫。
對於筆者的這些研究成果，中國的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可能是難以置信，認為筆者是想當然的臆想，缺乏歷史文化依據。這些在中華文化中佔據重要地位的文字，怎會產生於這些如出一轍的具體事物？不管你相不相信、願不願意承認，這都將是中華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基本事實、生動而具體，是破解華夏曆史文化的關鍵途徑。雖然難以置信，但它正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本文將重點闡述中國歷史文獻中，關於“山”字名稱來源與淮河塗山荊山的歷史文化記載。
夏王朝不僅是中華歷史中的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同樣也是中國文字產生的關鍵歷史時期，相信任何一個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有相關認知的學者，所無法否認的事實。夏王朝的建立與管理，離不開文字產生與溝通交流的關鍵因素；文字產生是催生夏王朝產生的重要文化要素，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夏王朝建立也促進了文字的發展與成熟，夏王朝與文字的產生具有共生性，相輔相成。
雖然為探尋中華歷史文化的中國考古學誕生已經有一個世紀，圍繞夏文化研究的考古發掘研究也已進行有六十年，但能研究確認為夏王朝遺址的考古遺址至今沒有發現一處。那麼，我們能不能透過豐富的中國文獻記載來確認為夏王朝的具體位置呢？既然中華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傳承不斷，必有傳承下來的歷史文獻對夏王朝起源的地理位置與夏王朝建立的關鍵歷史人物有所記載。作為堯舜禹的承繼者、夏文化的傳承者，筆者有責任、有義務為中華民族揭示這一中華歷史文化難題，讓華夏曆史文化傳承發揚光大。
中華歷史文獻浩如煙海，中國典籍文獻雖然極其重要，但卻有其侷限性，因此，在一些地方性的文獻中尋找破解夏王朝夏文化的歷史密碼，同樣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將一些地方性的文獻內容與典籍文獻對照研究，夏王朝的歷史文化將栩栩如生、生動具體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有這麼一個地方誌，在其志序中如此記載的：“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廣輪，延袤山川；生理所宜，植產厚薄”“一邑之志，其為編輯也，亦僅耳。然成之甚不易也；邑之故事，難見於經史”。“邑之有志，亙古有之”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本地的地方誌，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與華夏文化同生共長，甚至超過了《尚書》《左傳》《詩經》等中國傳統典籍的產生年代。這一結論，足以讓中國與世界歷史學界不可思議！在這個地方誌中，究竟記載了哪些歷史文化內容能夠匹配“亙古有之”的歷史文化內涵？記載了哪些歷史能夠證明夏王朝與夏文化的真實存在並土生土長於這一地區？
在《左傳》記載中的“夏之興也以塗山”的淮河塗山地方誌中， “懷遠古名邑，又為中都京畿輔地，塗荊二山對峙，淮渦二水合流，以故賢才代出。” “水經雲：淮水出荊之左，迂迴以入渦，麓高水匯為患，禹鑿荊塗二山之峽，使淮出於其間，水乃安流。所鑿處有遺蹟，冬月可見。”“按名勝志謂，淮水初從荊山西麓迂迴入渦，禹疏二山水乃安流，今老河口上至石羊霸，遇盛漲，淮每由此入渦，意即迂迴入渦舊跡也。”“斷梅谷在荊塗二山間，或曰二山本為一脈，禹以桐柏之流泛濫為害，乃鑿山為二以通之，今兩山之間有斷梅谷，濱淮為勝。”
“邑之故事，難見於經史”，對於五千年源遠流長、傳承不斷的中華文明史來說，不得不說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當我們在千辛萬苦在苦苦追尋夏文化的本源而不得時，為了探源中華文明起源而啟動一系列探源工程時，一個地方誌明確而生動具體的記載，已經明確揭示了夏王朝夏文化的起源地。以其無可辯駁的文獻記載與地方大禹治水的遺址遺蹟，向世界證明了大禹與夏王朝的建立地就在淮河塗山之地。
堯舜禹時期形成的文化，為夏王朝建立奠定了文化基礎；大禹之子啟，在大禹治水建立的豐功偉績基礎上建立了夏王朝。大禹與帝啟無疑是夏王朝存在與夏王朝所在地的標誌人物。大禹是全國人民崇敬的先賢，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祭祀大禹的寺廟；帝啟只是夏王朝的建立者，只對夏王朝的建立地產生深遠的影響，只是受到夏王朝當地人的祭祀，受到夏王朝當地人的崇拜。縱觀全國範圍內的大禹廟隨處可見，但祭祀夏王朝帝啟的廟宇，全國只有淮河荊山之巔一處，稱為“有夏帝啟之廟”。
在淮河《懷遠縣誌》記載“啟，禹之子也。舊志雲：啟居荊山下，後代立廟以祀之”是為“有夏帝啟之廟”，享受淮河荊山地區民眾的萬世祭祀。可惜的是荊山之巔的“有夏帝啟之廟”毀於抗日戰爭時期，但有照片與文獻記載為證；“有夏皇祖之廟”的大禹廟，仍屹立在淮河塗山之巔。當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在黃河中游埋頭探尋夏王朝蹤跡而不得時，有沒有思考過“有夏帝啟”在夏文化中的標誌作用呢？新啟動的“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程，仍然把數百公里外的二里頭遺址作為破解夏王朝的重點範圍，是否有些盲人摸象，在浪費國家有限的資源？
夏文化形成的標誌是夏王朝的建立，中華文化啟蒙的標誌是象形文字的產生。在筆者關於夏文化的研究成果中，甲骨文“山”字就直接產生於對荊山、塗山形象特徵的刻畫。這一結論，直接體現在近年發掘的7300年前的雙墩文化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山”形刻畫符號。塗山東北方不遠處的雙墩文化遺址發現的六百多不同刻畫符合，被認為是中華文字產生的雛形，是中華文字的搖籃，歷史也將證明這一結論。
在淮河《懷遠縣誌》中，對於筆者關於夏文化的甲骨文“山”字起源研究成果，同樣有著明確記載與印證。“塗山大禹廟碑記”記載“塗山，古名山也。禹昔會諸侯於此，執玉帛者萬國。此為一人都會明矣，至今禹會有村此其驗也。”。塗山在很久很久的古代，或者說夏代及夏代之前，“山”就是特指塗山，只不過在塗山建立的夏文化傳播到其他氏族部落後，作為夏文化的代表文字“山”字才逐漸被虛化為通用名詞。這一文字虛化現象，同樣體現在“華”“夏”“山”“水”“石”“舞”“古”等象形文字中，是淮河塗山建立的夏王朝形成的夏文化走向中華大地，成為中華民族文化核心代表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