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旭光
無論是史學工作者，還是非從事歷史研究的同志，常常會問起我為什麼要研究春捺缽，寫春捺缽。因為對於專門從事史學研究的專家而言，我等於是在從事一項幾乎難以完成的工作；而在那些更多的，沒有涉足歷史研究的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看來，我花費這樣多的精力去嘗試學術方面的問題，則無疑是異想天開。
契丹可汗捺缽升帳圖（網路圖片）
捺缽，契丹語，是契丹天子及中央政府，皇室成員，朝官及州軍城官，部族首領等四時遷徙的制度。春捺缽時，契丹的政治精英一邊處理軍政要務，一面從事帶有生產、習武、節慶性質的漁獵活動，政治中心轉徙時的遷徙到駐蹕地“鴨子河濼”。這時的鴨子河濼，不僅僅是行營、行宮、行在，而且還是囊括全部生活要義的皇都和皇城。因為每年的四季都要週而復始地這樣工作和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捺缽，是遼代捺缽制度文化的專用語。
捺缽制度，在遼代是營衛制度的核心內容。這種制度，將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四時遷徙流動，因宜而制，逐水草而居固定下來，遷徙時間，駐蹕地點，參與人員，營盤的格局，四時所側重的內容等，完全制度化。即不同於早於和晚於契丹政權的其他王朝的遊幸現象，又帶有鮮明的草原文化，漁獵文化的特色，是北方少數民族遊牧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遼聖宗一朝，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遼宋息兵罷戰，結為兄弟之誼。捺缽的駐蹕地也由常年征戰所影響的漂泊不定狀態而相對地固定下來。根據傅樂煥先生的研究，《遼史》“本紀”和“遊幸表”中所記載的春捺缽，主要盤桓於“東北組”和“西南組”兩個地區。東北組的駐蹕地主要在鴨子河、長春州、魚兒濼、長春河這由四點所穿成的一線，而四點一線的共同之處，都是圍繞一個水字進行，即春水之行（見《遼史叢考》“四時捺缽考”）。
遼帝流動的皇城（網路圖片）
但是在史學界，在考證上述東北組捺缽時，人們對於一些地名和江河濼澱的認定不盡一致。這固然由於史料嚴重匱乏，考古發現有限，也由於一些史學界的專家沒有精力長期從事和關注於某一特定段代史、特定地方史的研究，這就給地方工作的同志研究漢地歷史文化創造了機緣。當然，地方同志的這種研究既離不開既定的研究格局，又理所當然地要主動的接受業內專家的指導。
加一方面，對於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往往站在漢民族的立場上，以五千年中華民族其他王朝的標準去看待契丹民族的捺缽現象，從而低估和誤判了契丹捺缽文化的價值。而這種低估和誤判，要害在於造成對契丹民族文化傳統，特別是漢地歷史地位的漠視以致貶低，進而直接、間接地影響著地域文化資源的發掘、整理與開發利用。
我雖然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從事遠離學術研究領域的黨務和行政工作，由於對歷史上一些精典著作的濃厚興趣，特別是到一個部門從事管理工作之後，有了一些可以自我支配的時間，開始從事文學方面的創作，而這期間，主要的是在瀏覽歷史典籍中，採擷歷史遺珍，藉助歷史這面鏡子，透視當今社會現象，進行一些帶有思考性質的散文、隨筆、札記的創作嘗試。這些嘗試，今天看來，無疑地從另一角度看是為春捺缽方面的歷史研究做了必要的準備。
在回答一些同志，包括記者的提問時，我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我之所以從事春捺缽的研究，主要因為我是松原人。我是把春捺缽作為地方同志研究松原地方史、研究地域文化，探尋松原發展根源及其在歷史上所具有的地位等角度出發的。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試圖透過我的考察論證，最終把撲朔迷離的春捺缽地名，水系加以破解，進而找到與當今松原的地名、水域的關係，使人們看到有歷史的真相，不再為這類本當由地方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同志完成的事情再浪費史學專家和後人寶貴的時間。總之，是把春捺缽與松原一直都放在一起去思考和研究，以春捺缽的研究為已任，甚至是作為自己畢生從事的課題研究來對待的。
在治史之外，我也曾試圖將我的研究成果向社會做出宣傳，使人們糾正對春捺缽的誤判，包括不再以膚淺、武斷，甚至是一些偏見和主觀的臆斷去理解春捺缽，而如果這一項工作真正做好了，就自然而然地會促進地域文化資源的開發。
2008年3月，我曾撰寫《遼代“捺缽”的性質及其他》一文，在一些報刊發表並收入文集《方舟·方舟》中。所用的材料主要來自《遼史》。2010年，媒體公佈了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成果，我市查干湖的西岸和東岸相繼發現了一些春捺缽的遺址。我以遺址發現為線索和契機，更深入地考察論證了春捺缽問題，當然出發點和所關注的問題依然主要是與松原地域有關的問題。這次集中的研究斷斷續續地從2010年9月開始至今。開始曾想的很簡單，以為會在一兩個月內完成。而實際工作起來才真正地感到春捺缽課題的博大精深，才體會到開展這方面研究的難處。以致於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一直無法撂下。與2008年不同的是，我開始拓寬視野，把《遼史》與其它典籍，與古今學者的遼史研究結合起來，把自己躲起來單獨地研究與向專家求教結合起來，把瀏覽典籍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使一些具體的問題和困難逐步得以克服和解決。
遼帝春捺缽（網路圖片）
回顧這一階段的學習、研究、考察，我在春捺缽（主要是東北組松原地）的研究方面，主要在以下七個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
1、為什麼認定遼帝把東北組的春捺缽駐蹕地確定在查干湖一帶。
大體上有六點理由。第一點，據《遼史》“地理一”記載,“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撻魯河也因長春州而詔改為長春河，應取其永為春水之趨的意思。長春州即因春捺缽而建，便賦予了其節制州的職能，設定了東北路統軍司，協調包括泰州、寧江州、龍州黃龍府在內整個東北路的軍事工作，是軍事大區、屯兵基地，作為鎮撫女真室韋的軍事要塞。而且，考察長春州時應把長春州與寧江州聯絡在下起來看。長春州在北流松花江的西岸，距松花江僅十幾公里；寧江州的古城伯都訥在北流松花江的東岸，距松花江也十公里左右。兩個城市相距不到50公里。據洪皓的《松漠紀聞》，寧江州也是遼帝春捺缽之地。“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鉤魚，放戈為樂”。可以認為，在北流松花江兩岸所夾之江段，應是當年鴨子河的主要鉤魚江段。一江襟帶的兩州，所執行的都是一個共同的任務，即拱衛遼六安的捺缽活動，其中所隱藏的重大主題就是為了備兵女真、室韋。值得注意的是，長春州始建於遼聖宗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寧江州則始建於道宗清寧四年，公元1058年（《遼史》“地理二”：“寧江州，混同軍。觀察。清寧中置。初防禦，後升。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一：混同縣。”另見李健才《東北史地考略·遼代寧江州考》：“從寧江州‘清寧中置’,以及‘清寧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這間’的記載來看，可以推知,寧江州是清寧四年，公元1058年，在鴨子，今第一鬆花江西段、混同，今第二松花江二水之間建置的。今伯都訥古城，正在第一、第二松花江之間，即遼代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兩州之設相距36年，間隔有興宗皇帝。以聖宗重視地方政權建設而未置寧江州，道宗相對來說在地方政權建設方面少有作為，而置寧江州，說明歷經三十餘年，女真的勢力不斷擴大，寧江州的區位在防禦女真方面地位上升，促使道宗皇帝下決心設定寧江州。第二點，從現代地理的角度來看，查干湖是彙集天下四方來水的不遏之澤。松原地區東南有長白山，西北和東北有大小興安嶺，整體上來自南、北的山脈所形成的河流，最終都在松原地區完成交匯。其中來自西北的洮兒河的幹流與霍林河最終匯入並消失在查干湖，豐水年份注入松花江和嫩江；來自南北的北流松花江和嫩江在松原前郭縣平鳳鄉匯流，注入東流松花江。在豐水年份，無論是大小興安嶺還是長白山，洪水下瀉時在兩江匯流處都經常發生頂託，而使一部分洪水分流注入查干湖。在這種情況下，以查干湖為樞紐，四條江河實現了溝通，從而保證了只要東北地區的南部，或是北部山脈雨水豐沛，就可以使查干湖的水域維持一定面積。而南北的豐歉年互補，就使得查干湖的水域可以相對衡定在一定的水平。這當然也促使我們重新認識松原作為水鄉、水都的優勢。也許正是這一優勢，使松原成為松遼盆地石油地下埋藏豐富的重要原因。而在千年之前，遼帝就已經在實踐方面運用了這樣的優勢。第三，《洮河防導計劃書》的發現。當年賈敬顏先生在考證撻魯河（長春河，今洮兒河）最終消失在那裡時，所依據的就是民國六年，洮昌道趙師僑主持編制的《洮河防導計劃書》。該計劃書是在充分尋訪調查洮河霍河水患，運用現代測量技術進行實地勘察基礎上形成的。計劃書還附有“洮河下游形勢圖”、“洮河流域略圖”、“測量漚河經線水準表”。從該計劃書的文字表述各圖表所示可以看出，洮兒河在從白城流出後分為兩支，其中的主流稱為漚河。漚河在通榆境內與霍林河匯流，注入並消失在查干湖。（查干湖當時稱為叉沽撓泡子或查干撓泊）洮霍兩河的下游溢位河道，並最終消失在查干湖，是使查干湖被定為堰塞湖的主要理由，而堰塞湖又是洮霍兩河形成內流河的主要原因。形成兩河外溢的主要原因是海拔所形成的降比不夠。因為在大興安嶺進入洮南平原之後海拔迅速下降，比降由16.6%驟降至0.2%，這也是這一帶連年水患，溼地遍佈，成為契丹二十部族牧地（見《遼史》“地理一”）的主要原因。第四，鴨子河、長春州、魚兒濼、長春河的大量同組出現。《遼史》“營衛志中”說，春捺缽，“日鴨子河濼”。這一記載看起來很離奇，使人費解。傅樂煥先生早就注意到這一點。離奇之處一，“以《本記》之文，二百年中“鴨子河濼”竟未一見。”（《遼史叢考》“春水秋山考”41）。離奇之處二，將鴨子河與濼連在一起。河本為流水，而濼顯然是止水，湖泊。可以推測，鴨子河濼應為鴨子河之側的湖泊，或是與鴨子河相連、相接的湖源。就我個人理解，所謂鴨子河濼之濼，更傾向於是與鴨子河相連線的湖泊。因為全國各大淡水湖大多如此。從這四個同組出現的捺缽地名來看，已知的為長春州，據李健才先生考證為位於前郭縣八郎西上臺子的塔虎城；已知的為鴨子河，據賈敬顏先生考證為北流松花江，特別是扶余五家站至前郭平鳳鄉匯流前的一段；已知的為長春河，據賈敬顏先生考證為洮河的主流漚河，以及匯入查干湖之前加入其中的霍林河的尾閭。當我們瞭解了四個地名的三個之後，魚兒濼也就自然浮出水面了。傅樂煥先生在《遼史叢考》“春水秋山考”（41）中說“魚兒濼《地誌》未詳。其名每與長春河連出。……知在長春河附近。”又說：“魚兒濼即鴨子河濼。今觀其水，當洮兒河（長春河）之尾閭，去入松花江（鴨子河）之處不遠，就其源而言，自為洮兒河之濼，就其流而言，亦可謂松花江（鴨子河）之濼。然則鴨子河濼一名之所以由生，豈亦猶繫於毛於長江，列長山於渤海者耶？（48）”傅樂煥先生的這些理論上的精妙推導，結合《洮河防導計劃書》及賈敬顏先生的紮實考證，可以基本上認定，查干湖即魚兒濼。第五點，鉤牛魚。牛魚，《本草綱目》說，“牛魚出於女直混同江”；《東海志》：“今出混同江……”；《遼史拾遺》：“牛魚出混同江……”。可見，牛魚是混同江特產魚。《演繁露》：“撻魯河鉤牛魚，北方盛禮”。從程大昌的《演繁露》來看，牛魚不僅產出混同江，還產於撻魯河（長春河、洮兒河）。混同江的範圍很大，而撻魯河則單指洮兒河。《演繁露》又說，“撻魯河東與海接。”這說明，同樣與海接的混同江，與東與海接的洮河，在松原地的查干湖匯合之後，成為牛魚迴流、產卵之地。根據典籍和相關資料考察，牛魚是迴流內河的海魚，今名鰉魚。在松原，自清代以來就有專門為清帝捕鰉魚的皇家專門機構和由京城調派專門捕捉鰉魚的漁民，有“鰉魚圈”、“鰉魚貢”的大量記載與傳說，許多老年人都見過滿大街百姓熱熱鬧鬧簇擁之下大隊車馬保鏢護送車身裹著黃絹進京向清帝晉獻鰉魚的萬人空巷情景。所以牛魚、鰉魚，及由此演繹出的“頭魚宴”等，也說明春捺缽地在松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演繁露》中所指出的“撻魯河東與海接”，這一點也很重要。“東與海接”，證明撻魯河（長春河、洮兒河）與海相通，且在其西側，這與賈敬顏先生的考證，與《洮河防導計劃書》及附圖所示的方位是完全吻合的。而且，《演繁露》中還說，“思鄉人武珪在北十餘年，以善歌舞隸帳下，故能習北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語也。”就是說，由武珪所描述道宗與母親撻魯河鉤牛魚，完全出於實地參與和所見之後的記載，這與民國初年洮昌道趙師僑在踏察河川，尋訪水患的實地考察，同出一轍，當為可信。
第六，春捺缽遺址的發現。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查干湖岸及花淖湖邊春捺缽遺址被發現，使其成為吉林省考古工作的十大發現之首。這一發現在查干湖西岸繼有四處。查干湖周邊遺址的發現，當然不能排除在其他地區，在松原的別的地方仍會有春捺缽遺址被發現，但已經足以證明春捺缽地在松原了。
遼帝春捺缽（網路圖片）
2、考察了遼帝在松原捺缽的主要活動內容並做了相關統計。從我依據《遼史》“本紀”所做出的統計，春捺缽在松原期間，遼帝及中央政府所行使的是非常完整的職能，由於史料過簡，只能做粗略統計。除掉天象方面的記載外，包括兩位帝王道宗、天祚的權力更迭都在捺缽地完成。其中任命重要官員27年次，錄囚8年次，會見宋夏使節和五國、女直等屬國53年次，振飢貧14年次，軍事鬥爭7年次，講經議政3年次。其中處理外交和民族事務為最，其次是吏治、司法、民政、軍事鬥爭、財務等方面問題。
3、考察了松原地區遼帝春捺缽蒞臨的起止時間、次數，進入捺缽地之後的遷徙。從我考察的結果來看，遼帝蒞臨松原春捺缽上起於遼聖宗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這年的正月如納水（嫩江）鉤魚，二月駐蹕魚兒濼（查干湖），三月如長春州（塔虎城）；下止於天祚帝天慶四年，公元1114年，這年的正月，如春州。其間歷聖、興、道、祚四帝，計92年。大致地說，從1022年算起，時間已經穿越了千年；而92年的盤桓，近百年間松原的頭上都罩著帝都的光環。所以說松原是“千年捺缽地，面年遼帝都。”在進入捺缽地之後還有流動和遷徙，可查的共70次，只記一地的26次，兩地的28次，三地和三地以上的16次。這種駐蹕地內的遷徙，一方面說明松原境內可用作捺缽的地方比較多，另一方面也說明，可能受資源環境變化的影響，儘管春捺缽的內容是不變的，而鉤魚獵雁的地點會不斷地做出調整。而這種駐蹕地內的遷徙和流動，也為更多的考古發現提供了機會和可能。 4、考察了春水之趨中諸水系的關係。特別是證明了洮霍兩河注入查干湖的歷史事實，使魚兒濼（查干湖）與長春河、霍林河、鴨子河（北流松花江）、納水河（嫩江）的關係找到了證據。這種證據，最重要的是海拔和降比所促成的嫩江與松花江在松原匯合，洮霍兩河最終注入並消失在查干湖，以及在豐水年份，以查干湖為樞紐，松嫩之水倒灌，抑或是洮霍之水進入松嫩兩江。 5、考察了遼帝春捺缽松原一組的編組中所發現的地名。透過考證可知，遼帝春捺缽松原一組計有39處，主要集中中一江（混同江）、一州（長春州）、一濼（魚兒濼）、一河（長春河）這四地。江、州、濼、河的次序排列，是春捺缽中鉤魚轉入獵雁內容先後順序所決定的。而且，江、州、濼、河的排列，也是由東及西的方位排列，自正月二月至三月的時序排列。從統計可知，江、州、濼、河四地的排列，是東弱組捺缽地中最穩定的一組，是春捺缽地的基本面，表明在正常情況下，只此四地，即可完成春捺缽的全部內容。然而在有的情況下，四地以外，或是四地不完整出現時，會涉及其他地名的記載，這樣的記載，據我的理解和考察，多數屬於四地之外的另遷，如黑水濼、納河水、黑龍江。黑龍江，納水（嫩江），當屬東遷、北遷。黑水濼，可能是大安的月亮泡。也有一些地名，當是上述四地地名的別稱，或四地內較小區域地名。如“春水”，當是上述四地的代稱，“東幸”亦然。“中會川”，已有專門考察，即韶陽川，韶陽軍的軍營，在松嫩三江交會處（從軍事方面角度，據水陸要衝，當是駐地首選），而“東川”，亦應是中會川。 “春州北澱”，“雙子澱”，“雙濼”，顯然都在春州附近，且以春州作為方位物來參照。“大魚濼”，應為魚兒濼。“山榆澱”有專門考察。“納葛濼”，共有7次捺缽，其中的一次發生在二月的春季，餘6次發生在四月至七月的夏捺缽，均在道宗一朝，頗令人費解。6、考察了松原境內遼帝春捺缽期間所發生的風雲事蹟、風雲人物。7、考察了春捺缽的性質及文化價值。總的來說，我所作出的研究，屬於地域性質、業餘性質的研究，既缺少必要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支撐，又苦於典籍匱乏，愧於求教大師不夠，又缺少必要的沉澱，學術價值極為有限。但是作為一項工作，畢竟重要的是行動起來，結集出版是為了更好求教專家，也期待引起方方面面對松原春捺缽現象的重視、研究。
李旭光簡介
祖籍山東，吉林松原人，軍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職於鄉、縣、市（地）、省黨政機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契丹女真史分會理事，中國楹聯家協會會員；吉林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吉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
散文《秋來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國散文精選》、刊於《光明日報》、《作家》、《大家散文》、《詩選刊》、《散文選刊》、《語文主題學習》（上海教育出版社）等書報刊，被《學優網》、《第一文庫網》等語文學習網站眷顧；《查干淖爾之冬》發表於《大家散文》、《人民日報》，收入《人民日報》散文精選《風在訴說的時候》；《中華典籍引領我的生活》，獲《光明日報》社、“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有獎徵文優秀獎；《百餘年來洮霍兩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兩江與查干湖溝通的文獻與圖輿》，在全國遼金史年會宣讀，刊於《東北史地》，收入《遼金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幾十篇札記、隨筆、詩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詩刊》、《人民文學》、《美文》等報刊發表。
《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遼地春捺缽》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