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時，反對朱熹、陸九淵等唯心主義理學的思想家有陳亮和葉適。他們稱為事功學派，主張功利，是較多地反映了當時工商業者的利益，有一定進步作用。

陳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生在金人入侵，趙宋國勢危急的時代，對當時抗金的和、戰問題上，是一個堅決的主戰派。他曾幾次向宋朝皇帝上書，分析當時局勢，要求扭轉對金人妥協求和的局面，並提出收復失地的計劃。由於陳亮好發議論，攻擊時政，為當權者所憎恨，曾三次被捕入獄。

▲南宋思想家陳亮

陳亮的學術風格，和他的政治實踐相聯絡。他反對當時理學家講什麼“明心見性”，而大力提倡“實事實功”的學問，對當時有一定影響。陳亮沒有提出系統的宇宙觀，但他的基本觀點是唯物主義的，如他提出“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文集·書經》），就是肯定世界的物質性。對“物”和“道”的關係，陳亮認為，事物的道理並非由精神產生的。他說：“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勉彊行道大有功論》）這是說，“道”不是形而上的精神本體，是不能離開形體物質的；道理只能存在於事物之中，只能從事物中才能找出它的道理和規律。

陳亮提出“道在物中”，這是唯物主義的命題，和朱熹理在事先、道在物先的唯心主義命題，是根本對立的。陳亮既反對“道”是形而上的精神本體，所以並非神秘的東西，“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經書發題》），是民生日用等實事實物不可分的。他認為行“道”就是要做到“無一民不安，無一物不養”，這才叫行道有功，反對理學家的空談心性。他給朱熹的信中，提出“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與朱元晦秘書》）認為有“物”就有“道”，“道”只是事物的道理，就是堅持道在物中的觀點。

▲道學

陳亮既認為“道在物中”，道是不能離開事物的，因此他主張“因事作則”。他說：“大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與應中實》）既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道理，故要知道這千變萬化的道理，就是要依據事物，然後從事物中抽引出規律來。這種觀點，在認識論上是屬於唯物主義的路線。陳亮用他“因事作則”的唯物主義觀點，批評理學家的“玩心於無形之表”的唯心主義認識論路線。

他說：“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豈不可哀也哉？”（《與應中實》）當時的唯心主義理學家，都是師心自用，憑空立說，不是擺事實，講道理，這是違反“因事作則”的唯物主義原則的，亦是脫離實際的作風，故陳亮表示反對。陳亮還進一步批判理學家所謂“得聖賢不傳之學”的神話，認為這些都是“耳目不洪，見聞不慣”，是孤陋寡聞的人。

▲劇照

陳亮以金、銀、銅、鐵作例，認為“煉有多少，則器有精粗”。就是說人學問的好壞，要看鍛鍊程度而決定，沒有什麼神秘的不傳的絕學。他還指出“煉”是不能離開事物本身，不能在“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與朱元晦秘書》）。就是說，不能離開事物本身而虛構一個所謂好東西。這裡還是貫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則。陳亮從“因事作則”的原理出發，進一步肯定事物是可知的。他提出“天人之際，昭昭焉可察而知”的觀點，他把天看成是自然界，認為自然界和人的關係，是非常清楚，並可以覺察得到的。

他提出“數”是用來“明理”的（“因數明理”），是表達事物是必然這樣（“事之不得不然者”），這就是說，事物的必然性是會被認識的，所謂“天人之際”也並不神秘。他還提出“雖天命，抑人謀”的命題。把“天命”理解為事物的自然規律，但能夠為“人謀”所“察知”。即是說，人不是坐待自然的支配，而要去認識自然事物的規律性。陳亮思想的特點是注重“事功”而反對空談“義理”，這是他“道在物中”唯物主義哲學觀點在政治上的具體運用。他對當時理學家脫離實際的學風提出嚴厲批評。指出原來讀書作事的人，還有點“各務其實”，但自從理學流行後，認為“一藝一能”，即有點實際技能的人，不算是“聖人之道”；而“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偏要裝成莫測高深的樣子，來掩蓋其無知的空虛。

▲進京趕考的書生

這種風氣一開，影響所及，大家不讀書、不幹事，天天空談“盡心知性”、“學道愛人”。這樣“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互相矇蔽，互相欺騙，把天下事情都荒廢了。結果“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運幹序》）。這是揭露朱、陸之流空談心性給社會帶來的流毒。陳亮以他的“事功”為標準，還提出做什麼人的問題。當時朱熹勸他要做三代以上的“醇儒”，他提出反駁：認為規規矩矩“不敢有一毫做作”，只會當古人傳聲筒的人，是沒有實用也不合時宜的。他提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的觀點，即認為古和今是不一樣的，不能完全以古代所謂聖賢的行事作準則。

一個人只要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不自妨為一世英雄。”這種觀點，是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的用人標準。陳亮給朱熹的信中還表示：他不願意做一個“以涵養為正”，只會修心養性的儒者，並諷刺當時一些讀書人，是“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為何物”。這種人只會講不能做，陳亮認為是沒有用的。由於宋朝的理學家往往把義理和事功對立起來，好象講功利就違背了仁義道德，如朱熹講“王霸之辨”就是貫串這種觀點。

▲影視劇劇照

陳亮指斥這種謬說，提出“功到成時，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認為事功和道德義理不是對立而是不可分的，只有功成事濟做出成績，才是有德有理。這是他“道在物中”的唯物主義觀點的發揮。當時朱熹還提出“三代（指夏、商、周）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的論點。還說“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朱熹：《答陳同甫》）。這裡朱熹一方面為他的“存天理、去人慾”反動命題，捏造歷史根據；另一方面宣揚歷史退化論，好象孔子之後，就是其道不行了。

陳亮也是從“道在物中”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批駁了朱熹這種唯心主義的復古論點，指出漢唐時亦是萬物阜蕃，萬物一樣繁榮滋長，為什麼“道”就不存在呢？陳亮認為整個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不能說一代不如一代，從而批判了朱熹的歷史退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