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談《悲慘世界》呢？在我閱讀的世界裡有兩座大山，一座是《悲慘世界》，一座是《戰爭與和平》，我一直很想去攀登。這兩部作品太重大了，規模非常宏大！現在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對當代作品進行過度解釋，很小很小的細節被賦予很多很多的意義。而對於古典的東西，或許因為它們結構複雜，於是我們便不談，這樣其實我們損失了很多重要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我必須來面對這兩部鉅作。當然在這兩大工程之外，我還有個餘興節目，將來有時間我也要去分析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偵探小說，她的小說我已經讀了70%，統統讀完可能也是一件蠻艱鉅的事情！這就是我的閱讀世界裡的三件任務！
2012年10月份，當我把我手裡的東西寫完的時候，我決定給自己放假，一個“讀書假”。幾年來，特別是在那兩三年裡，我一直不停地寫，幾乎每天都在寫，哪怕是在旅行的途中、飛機上、旅館裡，我都在寫，好像有一種慣性，寫到9月份，我就覺得應該暫時收尾了。這樣不停地用著已有的東西，好像快用光了，應該去讀些書！真要去讀書的時候，我就非常興奮，彷彿自己將面對一個很盛大的節日，非常愉悅！我覺得自己要開始過一段“好”日子了。從臺灣海運回來的兩箱書也到上海了。我覺得好有福氣，可以生活在文字這麼充盈的世界，可以有這麼多書讓我去讀！當我一本一本地去讀，基本是兩天一本、一天一本，我覺得這近乎是一種“奢靡”！一個人怎麼可以如此沉迷在這樣的快感裡面？我忽然感到應該讓這種快感抑制一下了，於是我搬出了《悲慘世界》。
其實，對於《悲慘世界》我做過很多的筆記，但當我決定真正要攻克這座堡壘的時候，我還是感到害怕。因為它是那樣複雜，它的複雜絕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複雜！因為它的情節又是異常簡單，它就可以簡單到這樣的程度，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它的故事。所以我特別強調一部好的作品，它的情節不能鋪得很開很開，拎起來就只有一句話。這樣的作品雖然複雜，但它絕不是龐雜、雜蕪的，它是有秩序的，這種秩序是可以提綱挈領的。那麼《悲慘世界》對我來說，它可以概括為這樣的一句話：“一個人也就是冉·阿讓的苦行、苦修。”這個人的修行不是在宗教場所，而是在世俗的人間，這個“俗世”就是用“悲慘世界”來命名的。
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故事，但當我真正面對它，我卻看到有那麼多的材料、那麼多的事件，我應該如何去鋪排它？我如何去想象這樣一位幾百年前的作家，他是如何來安排他的故事、他的人物和這些不同的場景？
這裡順便說一下我對“現實”的理解，雨果最後完成這部作品的時間應該是1862年，而他所寫的故事主要發生在1831、1832這兩年，與他寫作的時間已經相差了三十年，但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雨果是個不關心現實的作家。因此，我們應該將反映“現實”的尺度放寬，不要以為反映“現實”就必須是反映當下的、今天的現實，我覺得這應該有一個寬度，對“現實”最起碼寬容到100年間。像雨果這樣積極的、非常接近世俗的作家，所創作的《悲慘世界》，是寫三十年前的，發生在1831、1832年的故事，背景則是法國大革命，1793年。這就是作家考量現實的耐心和定力。
還有一點，我想作一個解釋。1994年我在復旦大學開了一門課，整個課程都用來說明我對小說的看法，我坦白我的觀點至今未變，所以今天我解釋《悲慘世界》，仍舊是以我當時的觀念，這個觀念就是：小說不是直接反映現實的，它不是為我們的現實畫像，它是要創造一個主觀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不真實的，於是造成它的兩難處境，因它所使用的材料卻是現實的。這是因為小說世俗的性質，和詩歌、繪畫都不一樣，它在外部上與我們生活的世界是相仿的。如我這樣的寫實主義者看小說的方法和閱讀的角度，一定有著自己非常主觀的立場，因而我今天對於雨果這樣一位浪漫派作家的解釋可能完全是不對的，完全背離了他的初衷的，但今天我仍然要把我的閱讀經驗告訴給大家，或許能讓大家多少受些啟發。
我想，寫實主義者有這樣一個特徵，他們生性對生活的外部有種迷戀，他們比較喜歡生活外部的細節、面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覺得生活特別好看，生活的好看是因為合理，總是從人的需要出發的，出於人的需要的存在，會給人一種非常有秩序的感覺。對我來講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簡單，我要把好看的東西都獵取過來作我的材料，創造我的主觀世界，這些材料非常精美，當然不是所有而是指其中的精華。所以我這樣的寫實主義者是很難脫離生活的現實去談小說的，因為我們不能創造一個神怪的、離奇的故事，也不會塑造一個仙人、超人、俠客，我們的理想就是要寫一個與你、我、他有著相似的表面卻有著和你、我、他完全不相同的內容的人。
以上是我所作的解釋，現在可切入正題了。
01時間和空間我剛才所提到的概括《悲慘世界》的一句話是：一個人即冉·阿讓的修煉過程，他修煉的場所就是在悲慘的人間。我將他苦修過程的時間和空間作一個介紹。
時間上是1831年和1832年，這是故事集中發生的時間，小說用整整一個章節談這兩年。在這之前的時間階段有兩個需要重視，其中一個是拿破崙的“百日政變”，我們熟悉的說法是“滑鐵盧敗北”，發生於1815年。雨果用了一個非常優美的倒敘的方式：1816年有個行客來到了烏古蒙，他在非常優美、寧靜的農村田園風光裡，走過一個農家院落，看見一個姑娘在幹農活，姑娘邊上放了一些農具，周圍很安靜，太陽非常好。他看到門上有坑坑窪窪的地方，村姑就告訴他，那是去年滑鐵盧戰爭所留下的。這就像我們中國的一句古話，“要問朝廷事，請問砍柴人”，一個轟轟烈烈的事件在一年以後就歸於了平靜。然後他再回述當年戰爭的很多細節，從幾個方面來說明當時戰爭的神奇性。當時拿破崙打的這場戰爭，到了雨果筆下當然不會是真實和客觀的，可以肯定有很多從他自己需要出發的虛構的地方。他描述這場戰爭的時候，特別強調細節，比如天氣，下了一夜的雨，地比較泥濘，炮隊就沒有準時到達地點，這是一個很偶然的因素，但這些很小很小的變數在拿破崙絕對優勢的戰役裡成了決定性的轉折因素。他寫得非常仔細，很有趣，他一節一節地寫，又比如碰到了一個不成熟的嚮導，指錯了路，還比如沒有好好看地形，再是軍情刺探得不夠準確。總之都是非常小的並不足以影響整場戰爭的過失，結果卻使戰爭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當雨果敘述完這場戰爭的時候，他說了這麼幾段話作結束：這場戰爭即使沒有這些變數的話，拿破崙他也要輸的！他為什麼要輸？是上帝要他輸，上帝是絕對不能讓他贏的！為什麼呢？因為出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歷史再也不是英雄的歷史！因此，拿破崙的覆滅實際上是意味了一個民主的時代的崛起。好，拿破崙戰敗了，到滑鐵盧為止，這個時代沒有英雄了。
再次說明，我完全是以我的閱讀方式敘述，不是按照作者寫作小說的方式敘述。作者雨果的想法，已經無從推測了。
大作家就是這樣，當他在敘述大的事件的時候，好像漫不經心地用了幾筆，但這幾筆就為後來的故事埋下了伏筆。什麼伏筆呢？當戰爭打完、遍地橫屍的時候，從遠方走來了一個人，這個人顯然是個無賴，這個無賴在戰場上東看看、西看看，看屍體上有沒有什麼值錢的佩帶，這是一個趁火打劫的人。忽然，他看到在屍骨堆裡有一隻手，手上戴著一塊金錶。於是，他為了得到金錶，就把這隻手從屍堆裡拖出來，拿走了這隻金錶。而他把這隻手拖出來，倒在無意中辦了一件好事。那個人本來是被屍體死死地壓在底下的，被拖出來之後，呼吸了新鮮的空氣，忽然清醒過來。軍官很感激這個人，就問：“你是誰？我將來一定要報答你！”那個盜表的無賴說他叫“德納第”。從此，軍官就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名字。在這個戰役中這件事情是非常微小的，它不是一個顯筆。可事實上，這裡已經有兩個人物出場了。一個是德納第，他在芳汀的女兒珂賽特和冉·阿讓的生活命運當中起著很大的作用，他是一個小旅館的店主；還有一個人是彭邁西——珂賽特的戀人，馬呂斯的父親。在介紹大背景中，不經意間出場了兩個人物，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大手筆。當我們寫小說的時候，或者是完全撇開我們的故事寫背景，儘管寫得波瀾壯闊，但我們的人物是介入不進去的；或者就是讓我們的人物孤立地擔任角色，然後你就很難把他們與重要背景調和了，而雨果就是能夠這樣漫不經心地讓人物從容顯現於背景中。
雨果寫滑鐵盧敗北是為寫1831年和1832年作準備，我覺得他是為了寫一個巴黎民眾的狂歡節，這個狂歡節需要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沒有英雄了，民眾起來了，這是走向1831年和1832年的重要一節。
插入一下，雨果對民眾有一種特別強烈的矛盾心情，在他的小說中，民眾都是一個歌舞的背景，都擔任了一種大型歌舞的群眾角色，非常歡騰、非常鮮活，可是同時民眾身上又有非常糟糕的弱點，最後都要有一個神出現，把民眾給領導起來，這就是雨果浪漫主義的體現。拿破崙滑鐵盧敗北
第二個需要重視的時間階段是拿破崙的政變失敗，然後路易十八登位。這段日子他寫得非常有趣。這是在法國大革命失敗的日子裡，已經基本上看不到一點革命的可能性因素，在這段時間裡的法國巴黎，有一種奢靡的氣氛，非常享樂主義，街上出現很多新時尚，知識分子開始為民眾寫作文藝作品，就像流行音樂和肥皂劇。讓人覺得經過革命以後，整個法蘭西很疲勞，需要好好休息來喘口氣。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故：四個大學生在巴黎讀書，他們勾搭了四個女工，其中一個人就是芳汀。這些女工很快樂，她們沒有道德觀念，和大學生們及時行樂，郊遊啊、做愛啊，但是這四個大學生當然不會真正屬意於這些女工的。時間在一天一天地過去，終於有一天，四個大學生在一起商量了一個遊戲：就是帶著這四個姑娘到郊外去野遊，縱情快樂一場，然後不告而別。對於這樣的結果，其他三個女孩子都無所謂，他們走就走了，可對芳汀來說這件事情很糟糕，因為她已經有了和大學生的一個孩子。芳汀是個很本分知足的人，她一點沒有想到要用孩子去要挾那個大學生，這樣，她就成了一個單身母親。在這個時間階段裡邊，故事不經意地開頭了。
接著時間就走到了1831年和1832年，這是雨果要著重描述的階段，重要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一個沒有英雄的民主時代、一個世俗享樂風氣造成苦果的時代，慢慢地走到了1831年，苦果開始成熟了，它會釀出什麼樣的故事呢？這是故事的時間條件。
空間上，主要場合是巴黎。雨果非常鍾情於巴黎，他對巴黎的描寫非常美、非常壯闊，寫出了這個城市的性情。當然，走向巴黎也是有準備階段的：第一個是苦役場，文中雖然沒有出現大段的正面描述，但這個苦役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空間舞臺；第二個是靠海邊的蒙特伊城，在這個城市裡，冉·阿讓成為一市之長，地位升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對於冉·阿讓，苦役場是地獄，蒙特伊城是天堂，巴黎是人間。冉·阿讓的苦行一定是在人間進行的，他是在人間修煉的，因為地獄會把他變成魔鬼，而天堂又太不真實了。所以他必須來到巴黎，巴黎才是他真正的修煉場。
對巴黎這個地方，雨果寫得真是大手筆！為講述方便，我把它分為硬體和軟體。首先，硬體，也就是佈景的性質，有這麼幾個場所：一個就是戈爾博老屋，這是冉·阿讓把珂賽特從鄉下領到巴黎來的第一個藏身之所，是一個非常荒涼的、靠近郊區的一個場所。在戈爾博老屋周圍都是一些悲涼的場所，瘋人院、修女院、救濟所。再一個就是普呂梅街，這是冉·阿讓帶著珂賽特離開修道院後安居樂業的地方。在這個花園裡面，馬呂斯和珂賽特曾在一起談情說愛。這個場所給人感覺非常奇妙，我們現代人已經沒有想象力去寫一個浪漫的場所，我們的浪漫主義走到了咖啡館裡，真是不知道浪漫是怎麼回事情。
這普呂梅街我們待會兒再講，它是如何為一場浪漫劇構置舞臺。還有一個地方場所是科林斯酒館，就是街壘戰的那個地方，指揮所，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酒店歷史挺長，外表看起來很齷齪，牆上都是油煙汙跡。這就是歷史在物件上留下的印痕——垢。科林斯酒館是個積垢很厚的地方。
以上這些都是地面的構造，地面以下的空間是下水道。“下水道”的描述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我向大家坦白，雨果在這個“下水道”裡還寄託了很多的含義，而我現在卻不能夠真正瞭解。他那麼耐心地去寫那個下水道，呈現出的場景非常恐怖，骯髒黑暗，可你又被它折服，你會覺得它是那麼宏偉、充滿了彪悍的人力，似乎是人文主義的一座紀念碑，在它面前，善與惡的觀念就變得很渺小。儘管我至今未曾完全理解它的涵義，但不管怎樣，它使我看見了這個城市的立體圖。
地面以上的空間，可以說是巴黎的光芒，巴黎最輝煌的建築——街壘。這個街壘真是讓我吃驚。雨果寫1831、1832年，大學生，工人搭的街壘，可是他沒有寫得太多，他是這麼寫的，“你們有沒有看見過1848年的街壘”。1848年發生了真正推翻波旁王朝的二月革命，可以說法國大革命到此才最後成就，塵埃落定。他用一章的篇幅寫了兩座街壘，一座是廢墟一樣，以各種物件——大的有半間披廈，小的有白菜根——犬牙交錯堆積起來；另一座卻是精密地用鋪路石砌成，平直，筆陡。前者有著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後者則是嚴格的紀律性。我覺得這個街壘砌出了大革命的形狀。
以上是硬體。
和這些硬體形成對比，分庭抗禮的就是他筆下的人物，即他的軟體。我覺得雨果的作品特別能夠改編為舞臺劇，那麼多的人物，做著不同的姿態、發出不同的聲音，氣勢恢宏。
雨果筆下人物最大的基座是市民，這一階層是最寄託雨果的同情和批判的階層。市民階層中有一個代表人物，叫馬伯夫先生，他是一個教堂財產管理人，一個生性淡泊的老人。他在教堂裡進進出出目睹了很多事情，他注意到，每到禮拜日就有一箇中年男人，臉上帶有傷疤，好像有過軍旅生涯，很失意的樣子，總是偷偷地在柱子後面注視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小男孩做彌撒，老人一直目睹著這個場景。這個小男孩就是馬呂斯，長大以後有一天，他又來了，而此時他的父親已經死了。老人就告訴馬呂斯：“以前，他每個禮拜來看你，他非常非常愛你！”這一句話深深地觸動了馬呂斯，促使馬呂斯轉變了世界觀。這位老人最後死得非常壯烈，所以我要說他是市民的一個代表人物，他是在懵懵懂懂的狀態下走到了街壘戰的中心。他非常溫和、安靜、單純，一生只有兩個愛好——植物和書，他是版本學家。他沒有大的奢望，可是他還是發現世道在越來越走下坡路：他的兄弟去世，他的公證人侵吞他的一點點財產；七月革命引起圖書業危機，他寫的《植物誌》沒了銷路；他的收入越來越少，心愛的珍本一點一點出手；一次次搬家，越搬越偏遠；他完全不知道生活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完全不知道背後的政治的、歷史的原因。最後，他壯烈地犧牲在了街壘戰中。
還有一個群體是流浪兒。雨果筆下的流浪兒會讓你感覺到他們那種非凡的快樂，他覺得他們是巴黎的種子，巴黎的孩子，他們在汙濁的生活裡面打滾，但由於他們天真、純潔，所以他們居然很健康，他寫流浪兒寫得非常有趣，充滿了熱情和喜悅，他很喜愛這些小孩！他們沒有對生活的要求，只需要一點點條件就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可他們卻那麼開心、快樂，把這個悲慘的世界看成了一場遊戲。在他們裡面也有一個代表人物——小伽弗洛什，他是德蒙第的兒子。德蒙第家共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很受寵，而他卻很早就被父母一腳踢到街上，是個有家不能回的小孩。這個小孩也很令人驚訝，他最後也是犧牲在街壘戰中，他把街壘戰也看成一場遊戲。這裡也許就包含了雨果對革命的一種看法，雨果認為革命是一場壯麗的遊戲，因為在上帝眼裡人人都是頑童。這個孩子非常熱烈地參加到戰爭中去，後來因為跑出街壘掩護，拾撿武器槍彈，被政府軍擊中。
雨果特別強調這在街壘戰中犧牲的一老一小，這一老一小都是他心目中巴黎最好的人物，可以說是巴黎的世俗精英。
那麼還有一隊人他認為是光芒，是整個法蘭西的光芒，就是大學生。大學生是街壘站的領導者，他們在流浪兒的純潔之上增添了理性，在市民的生命力之上增添了理想，他們是法國大革命孕育的胎兒。他這是一級級往上走，底下是市民，上面是流浪兒，再上面是大學生。沉在“市民”這個地平線之下還有兩層，一層是警察，這是國家機器，其中的典型形象，就是沙威。沙威是這個人群的一個代表，關於他，大家瞭解得可能比較多。再底一層是黑幫，黑幫是以德納第為代表的，德納第的筆墨非常多，他在冉·阿讓命運中擔任了較多的任務。這是故事整個發生的時間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