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古代封建社會，任何一個帝王的婚姻都不是單純的夫婦人倫關係，它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或者說帝王的婚姻深切地影響了政治，政治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帝王的情感與婚姻。

正如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外戚世家》開篇記載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他認為，自古受天命的開國帝王和繼承正統的國君，不僅僅有過人的學識與崇高的美德，另外在政權統治的過程中也受到了外戚的幫助，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中國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社會的政治舞臺上，外戚憑藉掖庭之親成為統治階級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中佔有特殊地位，在政治執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外戚世家》正是一部描寫外戚榮辱興衰的著作，它記述了漢高祖至漢武帝五代漢朝皇帝的后妃及后妃親族的興衰史，以皇后及皇后的親族為主。這幾位漢代帝王的皇后們不僅深切影響了當時的朝政，更有甚者，直接改寫了歷史的走向。

每一代帝王后宮的妃嬪們彼此之間明爭暗鬥的背後無不與政治利益密切相關，或為爭寵，或為爭權勢。因為后妃一旦得寵，不僅自身獲利巨大，達成"子為儲，母為後"的政治目的，還能惠及家族，父母兄弟也能夠立即青雲直上，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就像《外戚世家》中的呂太后呂雉、薄太后薄姬、竇太后竇姬、王太后王娡以及衛皇后衛子夫，她們都是一朝得勢後，便大肆分封親族好友，將他們封侯拜將，權勢富貴無所不有，盛極一時。而這些皇親新貴往往成為影響王朝政局的重要勢力。

在大漢王朝，帝王們與外戚勢力之間的關係更是緊密交錯，密不可分，外戚勢力貫穿大漢王朝的始終。那麼，以《史記·外戚世家》為例，分析一下漢代治國，為何必須需要依靠親戚？這其中，有兩大方面的原因。

1. 國家政權穩定的需要

在西漢時期，外戚勢力之所以能壯大、成為氣候，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政治需要。從皇后到太后，這些女性輔佐兩代君主，同時又是君主身邊最親近的人，故而她們在帝王家族中的地位及影響力都是舉足輕重的。

（1）太后外戚勢力的鞏固

太后，是對古代社會帝王母親的尊稱。在西漢王朝，太后的權利較之後世都比較大，一是因為當時女性地位的相當高，再就是西漢帝王們推崇"以孝治天下"，故而太后成為帝王家族成員裡面最有權威的一位女性。

帝王，特別是剛登基的新帝，基本上都對母親言聽計從，對母親的言行不置可否，故而太后在政治抉擇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皇帝年幼無知、昏庸無能時，為了政局的穩定，太后往往會臨朝稱制。這就為外戚進入朝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當幼帝成年開始執政，為了穩固政權，自然而然的就會依靠母族，這也為外戚的壯大提供了條件。從這一點來看，外戚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

比如，西漢時期最早臨朝稱制的當屬呂太后。孝惠帝劉盈"仁弱"，然而呂后"為人剛毅"，漢高祖劉邦駕崩後，政權就牢牢的控制在呂太后的手中；後來，孝惠帝駕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呂太后臨朝稱制。掌握實權的呂后大力扶植呂氏外戚，呂氏集團日益龐大。在呂太后統治期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使漢朝經濟恢復發展，輕徭薄賦，黎民安居樂業，為文景之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還比如，竇太后好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在她輔佐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代帝王時期，對漢初的經濟恢復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竇太后及竇氏外戚的輔助下，文景時期出現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為漢武帝朝的強大打下了基礎。

所以，太后的臨朝稱制在某個時期，某種程度上來看，對國家的穩定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2）帝后夫妻關係的保證

中國古代的國君、天子或者皇帝，一直是一夫多妻制。其中，皇后作為後宮之主，皇帝的正妻，皇位繼承人的母親，有著特殊的家庭地位，也是皇帝可親可信的人。故而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帝后相互依靠、相互"利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比如，呂后依父母之命配與劉邦，先是成為劉邦生活的賢內助，對他不離不棄，為他分憂解難；後來，劉邦登基大寶，呂后為人剛毅果斷，有謀略、審時度勢，而且心狠手辣，成為劉邦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對大漢江山的穩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漢高祖帝后二人起於微細，在經歷社會階層的轉變中，形成為並肩作戰的夥伴。

再比如，漢武帝的皇后衛子夫受盡寵愛，衛氏家族也就越來越顯赫，封侯拜將，勢傾朝野。衛青被拜為大司馬大將軍，衛皇后的外甥霍去病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衛氏家族對漢武帝忠心耿耿，保家衛國，為大漢王朝的邊疆穩固立下了汗馬功勞。

所以，為了皇權的穩定性，皇帝就必須倚重那些他認為可靠的肱骨，比如可以信任的皇后一脈；而皇后為了永固自己的地位，又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族親友。這樣皇后一脈的外戚與皇帝就有了一致的利益，兩者互為利用和成就，進而達到"雙贏"的目的。

（3）皇帝的平衡策略

由於外戚身份的特殊性，一旦其勢力膨脹到一定程度，或穢亂朝綱，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為皇帝所不容；或威脅到了帝王的皇權穩定性和完整性，被羽翼已豐的帝王藉機予以打壓剷除。

比如，西漢初年，呂后重用諸呂，呂氏外戚盛極一時，權傾天下，進而打壓、殘害劉邦寵姬及劉氏子弟，使劉氏宗族的發展受到限制，引起諸劉氏不滿，最終呂后死後，劉氏子弟及元老功臣合力消滅了呂氏集團。呂氏外戚從此退出朝堂。

還比如，漢武帝即位之初毫無根基，統治的實權掌握在竇太后手中，所以時時受制於竇太后。在竇太后去世之後，漢武帝親政，開始了剝奪外戚竇氏權利的鬥爭，他依靠於母親的外戚田氏來打壓舊外戚竇氏。等到將外戚竇氏逐出了朝堂後，漢武帝又把目標指向了田氏集團，然後經過各種手段也將外戚田氏趕下了政治舞臺，將皇權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在漢武帝年老之時，他寵愛鉤弋夫人，並且想要立她的兒子為皇帝，但是又因為太子年幼，無法勝任朝政，而"主少母壯"極易形成女主專權，外戚橫行，所以為了政權的穩定，漢武帝毅然將鉤弋夫人賜死，杜絕外戚專政的局面。

所以，當太子登基帝位之初，為了江山的穩固，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會依靠母族和妻族的外戚勢力，而外戚勢力干政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確實起到了穩定政局的積極作用。

但是當外戚勢力壯大，而帝王又羽翼豐滿，兩者為爭奪最高統治權，勢必會產生矛盾。至於鹿死誰手，那要看誰的段位更高一籌了。在西漢王朝，既有不戰而敗、將權勢拱手相讓的孝惠帝；也有不斷積蓄力量，壯大自己的實力，最終成就一番霸業的漢武帝。

2. 西漢人才選拔制度的弊端

為政之要, 首在得人。人才，乃立國興邦之本，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需要為國家出謀劃策的能臣謀士，需要滿腔熱血奔赴疆場的將軍戰士，需要滿腹才學的文人大儒，也需要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士農工商，無不所用。

大漢王朝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途徑也有徵闢、察舉、軍功、貲選、任子等等。其中，薦舉與考試並行的察舉制是當時漢代選拔人才和官吏最主要的一種方式，也源源不斷地為朝廷選拔和輸送了大批的人才，出現了"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局面。

從一定程度上來看，察舉制協調了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的分配，部分地滿足了中下層地主分子參政議政的願望，對政權的鞏固起到巨大的影響。而且，它還奠定了以後歷代平民參政的基礎，對後世衍生出的科舉制所產生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限於時代發展的侷限性，察舉制在選拔人才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失誤和弊病。隨著世族地主階層逐漸走上政治舞臺，選舉完全被權門世家所把持操縱，導致整個選官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弊端叢生。

兩漢徵辟察舉之權掌握在極少數達官貴戚之手，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措施作保證，察舉不實、所舉非人的現象常有發生，進而導致社會上賄賂公行，營私舞弊之風盛行；在朝堂上，帝王無人可用的局面。故而，這也是皇帝之所以重用外戚勢力的原因之一。

君主需要外戚，自然賦予外戚極大的權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外戚勢力越來越大，甚至出現了功高蓋主或者權傾朝野的現象，這樣皇帝就開始打壓外戚，舊外戚就失去了皇帝的寵愛與信任，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然而新的外戚又會出現，新舊外戚交替，週而復始。

比如，漢武帝寵幸歌舞伎衛子夫，由此衛氏家族都得到了重用，像是衛青從一個馬奴一舉提升為大將軍，衛子夫的兩個姐夫——公孫賀、陳掌都得到提拔。後來，衛子夫在後宮一舉封后，母儀天下，衛青及其外甥霍去病以軍功起家，封侯拜將，衛氏家族支屬有五人封侯。這樣外戚衛氏就形成了"貴鎮天下"的局面。此後，漢武帝又開始扶植新的勢力，打壓外戚衛氏集團。

總而言之，封建君主一方面不得不依賴於皇后、太后及其外戚勢力來鞏固皇權穩定；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壓制、利用和平衡這些外戚勢力，以防其做大，形成憂患。因此兩者之間成為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係。

特別是在西漢初期，諸侯王勢力增大，威脅到漢王朝的統一與鞏固。所以，皇帝不得不利用其他力量來與之相抗衡，這時外戚就是最可靠的力量。而外戚勢力過大，威脅皇權時，皇帝又會拉攏其他勢力來打壓抗衡，從而鞏固皇權的統治。

縱觀整個歷史，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帝王們所依靠的力量不外乎外戚、宦官和權臣，他們在帝王的扶植下，權勢地位此消彼長，交替出現，就這樣輪迴重演著一幕幕主角不同而劇情相似的歷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