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顧頡剛書信集》卷三1947年9月23日致白壽彝的信，顧頡剛說，“范文瀾、翦伯贊們編的書各處暢銷，為什麼我們不能與之爭鋒呢？”這一年，顧頡剛55歲，在史壇已經耕耘了近30年，他為什麼要雄心勃勃地提出要“爭鋒”？范文瀾、翦伯讚的什麼樣的著作如此暢銷？顧頡剛準備拿什麼與範、翦 “爭鋒”叫板？
顧頡剛與范文瀾是北京大學哲學門的同學，在大學期間所攻習的課業也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顧頡剛與范文瀾所接受的學術風氣、學問路數、緊跟的師長還是有些差別。顧頡剛跟從新派學者胡適、錢玄同，在史學領域，掀起疑古辨偽的學術思潮；經學領域以今文經學為主，思想趨新，大膽解放，有勇猛開拓的勇氣。范文瀾則師從舊派學者陳漢章、黃侃、劉師培，攻讀《文心雕龍》、加入《國故》月刊社，經學領域以古文經學為主，思想相對保守，學問以箋釋、考據為主。顧頡剛、周予同、王伯祥等組織樸社，范文瀾是樸社成員之一。1926年，顧頡剛編輯出版《古史辨》，形成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古史辨”學派。因為在學術界成名比較早，儼然一個學術山頭。范文瀾所專精的是傳統文史箋釋考證之學，名氣比顧頡剛遜色不少。范文瀾擔任天津南開大學國文系主任多年，南開國文系停頓了，範失業了，顧頡剛寫信給胡適，說范文瀾著有《文心雕龍講疏》和《群經概論》等著作，為學很篤實；顧頡剛在信中向胡適介紹說，他在廣東立住陣腳擬打算請范文瀾標點《十三經注疏》。（《胡適來往書信選》第439頁）。顧頡剛在廣東學界沒有站穩腳跟，范文瀾標點《十三經注疏》也告吹了。
史學家顧頡剛
顧頡剛、范文瀾學術經歷不一樣、政治立場也有不同，之後兩人幾乎沒有什麼來往了。1935年，范文瀾因為支援河南大學學生抗日運動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經蔡元培營救後，范文瀾出獄即投奔延安，毅然選擇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政治信仰。范文瀾作為到延安的高階知識分子，很受黨中央重視，他曾在延安公開演講中國經學演變史，很受毛澤東主席信任。1941年，延安馬列學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下設九個研究室，中國歷史研究室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兼任主任，該室設近代史、農民土地和民族三個組。范文瀾主持編寫的歷史著作沒有以個人署名的方式出現，而是以中國歷史研究會署名。
著名史學家范文瀾
抗戰時期，延安中國歷史研究會在國內政治和學術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引起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慌亂與忌恨，國民黨政府內部也出現了要創辦中國史學會的強烈呼籲。1941年7月，顧頡剛、繆鳳林、金毓黼、黎東方提議成立中國史學會。1943年3月24日，中國史學會在重慶成立，主席是顧頡剛。顧頡剛認為成立重慶中國史學會，是與延安中國歷史研究會打擂臺，顧氏當選為主席與范文瀾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正好登對，這應該是顧頡剛給白壽彝信中所說的“爭鋒”意思之一。重慶中國史學會理事有二十一人。我不嫌麻煩把名單抄在這裡：顧頡剛、傅斯年、黎東方、雷海宗、徐炳昶、陳寅恪、金毓黼、錢穆、朱希祖、吳其昌、胡適、繆鳳林、柳詒徵、姚從吾、沈剛伯、黎錦熙、衛聚賢、蕭一山、張其昀、陳安仁、陳訓慈。（王煦華《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史學會》，《歷史文獻》第四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這個21人的理事中缺少一個很重要的史學大師陳垣，陳垣可能在滯留北平無法與會。
中國史學會的歷史紀錄
顧頡剛對中國史學會十分不滿，他在日記中恨恨地寫道，估計是蔣介石發條子給教育部，條子上有他的名字，教育部不得不把顧抬出來裝門面，好向委員長交差。但陳立夫為部長的教育部還是十分排斥顧頡剛的。（王煦華《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史學會》，《歷史文獻》第四輯）。為什麼排擠顧頡剛呢？因為此時此地，個性彪悍的顧頡剛把胡適、傅斯年、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腕都得罪了。尤其是中央大學歷史系的著名史家如柳詒徵、朱希祖、繆鳳林等對顧頡剛這個死對頭統統不買賬。陳立夫嘲笑顧頡剛給大禹定生日，繆鳳林乘機寫文章挖苦顧頡剛，陳立夫就借繆鳳林的話打壓顧頡剛。（《世紀學人自述·顧頡剛自述》第41頁）中國史學會創辦了《中國史學》刊物，創刊號輪不上顧頡剛主編，負總編之責的而是繆鳳林。所以，顧頡剛在中國史學會成了孤家寡人。
這一卷有《顧頡剛自述》
顧頡剛還有膽氣向白壽彝說要與范文瀾、翦伯贊“爭鋒”，那麼他“爭鋒”的班底是什麼人呢？那只有顧頡剛創辦《禹貢》學會和史地通俗叢書編輯社的一班人馬。這些年青的史學家計有譚其驤、白壽彝、張西堂、鄭德坤、馮家昇、史念海、聶崇岐、侯仁之、張維華、顧廷龍、朱士嘉、童書業、王靜如、吳豐培等。但這些人並非都在重慶，分散在全國各地，很難得通聲氣，因而顧頡剛與范文瀾、翦伯贊“爭鋒”的學術班底並非想象的那麼紮實、可靠。
《禹貢》學會會員合影
退一步而言，顧頡剛要“爭鋒”的究竟是范文瀾、翦伯贊哪些著作十分暢銷呢？顧頡剛沒有說出口的范文瀾的暢銷書即是《中國通史簡編》。這部《中國通史簡編》1941年就開始出版了，當時的編輯者為中國歷史研究會，具體的撰寫人有謝華、唐國慶、佟冬、尹達、葉蠖生、金燦然、范文瀾。主編者是范文瀾。這部書從1941年初版到1949年5月已經出了三個版本，發行量很大。顧頡剛眼中的翦伯讚的暢銷書應該是《中國史綱》和《中國史論集》第一集、第二集。顧頡剛可能根本不清楚翦伯贊這些歷史著作幕後出版人的深厚背景。翦伯讚的《中國史綱》和《中國史論集》第一集、第二集的出版社為文風書局、國際文化服務社。文風書局是貴陽《中央日報》的周杰夫創辦的，總編輯為韓侍桁，而董事長則是湖南常寧人蕭同茲，蕭時任全國新聞聯合會主席，在新聞出版界勢力很大。國際文化服務社的董事長也是蕭同茲，背後有中共秘密黨員左恭支撐。（韓侍桁《我的經歷與交往》，《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翦伯贊為國民黨元老覃振的小同鄉，他又在為馮玉祥講解《中國通史》，他的史學著作不暢銷才怪呢！
年青的史學家翦伯贊
顧頡剛曾對白壽彝說，他自己的性格是“好大喜功，貪多務得，永遠忙迫，為事所困。”所以他的攤子搞得很大。顧頡剛既然要與范文瀾、翦伯贊“爭鋒”，就得拿出自己的套路和辦法。顧頡剛有何辦法？1943年顧頡剛發起史地通俗叢書編輯社時有一個撰寫出版《中國名人傳》的宏大計劃，顧說要編輯160冊，寫15種專史，即種族史、疆域史、交通史、外交史、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生活史、宗教史、教育史、科技史、思想史、藝術史、文學史、語言史；在這個基礎上再撰寫一部《中國通史》。而10多年前顧頡剛給學生鄭德坤寫信說，寫一部通俗的《中國通史》年銷行一萬部，一切就好辦了。可見顧頡剛是要用寫《中國通史》賺錢，而並非為了寫傳世之作。因為計劃龐大而人力、精力、物力、能力皆遠遠不夠，即使顧頡剛創辦了大中國圖書局，且自任所長兼總經理，但還是無法拿出暢銷的著作和范文瀾、翦伯讚的《中國通史》“爭鋒”。所謂“爭鋒”也只是一個留在口頭上的笑料罷了。
范文瀾的不朽史著《中國通史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