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明清之際，唯物主義者顏元強調“力學致知”、“習事見理”的唯物主義經驗論，批判“理在事上”、“知先行後”的唯心論的先驗論，併力圖把當日所形成了的脫離實際的學風，拉回到“經濟事業”方面來，因此“經世致用”的主張，成為這一時期反對唯心主義理學思潮的中堅。而顏元的學說，也就一直遭到唯心主義理學衛道者的汙衊和攻擊。如當時的張伯行就攻擊顏元學說為“霸學”，是“可以殺人也”。就是一例。

顏元（公元1634-1704年）字易直，又字渾然，清直隸省（今河北省）博野縣人。幼年家貧，曾被出賣給人當養子。

▲清初思想家顏元

青年時曾從事“耕田灌園”，參加過一定的農業勞動。中年以後，體會到“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自己改名為習齋。清朝的官吏，先後多次表彰他的“德行”，勸他出來當官，都遭到拒絕。晚年曾一度主持書院工作，教其學生“積學待用”。不久辭職歸裡。顏元曾經習醫賣藥，又是一個著名醫生。他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篇》、《習齋紀餘》、《四書正誤》和《朱子語類評》等。

顏元畢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鄉村度過。長期的鄉村生涯，使他觸及到較多社會現實問題，和對人民的疾苦比較瞭解，也使他對於處在“宋儒赫赫之炎勢”的思想統治下，所形成了的“空口講誦，靜坐冥想”的脫離現實的治學方法，深感不滿。他揭露這種方法“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更少”，等於“謀道而不謀食”。所謂“謀道而不謀食”，就是指紙上的空談，“無視天下之德，天下之用，天下之生”（《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案》），“令飢寒者立死，露處與疾病者立斃”（《習齋紀餘·閱張氏王學質黃應》）。這樣就更不要說“謀功”與“謀利”、“計功”與“計利”了。

▲劇照

所謂不計功不計利，就是指不講功利主義，“天下不惟不利，且將無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如果讓這種只“謀道”、不“謀食”，甚至不計功不計利和不謀功不謀利的情況繼續下去，不僅“能無飢乎”（《言行錄。教及門》），而且勢將同宋王朝一樣，陷落到金人手裡。（《存學篇》）由此可見，顏元提出的功利思想，矛頭是直接指向唯心主義的理學，力圖將治學態度和方法從空疏無用的、脫離實際的歧途上扭轉過來，即提倡所謂“經世致用”的“實學”。

顏元批判理學，不僅針對理學家的治學態度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對理學的理論基礎的種種謬論，進行尖銳的批判。他以“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的理氣統一的唯物主義一元論，批判程、朱“理在氣先”的唯心論觀點。他指出：“若無氣質，理將安附？”（《存性篇》）這就肯定了物質之氣決定精神之理，從根本上批判了朱熹“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的唯心主義觀點。他又指出：作為宇宙萬物的實在是“氣”，而宇宙萬物川流不息地往來代謝是“數”。

▲上頂上的風景

物質的氣不斷變化發展著，總的規律的正確反映叫做“理”。理所反映的物質世界發展規律，不僅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會生活，“見理於事”。他說，“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存學篇》）這又從根本上批判“萬殊一本”－千差萬異事物本源於先驗之理，和“人得天地之理以生”的唯心主義對“理”的歪曲。顏元以“見理於事”、“習事見理”的唯物論觀點，對於認識論中知和行的關係作了新的解釋，提出“身實學之，身實習之”，強請實行的決定作用，反對唯心論的先驗論，使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放出超越前人的異彩。

他認為“格物”關鍵在於“力行”。格物的“格”字是“指手格猛獸之格”，就是做的意思，格物就是“謂犯手實做其事，即孔門六藝之學”（《言行錄·剛峰第七》）。所謂“手格猛獸”，有著鬥爭的意義；所謂“孔門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只有“犯手實做其事”，“親下手一番”，然後才能“致知”－獲得知識。這樣，顏元強調透過對具體事物的實習以明理，而且要自己動手去做，才能對客觀事物有所認識，從而有力地批判了程、朱學派脫離客觀事物的所謂“窮理”。

▲拱手禮

他舉出一些例證來說明“力行”的重要性，如只有吃過蔬菜，才能知道蔬菜的味道；只有透過“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的實踐，才能真正懂得醫病，否則，儘管讀盡《黃帝素問》、《金匱》、《玉函》等醫書千百卷，還不能稱為真正懂醫，不能成為真正的醫生。（《存學篇·學辨一》）他進一步解釋了知和體的關係，即認識和客觀事物的關係。他說：“知無體，以物為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為體。”（《四書正誤·大學》）人的認識過程是從客觀到主觀，只有人的感官接觸到具體事物才產生感覺，如眼睛看到具體事物，才會有形和色的感覺。

顏元強調透過具體事物的反映而產生認識，這就有力地批判了程朱、陸王離開實踐而空談“窮理”的唯心主義思辯方法。他指出，儘管“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辯幾十層，總不能知。”如果“絕事離群，以求治心”，“率天下入故紙堆”中；其結果，“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愈無識，辨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

▲讀萬卷書

這些批判，針對著程、朱理學家們動輒“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反對無條件對古人頂禮膜拜。這種主張習行的觀點是十分鮮明的。因此顏元提出，求知在於實行。讀書固然是求知的一種方法，但“讀書乃學中之一事”而已，不必全副精力用於讀書；認為“讀書無他道，只要在行字著力”（《言行錄·第二》）。

顏元反對的是脫離實際的讀書方法，反對理學家的閉門“誦讀”，所以他特別強調“踐履”、“力行”的決定作用。“踐履”、“力行”在於“主動”，不能學程、朱學派那樣“主靜”。“主動”的意義是：“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言行錄》）總之要“身體力行”，“身實學之，身實習之”。

▲觀看風景

程、朱學派所謂“主靜”是指“修養”，從修養中“見理已明”，“見理已明”就可以“處事”，就是“合理”，這即所謂“窮理”在靜。可見，主動和主靜的對立是樸素唯物論反映論和唯心論先驗論之間的鬥爭的一個方面。“主靜”和“主敬”是一致的，即否定事物的運動變化，自是否定了社會的發展，為了維護封建制度的“不變”。特別反對“動”，是敵視農民革命的反動理論在政治上的反映。

結語

主靜的觀點也否定客觀事物的變化對於人的認識的發展的關係，而認為人只從靜中去能領悟先驗的理，就算做“合理”。總之，主靜的觀點是反動和反科學的。顏元從“習事見理”，“理在事中”，到“行先知後”等一系列的觀點，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從根本上打擊了從“理在事上”到“知先行後”的唯心主義先驗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