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顏元所指的“踐履”、“力行”是以“經濟事業”和個人生活作事等為主要內容，他不可能達到對實踐的科學的理解。這是舊唯物論者共同的缺點，他們都不可能認識到實踐是社會的實踐，是革命的實踐，特別是階級鬥爭的實踐。

顏元還指出了，宋明唯心主義先驗論的方法論，不僅不能認識事物的客觀真理，而且具有極大的危害性。他認為宋儒儘管讀書許多，而其結果不惟“講話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更少”（《存學篇·理性評》），而且必將“變天下之人”為“弱人、病人、無用之人”。

▲讀書

他還從政治上揭露宋明理學是禍國的根源，斥責封建統治者把宋明理學家吹捧為“今之堯、舜、周、孔”的“聖賢”的謬論。他指出宋王朝向契丹稱弟，向金元稱臣，可謂奇恥大辱，而那些講究理學的“聖賢”卻毫無辦法，結果只得“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存學篇》），宋朝的徽宗、欽宗兩個皇帝也當了金人的俘虜，汴京也淪陷給劉豫的偽政權。

顏元從宋王朝滅亡的事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多聖多賢之世，而得如是乎？”答覆只能是那批理學家，不僅不是什麼救世的聖賢，相反地恰恰是禍國殃民的壞蛋。他指出，理學家“講讀訓解”，只有耗盡時光，“靜坐主敬”，流於空談無用。（《年譜》）其結果使人們“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這樣“率天下入故紙堆中”，“不啻砒霜鴆羽”。這都是“晦庵為之”（《朱子語類評》），給朱熹以應得的譴責。

▲宋朝滅亡

顏元這種從政治效果來批判宋明理學唯心主義，是具有積極的意義的。唯心主義理學是有其鮮明的階級基礎的。理學家從主觀願望上力圖維護封建專制制度，但他們的唯心主義理論和主靜主敬的治學方法，並不能挽救宋王朝的滅亡，終於走向與其主觀願望相反的歷史道路。顏元當然是不可能理解這一點的，所以他錯誤地認為，似乎只要有真正的“聖人”出現，就可以挽救任何社會危機。

然而，處於封建專制主義者統治之下，特別是統治者大力表彰程、朱理學的條件下，與顏元同時代中的知識分子，有的人由於“懼一身之禍”而不敢議論和抨擊時政，有的人甚至把國家命運說成是“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變成為“忍心害理”的衛道者。（《存學篇·上陸桴亭書》）顏元同這些人比較起來，他敢於非議和攻擊理學，說明了他的思想進步的一面。當時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對統治思想的攻擊，很可能招惹“一身之禍”，但他沒有畏懼而隨流合汙；他也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鬥爭的孤立，是“不度勢，不量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

▲古代文人雕塑

他看不到抗清的有利形勢，看不到鬥爭的前途，更看不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無比力量，自然感到自己孤立而“不量力”。他甚至害怕農民革命戰爭。他為了“絕張角之亂苗”－防止出現類似張角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把希望寄託在以“王道治天下”，要求以“王道順人情”。即是說，統治者不要對人民壓榨得太厲害了，給人民有生存的餘地，這樣才能“絕張角之亂苗”。由此，他提出了一項恢復古代“井田制”的理想來解決這個矛盾。

所謂“井田制”，顏元根據孟子的說法，是指一平方里的土地（也叫做一井，每井九百畝）分配給八家，每家一百畝，剩下的一百畝為“公田”。八家農民都要耕種完公田之後才搞自己的私田。公田收穫歸統治者，私田收穫歸農民。這是顏元借恢復井田制的形式而尋找解決土地過於集中的社會理想。顏元恢復井田制的主張，說明他對於封建統治階級兼併土地的現象不滿。他看到社會矛盾的所在。他說：“國朝之圈佔，幾半京輔。”（《存治篇·井田》）又指出當時土地佔有的情況是；“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而統治者的貪心是沒有止境的，即使“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這個統治者也不會感到滿足的。所以，他認為不能“順彼富民之心”，應該比較合理地解決土地問題，因而提出了“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這才不違背“王道之順人情”之治。

▲土地

顏元據“井田制”的原則，設計出如下一個所謂“平均”土地的方案：趙甲有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只得五畝，為了使趙甲沒有意見，“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於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年譜》）從這一方案可以看出，顏元並沒有否定地主階級的土地佔有制，他依然把農民作為“佃戶”，只不過是攻擊清統治者霸佔太多土地，實在是違背“王道治天下”的原則罷了。

他心目中的“王道”是使農民“沐封建之澤”，“使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就是說，適當給一些土地與流民，那就不會引起農民暴動，不會弄到“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煙火”（《存治篇·封建》），甚至還可能“富天下、強天下、安天下”。顏元要求封建統治者減輕剝削，要求富、強、安天下，自是一種與虎謀皮的幻想。這與當日農民階級以自身的革命鬥爭來解決土地問題，形成根本相反的兩條路線。顏元“均田”的思想，反映了當日社會上土地問題的矛盾，其基本立場是為了挽救封建制度日益嚴重的危機。他由於強調“踐履”，注意“經濟事業”問題，加之他本人長期過著農村生活，使他看到了社會的矛盾，也正視這一矛盾。

▲百姓生活

但他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站到農民階級立場上，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來實行“均田”。然而，在封建社會末期，主張“均田”，是有它的進步意義的。總的來說，顏元對唯心主義兩個派別的批判，特別是對程、朱理學的批判，是具有戰鬥精神的，必然引起了程、朱理學的衛道者們群起攻擊，其中張伯行就是一個代表。張伯行是清初理學的衛道者，作過禮部尚書（掌握文化教育大權），他從以綱常倫理作為客觀主宰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出發，汙衊攻擊顏元的唯物主義是“霸學”，他說，“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禪學起於西，顏習齋以霸學起於北。”（《正誼堂集·論學》）

他所以指責為“霸學”，是驚歎程、朱的“正學”受到批判，他說：“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說。”（同上）其實，所謂“無異說”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張伯行畢生五十餘年，親自撰集和註解程、朱理學。他為了“維持道脈，光輔聖朝（清王朝）”的統治而反對唯物主義。（《近思錄·原序》）他是由於程、朱理學受到批判而攻擊顏元，大罵“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

▲清代皇帝

可見他對顏元深惡痛絕的態度。不過張伯行儘管攻擊，但對顏元學說卻“四方響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得到社會上很多人的響應和擁護。使張伯行發出“可慨也乎”的悲嘆（《論學》），這才是他真正的心聲。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作為理學的衛道者曾國藩也極力攻擊顏元“習行”學說是社會上的“一蔽”。他說：“顏習齋、李恕谷（即顏元的學生李塨）氏之學，忍嗜慾，苦筋骨，力勤於見跡，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為用，又一蔽也。”（《書學案小識後》）這裡曾國藩罵顏元是許行。

結語

我們知道，許行是主張人人都要參加體力勞動的，他曾和孟子辯論過，孟子則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可見曾國藩是以孟子自居，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來攻擊顏元的“習行”學說。由此可見，顏元遭到唯心主義理學衛道者的咒罵和攻擊不是偶然的，這說明他打中唯心主義理學的要害，他的學說在當時發生了相當廣泛的積極影響，而這正是封建統治階級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