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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化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後的第二個活躍時期。在思想方面,魏晉打破了儒學獨尊的局面,出現了玄學、佛學、道教思想並行的局面;文學和藝術開始進入了自覺階段,文藝理論層出不窮。魏晉時期計程車人形成的“魏晉風流”成為了後代人們所向往的物件。為什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會出現繁榮的局面呢?

一,社會動盪引發了士人對自身的關注

在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中國計程車人主要的精力都在探索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也就出現了百家爭鳴;在漢代時期,新儒學成為了正統思想,士人的思想就以忠孝為基礎,鮮有創新。例如在漢代興起了一種“清議”之風,也就是透過製造社會輿論來褒貶人物,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褒貶人物的標準基本就是儒家的綱常倫理。

但是,隨著政治不斷腐敗、社會不斷動盪,人們的社會意識、國家意識也就逐漸淡薄了。在東漢末年,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許多士人為了“明哲保身”,也就開始緘默下來,過去“上議執政,下譏卿士”的現象逐漸一去不復返了。到魏晉時期,政變多次發生,仕途險惡,許多士人甚至選擇退隱山林,竹林七賢等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

竹林七賢

天下有道則出,天下無道則隱”。士人為了生命安全,選擇了不談政務,於是就專門談論清玄,也就產生了玄學。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士人們所關注的物件也從國家、社會轉移到了大自然以及自身。例如,兩漢的文學基本都是政治議論文學,強調“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魏晉以來的文學擺脫了儒學教化的束縛,開始追求文學的美感,重視研究文學體裁、內容和音律,文學進入了自覺階段。由文學延伸到了藝術領域,魏晉的繪畫、書法都進入了繁榮階段。

由於文學轉為了個人的文學,魏晉在各種文學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如散文領域,抒情和寫景的辭賦和駢文十分繁榮;在詩歌領域,山水田園詩異軍突起,詩歌的音律走向了成熟,體裁也更加更加豐富了。許多學者開始重視對文學本身的研究,也就出現了《典論》《文心雕龍》《詩品》等重要的文學理論作品。

二,莊園經濟為士人文化創作提供了經濟基礎

魏晉時期的文化是一種貴族文化,和下層百姓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任何一個時代的貴族文化繁榮,都和貴族的經濟實力分不開的。為什麼古希臘會出現文化繁榮的局面,因為當時的古希臘奴隸制經濟繁榮,許多貴族脫離了生產,也就能夠有足夠的資本、時間才從事文化創作。

魏晉南北朝也是如此。從漢代時期,由於土地兼併,形成了豪強地主,他們“廣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漆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資至鉅萬”。漢代的豪強地主不僅經濟實力雄厚,還壟斷了地方的選官制度,甚至形成了“累世公卿”。到了魏晉,豪強地主發展成為了門閥士族,他們和皇權共同治理天下,成為了社會的統治階層。

東漢莊園生活畫像石

不過,士族們雖然掌握了國家大權,但是他們卻不喜歡處理政務,所謂鄙薄武事、不樂武位,不肯“屈志戎旅”。士族們最喜歡的事情還是遊覽山水、整理莊園、談論玄學。門閥士族一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們既然不喜歡政務,也就自然將大量的精力投入了文化領域。如陳郡謝氏出現了謝靈運、謝眺等詩人;琅琊王氏出現了王羲之、王融、王籍、王褒等名人。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南北朝的皇族也熱情於文化創作,其中蕭氏是代表。

當然,這種文化的繁榮是建立在下層百姓的痛苦基礎之上的。當時全國大約有一半的平民淪為了依附民,也就是所謂的佃農、部曲、賓客甚至奴婢,他們就如同是主人的財產,主人甚至擁有生殺之權。如南北朝的謝氏莊園“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會稽、吳興、琅邪等地的謝氏莊園“奴僮猶有數百人”。在這樣基礎上產生的文化就多少帶有奢靡腐敗的色彩,在魏晉南北時期的鬥富現象十分普遍,而許多士族整天追求的就是“捫蝨而談”“飲酒服藥”。許多人懷戀的魏晉風流,也就是一種腐化的生活罷了。

三,儒學獨尊的局面被打破

自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以吏為師”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也就從歷史上消失了。中國的思想、學術等都受到了國家的嚴格控制,沒有了思想的自由,哪裡有文化的繁榮。不過,漢末以來,天下大亂,社會動盪,人們的思想又開始掙脫儒學的控制,開始活躍起來。

魏晉時期對儒學產生巨大的衝擊的思想是佛教和道教思想。漢代的儒學思想,是一種融合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百家思想的新儒學,可以說是百家思想的綜合。和先秦儒學相比,樸素的成分少了,而迷信的成分多了,到了東漢甚至直接演變為讖緯之學,於是稱為“儒教”。但是儒學基本都是一些教條化的道德條款,缺乏縝密的邏輯論證,到道教和佛教傳來後,儒學就很難與之匹敵。

魏晉南北朝又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人們為了逃避現實的苦難,往往寄託了宗教,希望從來世中獲得精神的慰藉,也就是逐漸接受了佛教和道教。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剝削和壓迫十分殘酷,許多農民也出家為僧躲避賦稅,如此寺院經濟興起。而統治階級為了麻醉百姓,消磨人們的抵抗意志,也往往支援佛教、道教的發展,於是南北朝的佛道思想繁榮,許多王朝都確立了“三教並行”的文化政策,儒學的獨尊地位被打破了。

不過,儒學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反而對思想文化的發展是有利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開始不斷衝擊傳統的思想,使得儒學開始不斷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理論,這位後來宋明理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同樣,佛教也不斷吸收儒學的思想成分,不斷適應中國人的社會基礎,逐漸中國化。道教也在佛教和儒學中吸取教義,不斷完善自己。思想的衝擊、交融,再次創造了一個思想相對活躍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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