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9年的一天正午，在咸陽市門下，販夫走卒人來人往，忽然有一對人馬大張旗鼓地從遠處走來，只見他們鄭重其事地在高臺上放置了一卷卷書籍，於此同時還將一大袋黃金放在書籍旁邊，一下子吸引很多人圍觀，過了不久，在一群僕人的簇擁之下，一位官員走到高臺之上，他告訴人們：高臺之上的書籍，是當朝丞相文信侯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各方遊士賓客凡是可以指出書本的錯誤，增加或者減少一個字，賞賜一千金。

一時間，人們爭相前來觀看這本書，但是卻始終沒有人出來改動一個字，於是，呂不韋讓人抄送全文傳至各地，呂氏春秋的一下子聲名遠揚。

以上，也就是呂不韋一字千金的故事，很多人將呂不韋的這個舉動與商鞅的一諾千金相比較，認為在很多地方兩者有十分相似之處，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

商鞅作為一個傳統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一諾千金的動機比較單純，就是取信於民，在民眾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而作為商人的呂不韋，一字千金的事件更像是一場營銷手段。

原因有三：

第一、呂不韋門客三千皆為能人，呂氏春秋集各家所長，本身的質量相當過硬；

第二、營銷行為面向的主要是販夫走卒以及遊散士人，這些人的文學修養是無法與呂不韋門下三千門客相提並論的，要在學術上對呂氏春秋提出挑戰，具有相當的難度；

第三、此時的呂不韋已經擔任秦國丞相多年，手握大權，秦國沒有人敢於當面去挑戰他的權威；而放眼國外，此時秦國已經具有六國無法比擬的優勢，各國諸侯也不得不仰仗秦國呂不韋，更加不可能因為這種事情而讓呂不韋顏面掃地；

在這三點情況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會為了這一千金而得罪呂不韋，因此這件事情只能是呂不韋高明的營銷手段，說白了，呂不韋自己心裡很明白，這是一場沒有成本的作秀。

為什麼當時身為秦國丞相、已經權勢熏天的呂不韋要做這麼一場秀呢？難道只是為了宣揚自己的名聲麼？恐怕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要從當時的大事件中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公元前239年，秦國王弟成蟜率領大軍攻打趙國，中途叛亂，史稱成蟜之亂，秦軍在攻佔屯留之後，成蟜的部下皆因連坐被斬首處死，屯留的百姓被流放到臨洮，也許是在這件事情中看到了秦國法律過於嚴峻的弊端，呂不韋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中有大量篇幅介紹儒家的思想，當時秦國一統天下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他是在考慮在秦國統一六國之後，採用六國的思想來統治天下，避免秦法的苛刻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比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早了整整一百年！

那為什麼呂不韋不選擇直接將書籍獻給嬴政呢？我們再看看這個時候的嬴政。

嬴政在呂不韋釋出呂氏春秋的後一年（公元前238年）正式行冠禮掌權，掌權之後立即對嫪毐叛亂實施血腥鎮壓，第二年（公元前237年）又正式免除了呂不韋的丞相職位，也就是說，在公元前239年的時候，嬴政極有可能已經對呂不韋、嫪毐以及趙姬的事情瞭解的一清二楚，加上嬴政的個性使然，呂不韋知道，即便是直接將書本獻給嬴政，嬴政也是不會接受書中的思想的，這一點從嬴政廢呂不韋丞相之後立即釋出逐客令、以及後期焚書坑儒的事件中也可以側面瞭解。

於是，呂不韋打算採用“曲線救國”的線路，透過他高超的營銷手段，將呂氏春秋的基本治國裡面散佈至天下所有貴族大夫的手中，爭取得到士族大夫的支援，然後再透過天下士族大夫的輿論氛圍影響嬴政的治國理念，這便是一字千金的背後邏輯。

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這個美好的願望隨著呂不韋的服毒自殺煙消雲散，大秦帝國在嬴政的帶領下走向了與呂不韋設想的不一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