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思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期，其中在百種思想中脫穎而出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這幾種傳世的優秀思想理論都得到了各朝各代文學家、思想家、以及當權者的實踐驗證。而在這其中又最受推崇的，便是如今亦是備受爭論的“儒”。

“儒”這個字，便是“人需”，也就是作為人需要的東西，它其實更注重人的自身修養，與身邊人建立的一種和諧的關係。儒學思想即是將這種和諧關係的理念灌輸到每個人身上，從而形成一個禮儀文明的和諧社會。

對於“儒學治國論”的分歧

利用儒學修身，幾乎每個人都會認同，而談起儒學治國，為何會被有些人拿來奉為神明，又被有些人拿來抨擊批判呢？

在1990年前後，復旦大學歷史系曾經舉辦過一次“儒學與現代化”的研討會，在會議上，學界泰斗譚其驤先生，便直截了當地將“儒學治國倫”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譚先生是怎麼說的呢？他認為，儒學與現代化沒有關係，之所以有人倡導儒學，是因為儒學可以控制百姓的思想，使其變得聽話、懦弱。

就譚先生的理論來說，在同個世紀的初期，也就是民國時期，整個國家時局動盪的時候，儒學幾乎淪為了“原罪之學”，這也是國民一致全盤否定儒學的時代。

那個時候的人們發現，利用儒學來面對列強的長槍大炮根本就行不通，要想不捱打，只能站起來用熱血對抗！

那麼就會有人提出，現在並不是時局動盪的新舊思想交替、新舊政權交替的時期，也不是一致對外的時期。

在和平年代的如今，像復旦大學歷史系這樣在文學界極有分量的大學者們提出“儒學治國”，到底是這些學者們說的，是有利於國家人民的推論，還是以譚先生為代表的，認為這是封建思想的還魂呢？

有觀點說，帶有侵略性的西方文化是會危害我國人民，所以要復興傳統文化，用其抗衡這些有危害的文化，但是近代史的這些禍亂髮生的根本緣由，不是西方叫我們搞得，而是我們自己對於儒學文化思想的依賴和懦弱。

這種清明的思想，表明儒學不應該進入統治中國當代政治場域的態度，其實是在那個時代中清醒的學者的集體理念。

對於國家來說，儒學的專制主義基因與桎梏國民精神獨立力量，是導致社會整體軟弱麻木、停滯不前的一大重要原因。

這是當時的學者普遍的想法，譚先生的言論也得到了大部分學者以及政治家的認同。但能夠由此否定儒學的存在嗎？

並不是這樣的，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儒家思想來解決前兩者，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因為對儒學思想的學習理解，才給華夏人民帶來了緊密關係和高度的東方文明。

儒學注重“人”，注重人的自我修養，以及以理服人，與人建立一種和諧關係、和諧社會。修身齊家之後，就是儒家提出的治國，想象中的儒學治國，就是以德治國，是很理想化的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

良好的道德素質可以使人喪失違法亂紀的意識，從根本上斬斷犯罪的源頭，但這基本上是違背了人的本性，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儒學治國的正反之辯

早在晚清民初時期，一些有著超前思想的學者就已經開始意識到，儒學誤國。他們認為傳統儒學帶來的危害是深入骨髓的，也是誤國的一個重要根源。

自從董仲舒與漢武帝同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在儒學治國下，中華民族就已經陷入了自我隔絕、自我毀滅的狀態，說白了，就是因為麻木不仁的禮儀，始終鬥不過長槍短炮。

但是在1980年初期，以海外學者林毓生為代表的大學者，開始對其進行抨擊，說所謂的儒學治國論的危害，不過是因為警惕亡國帶來的激進情緒，一旦國力好轉，民族自信心增強，這種激進情緒就應該摒棄。

於是開始張揚儒學、批判五四，為了救亡圖存的目的，過度誇大了儒學的危機，是膚淺不客觀的。

到了1990年，隨著海外“新儒家”學說的陸續引進，人們開始大肆宣傳“政治儒學”的思想，並且隨著營銷學的推崇，接受這種思想的群體愈發壯大，他們認為西式民主與烏托邦思潮都不適合日益發展的中國社會。

那要怎麼進行改良呢？於是就有大學者秋風、貝淡寧等學界名流提出，應該讓儒學再一次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嚮導，可以在老祖宗傳統的儒學上進行接納和創新，但需儒者“治國平天下”，實現儒學治國的政治格局，如果堅持執行，這將是利國利民的思想潮流。

“法”和“禮”

其實現在看來，儒學確實沒有能夠“治國”的能力，我們經常說“法治社會”，這足以說明有法律法規的制約和束縛，社會才能達到一種思想上的平衡。

然而直截了當的法律法規並不能真正從源頭上解決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這時就應該利用禮儀道德來進行思想上的制約，也就是儒學修身。

所謂的大學者與儒學的“死忠粉”，在國家富強的如今，可以利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的近乎狂妄的自信，說到底，也不過是封建思想的還魂，也不過是倚仗法治社會的安穩，而搞出來的精神自負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