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林賢治在《左右說丁玲》一文中有很妙的話：

“丁玲是一個具有巨大的文學才能而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個未及完成卻因意外打擊而幾近碎裂的作家，一個忠實於文學事業併為之苦苦掙扎奮鬥的作家。……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條大河，一道悲壯的風景，足以裝點輝耀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丁玲早年因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記》一舉成名，人們為這個思想前衛、充滿靈氣的女作家的才能所折服，丁玲本人也曾無不得意地說：“我一出臺就是掛頭牌。”；此後歷經動盪，丁玲於1948年再出大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是一部政治色彩濃厚的小說，已經看不出作家往日的靈氣，彷彿其已被苦難的烈焰所蒸發殆盡。

在那個年代，這樣豐富的情史是其他女人們不能想象的。

丁玲與第一任丈夫胡也頻

胡也頻被國民黨殺害後，陷入孤苦境地的丁玲與馮雪峰接觸後又舊情復燃，但當時馮雪峰已為人夫為人父，因此二人只有剋制著感情，保持理性的距離。

馮達是個什麼樣的人？丁玲老友沈從文是這樣描述的：

“那翻譯恰好是有著一個女性型範的青年，臉色白皙，衣帽整潔，……不愛放口說話。辦事時見得大有條理，愛人時則顯得忠厚無二。”

馮達與丁玲

馮達不同於胡也頻的熱烈，也沒有馮雪峰的才華，但他特別溫柔體貼。在隨史沫特萊採訪丁玲，並瞭解其性格、才華與遭遇後，他被她吸引了。

於是“只要有可能就非來纏住丁玲不可”，他常常去看丁玲，陪她散步、訪友、購物，不時還講一些國際國內的紅色新聞給丁玲聽。看見丁玲在寫文章，他就走了；看見丁玲肚子餓，就買一些菜、麵包去給丁玲做飯吃。

正是這樣一個“沒有熱，沒有光”“沒有傲氣，也不自卑”的陌生男人，突然走進了她的生活，默默地為她付出，丁玲覺得很踏實——儘管他對自己沒有吸引力，但卻是一個“理想的愛人”。

於是在胡也頻去世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丁玲與馮達同居了。

丁玲與母親，攝於1923年的湖南常德

她在1932年與來上海看她的沈從文說起過她與馮達的同居狀態：“同住公寓一樣，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務，把時間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處。我們都異常客氣，同朋友一樣。”

但是沈從文為他們的狀態表示擔心，尤其是對於馮達這個人，有說不清的感覺，他在《記丁玲》一文中說：“一見了他（馮達）我就有點疑心。彷彿這人臉就白得使人疑惑。……臉那麼白，如何能革命？照我的經驗看來，這種人是不宜於革命的。”（沈在寫這些的時候還不知道丁玲被捕）

沈從文以作家特有的敏銳眼光和直覺察覺到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丁玲於1933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綁架，並在之後三年的時間裡，消失在無人知曉的角落。之後據丁玲回憶，是馮達供出了他們的地址，並帶著特務前來的。

沈從文

那天兩人分別出門，馮達說是去看望兩位同志，而丁玲是去參加一個文藝團體的會議。馮達說頭一天晚上，就懷疑有特務跟蹤他，所以他與丁玲約好今天中午12點必須歸來，如果任何一方沒按時到達，另一方就趕緊撤離，並設法通知組織和有關同志。

於是當天11點半，丁玲按約定提前回到了住所，但馮達一直未歸。她於是急忙收拾東西打算出門，正在那時，潘梓年來了。他在得知情況後，表現得很鎮定，於是耽誤了丁玲的及時撤離。

過了一陣，三個陌生人突然擠進家門，馮達也在其中，他看見丁玲和潘梓年後猛然一驚，然後低下了頭，丁玲對馮達與特務的一起出現，不能不感到疑惑和震驚。她瞪著馮達，對方則呆若木雞。

潘梓年

丁玲和潘梓年被帶走了。第二天，她和馮達一起，被送上火車，前往南京，開始了他們三年的“囚居”生活。

在獄中，國民黨曾給了丁玲懷柔政策——給予她必要的生活條件，但限制其人身自由。當丁玲知道自己要同馮達監禁在一起時，她一再拒絕，並要求與之分開。她用惡毒的語言刺激他、咒罵他。

那丁玲之後為何就輕易原諒了馮達，且在囚居期間再度與之同居，併產下女兒蔣祖慧？且她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中講到自己與馮達的五年同居生活時，為何也沒有絲毫輕慢之言，只是說他身體較差，性格軟弱？

首先，丁玲相信馮達並非如外界所說，是故意帶著特務來抓她的。

在回憶錄中，丁玲說馮達到家時已經下午一點，“他盤算已經超過了我們約定的歸家時間，我一定早已離家走避，而且家裡任何可疑的東西都沒有，不會出事，所以說出了住家的地址。”

其次，馮達曾“拯救”過她，且在獄中還是一如既往地對她無微不至。

在失去胡也頻那段孤苦無助的日子裡，馮達如春風般走進丁玲的生活，給了她莫大的安慰與溫暖。這點讓丁玲無比珍惜。

後來在獄中時，馮達不但在丁玲面前懊悔、自責不已，還總是傾盡全力地幫助她逃跑：半夜，幫她翻窗；忍著淚看她上吊自殺；給她出主意，藉口“回家養母”欺騙敵人等等。這一系列的行為感動了丁玲。

老年馮達

三年後，特務逐漸放鬆了對丁玲的監視，於是她以前往上海看病為由逃了出去。她臨走前，將身邊的錢全部留給了已病倒兩年的馮達，並讓其趕緊回廣州老家。

丁玲輾轉陝北後，馮達回到了廣州。其後，又去了重慶，並與一名叫鄭慧的廣東姑娘結婚，育有二女。解放後，他與兩個女兒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回臺灣定居，於1990年8月24日病逝。

馮達一直視丁玲為他的女神，餘生都在惦記她，他從1988年與女兒蔣祖慧開始通訊起，幾乎每封信裡都要談到“冰之（即丁玲）”，說到自己對冰之的思念、敬重和愧疚。

他晚年在給朋友的信中如是說：“俗話說‘人生如夢’。我確實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獻上鮮花禮拜，她實在是偉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