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有人揭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古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鑽研國學的顧頡剛也這樣認為。

留英博士陳源（陳西瀅）聽顧頡剛說到此事後，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報》副刊發表了一封揭發信。按學術界規矩，若某人被公開指責“抄襲”或“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可謂奇恥大辱，事業前途皆無希望。

魯迅看到報紙上的公開信後，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

此後多年，魯迅與陳源、顧頡剛等結仇很深。

1931年，日本的增田涉拜魯迅為師，學習中國小說史，當增田涉想將《中國小說史略》譯成日語出版時，魯迅意識到，對陳源、顧頡剛等人，仍必須堅決反擊，且要拿出確鑿證據，因為事關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尊嚴。

增田涉研究中國小說當時還算不上行家，魯迅便卯足勁指導和幫助他。揹負十年“剽竊”惡名的魯迅，終於在1935年揭露了真相：“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

魯迅先生對輕視自己的人，堅決反擊；對善待自己的人，還以善良。

豐子愷覺得為難，再三考慮，便特地去拜訪魯迅先生，說決定不出自己的譯本了。“我要早知道先生在翻譯，我也就不會再譯了。”

魯迅笑著說：“我也一樣。”魯迅又說，在日本，同一本書可以有三四種譯本，因此，《苦悶的象徵》兩個譯本都可以出版。但魯迅擔心自己譯本的出版，會影響初登文壇的豐子愷的譯本銷路，所以決定暫不出版自己的譯本，而把機會留給這個嶄露頭角的年輕人。

1925年3月，豐子愷生平第一部譯作《苦悶的象徵》在商務印書館問世。

魯迅的爭，不是莽夫之爭，而是血性之爭，為尊嚴而爭；魯迅的讓，不是猶豫退縮，而是心懷博愛，為有才情有抱負的人提供機會。人的一生，不爭，不足以立世，若要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不讓，不足以成功，謙讓可以使一個戰士更加美麗！

（摘自《春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