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臺 姚中吉 攝
禹王城遺址,位於山西運城市夏縣禹王鄉的禹王村、廟后辛莊、郭裡村一帶,因傳說夏禹曾在此居住過,故俗稱禹王城。據考證,禹王城即春秋戰國時的魏國國都安邑城,也是秦、漢及晉時的河東郡治所。禹王城遺址中,有一方形夯土臺,即禹王臺,傳說為夏禹所築,是塗山氏望夫之處,夏桀玩樂之地。本期推出的是,山西學者衛斯撰寫的一篇考證文章。他認為夏縣“禹王臺”實為戰國時期魏都安邑城中的一座“天文臺”,或曰“觀象臺”。
▲禹王城遺址
山西夏縣“禹王臺”,又稱“禹王廟”,偶有人稱“青臺”。位於山西夏縣“禹王城”遺址內。“禹王城”即春秋戰國時的魏國國都安邑城,也是秦、漢及晉時的河東郡治所。禹王城遺址為全國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禹王城遺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臺”四部分。大城整體呈梯形,方向50°,總面積13平方公里。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形狀略呈方形,總面積約6平方公里。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總面積約754000平方米。禹王臺在小城的東南角,基本屬一個方形夯土臺 ,臺現高9米,南北長70米,東西長65米。傳說“禹王臺”為夏禹所築,是塗山氏望夫之處,夏桀玩樂之地。據筆者實地調查:清康熙四十九年曾在此建“禹王廟”,咸豐九年又在此建立“神禹行宮”。均有碑記為證。原臺上建築系解放前毀於戰火,現檯面上的三間小廟為今人所建。
從夯土臺的剖面上看,其上部夯土較晚,但下部夯土則較早。下部夯層厚6~9釐米,夯窩直徑4~6釐米,深且清晰。另外,尚可看出夾棍使用情況,其兩棍左右間隔1.6米,上下僅有50釐米,夾棍直徑3.5~5釐米;但另一處使用情況較亂,約為轉角處,上下四排,間隔距離約在30~70釐米之間,左右相隔35~75釐米,夾棍直徑6~10釐米不等(參見《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很明顯,“禹王臺”的始建年代,上限可以追溯到東周時期。它既不是夏禹所築,也不曾為夏桀玩樂之地。其上雖曾建過大禹廟,但並不為大禹建廟所築。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筆者認為:夏縣“禹王臺”實為戰國時期魏都安邑城中的一座“天文臺”,或曰“觀象臺”。為什麼這樣講?其理由如下:一、從“禹王臺”的建築年代,構造特點及其在“安邑城”大城中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符合我國曆史上早期天文臺的基本特點。據天文史學家研究:中國的天文臺,長期以來有兩大功能:其一是祭天,其二是觀測天象,而且二者是聯絡在一起的,因此早期的高臺型建築都有這個性質。例如紅山文化金字塔式的平定高臺建築,積石冢頂部的平臺;良渚文化的高臺建築;1956年成都羊子山發現的一座西周土臺都具有這種性質。《詩經》《三輔黃圖》《括地誌》等史藉中所記載的西周初期周文王所建造的靈臺,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天文臺。也不過是一個人工堆成的“高二丈,週迴百二十步。”的夯土臺而已。按周代的尺度摺合,週一尺大約是今16~20釐米,該靈臺高度大約在3.2~4米之間。當年,周文王曾登上這座由“庶人”建成的靈臺祭天和觀測天象(陸思賢、李迪:《天文考古通論·天文臺遺蹟和遺址》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235頁)。那麼,當時魏國在其都城之中建造這樣一個高9米,南北長70米,東西長65米的夯土臺做什麼用呢?恐怕任何人都找不出比“天文臺”更合適的解釋來(斯按:當時“禹王臺”可能沒有那麼高大,後來在建禹王廟時又進行了加高)。雖然我們現在看到的並不是東周時期魏國天文臺的原貌,但可以肯定,現在的“禹王臺”就是在廢棄了的魏國天文臺基址上建起來的。
二、追尋“禹王臺”別名的來由。為什麼“禹王臺”偶有人稱其為“青臺”,而不是“清檯”。大家知道,我國曆史上的天文臺有多種名稱,如清檯、神臺、觀臺、靈臺、瞻星臺、瞻象臺、觀星臺、觀象臺、司天臺、候臺、雲臺、天台、漸臺、觀景(影)臺等等。天文史學家陳遵媯說:“相傳在夏朝已有專門觀測天象的場所,叫做清檯,商朝叫做神臺,周朝叫做靈臺。春秋時代,有些諸侯設立的天文臺,叫做觀臺。”(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為什麼“禹王臺”會有熱偶稱其為“青臺”而不是“清檯”呢?追其來由,說明魏都安邑城中的“清檯”原本就是當時魏國的天文臺。公元前331年,當魏惠王遷都大梁(今開封)以後,此天文臺並未廢棄,有可能還在繼續使用。最初,當人們稱其或記其為“清檯”時,是因為知道它的用途和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它的用途與歷史作用漸漸地在傳說中被人們淡忘了的時候。年復一年,“清檯”上又長滿了青草,人們就把“清檯”誤認為是“青臺”了。據《三輔黃圖·五》雲:“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檯,本為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更名曰靈臺”。但魏都安邑城中的天文臺始稱“清檯”絕不會自漢代始。不然,它為什麼沒有其它與天文臺相關的名字呢?筆者認為:當年魏國的天文臺,有可能一開始就稱清檯,否則,不會有“清檯”之名傳與後世。“清檯”與“青臺”同音同聲,在這裡“青臺”即“清檯”。
▲青臺石階
三、考察東周時期戰國時代魏國的天文學成就,大家知道,戰國時代魏國有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占星學家,叫石申,其生卒年月雖然不詳,但透過現代天文學家計算,“石氏星表”中的二十八宿距度等則的確與公元前四世紀,即石申的生活的時代吻合。即他生活的年代約相當於魏武侯、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95~331年)在魏國未遷都大梁之前,即魏國定都安邑期間。石申著有《天文》八卷、《渾天圖》等,西漢以後其著作被尊稱為《石氏星經》。他曾系統地觀察、記錄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執行、出沒規律,測定出121顆恆星的方位。其資料被後世天文學家所用。《石氏星經》在宋代失傳,但其中一些片斷,在唐代人所編著的《開元佔經》中有記載,後人以此輯錄一份“石氏星表”,記載有28宿和121顆恆星的位置,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在距今兩千三百多年以前,石申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這不得不提醒人們去思考:石申當時所在的國家為其提供的基礎條件是什麼?這個國家當時的天文學、占星學水平如何?魏國當時所設立的天文臺會不會與石申觀測天象有關?石申的《天文》、《渾天圖》是不是藉助這座清檯完成的?筆者認為:從石申生活的年代和所取得的成就上看,魏武侯、魏惠王時期魏國的這座天文臺完全有可能為石申所使用。
▲青臺一隅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現在山西夏縣“禹王城遺址”中的“禹王臺”就是當年魏國都城中的天文臺,或曰“觀象臺”。“禹王城遺址”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禹王臺”是其保護範圍內的重點保護物件,1976年秋,筆者在夏縣東下馮遺址考古發掘期間,曾參觀過禹王城遺址,當時的“禹王臺”西面並未遭到人為掏洞的破壞,其檯面上也沒有所謂的“禹王廟”三間小房。時過三十年,故地重遊,遍地蓬蒿,回首往事,感慨萬端!“禹王臺”作為我國少有的一處古代天文臺遺址應加大其保護力度。
▲禹王城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