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婧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其與官學教育最大的區別就是倡導講會辯難、發明學術，“書院與學術發展關係甚是緊密，書院的興衰與學術的興衰休慼相關” 。安徽是乾嘉漢學之皖派的大本營，而旌德縣洋川毓文書院即是當時講求漢學書院之典型。吳景賢先生說：毓文書院“實可謂為乾嘉時代安徽講求漢學書院之翹楚。非特可補紫陽書院之不足，實亦堪與當時杭州‘詁經精舍’、廣州之‘學海堂’鼎立媲美，同為清代有數之重要學府”。 本文擬就毓文書院與乾嘉漢學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初步的研究，以求教於方家。

寧國府旌德縣洋川毓文書院創建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歷時兩年於嘉慶元年（1796）落成，由商人譚子文捐資獨辦。

譚子文(1733—1813)，名廷柱，旌德縣洋川人，從小家境清貧，棄學從商於廬州府。五十歲以後，家業漸豐，遂分家產之半建立毓文書院。據光緒《重修安徽通志》載：“邑人譚子文建，置田百七十畝，生息銀四千兩。”譚氏並非商界巨賈，其以一己之力建立書院非常艱苦，還受到很多富人的嘲諷和譏笑。洪亮吉在《洋川毓文書院碑記》中寫到：“君以勤苦起家，有貿易在廬州府之雙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負行囊數日輒往返以為常。五十後家稍起，即割其資之半，創書院於鎮之洋山，費白金二萬有奇。縣固多富人，十倍、數十倍於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與君等者不可數計，始皆笑君所為。”書院建成之後，不僅福澤鄉里子弟，而且將招生範圍擴大到“徽、寧、池、太、廣四府一州” 。

毓文書院在建制方面非常完備，安徽督學使王綬為書院撰寫的碑記中稱：“是役也，不費公帑，不籍眾擎，講堂巍然，廨舍秩如。有亭有樓，有園有池。牆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畢具。”書院除房舍樓上樓下37間外，左右兩側前後共3層。每側各有廊舍30間。正屋右首花園內，還建有“生雲閣”“文淵所”“適也別境”，樓上樓下39間。全院共計房間136間，分別編成108字號。其中“月午樓”在書院中堂之上，為講壇之所在。孫原湘曾作《月午樓歌》讚美環境優美和講學流風。另外還建有“文星樓”三層、“適意亭”一所，寶塔、涼亭等。房舍之間有甬道、遊廊，雲衢外有欄杆、旗杆、石鼓、方池、井塘、苑牆、照壁等。各廳堂均置有桌、椅、凳，房舍內還置有床鋪及各色傢俱。師生學習環境優美怡人，生活所需無不具備。正可謂是“規畫井井，與江南北都會之地所建立者無異”。

毓文書院創始人譚子文雖是商人，卻十分熱心教育。除了對書院建造不遺餘力、力求完美，而且重視山長的選聘，不拘學派、不干預教學思想。書院民主的管理思想和優厚的待遇，吸引著江南各學派名流紛紛慕名而來，各盡所長，致力於傳道授業、培育人才。譚氏還節省自家開支以供書院購買書籍，“君又節省衣食，時市珍異以饒師及生徒之勤學者，簡省日用，購經史子籍各書以貽多士之能讀者。”洪亮吉對譚子文的義舉稱讚道:“君之有益於其鄉者，又豈僅飯飢恤患，葺橋樑，施醫藥一時之事可比哉！”

由於書院辦學嚴謹，教育有方，遠近生徒聞而紛至沓來。其所培養的人才也是顯著的，僅嘉慶九年（1804）之前八年間的記載中，考取功名的就有70餘人，其中有進士、舉人、廩貢、附貢等，而且均各有著述。毓文書院在創辦的70多年中，名流山長彙集，傑出生徒輩出，實可堪稱“乾嘉時代安徽方面的一個大書院……頗能代表一時的學風” 。

（一）延聘漢學家山長，力倡漢學學風

在書院的教學和管理系統中，山長是核心人物，被視為書院的靈魂。清代前期統治者對書院山長的選聘十分重視，如乾隆時期就曾多次下令各府督嚴格選聘和考核山長。 但是，隨著官府推薦山長的弊端日益顯露，以共議公舉山長漸漸成為一種普遍的方式。無論是官府任命、推薦還是鄉紳董事公舉聘任，山長的任職條件主要包括“德”和“學”兩方面。“德”即為“經明行修、素有名望者”，“學”即要在知識水平和學術造詣上達到較高的水平。

毓文書院雖是地處鄉間僻壤的私立書院，但主創者卻不吝重金聘請德學兼備的名士大家出任山長。山長的待遇根據科舉及第分為三個等級，“每年延師脩脯，舉人二百兩，進士三百兩，翰林四百兩，按季致送”；“每年延師支給膳資錢一百六十兩，按月致送”；“每年延師程儀二十兩”。

據胡青研究，清代中葉山長的待遇，“以清代乾隆時為例，江西盱江書院合計為136兩白銀，東湖書院284兩，友教書院200兩，旭升書院洋銀12元。湖南嶽麓書院4兩，城南書院200兩。廣東古綺書院80兩，白蓮峰書院380石米，觀瀾書院100石米，瀾書院140兩，鳴皋書院209兩。……書院尤其是大型官學化的書院院長在清代的生活待遇還是比較豐厚的，每年收入約在200—1000兩白銀之間。” 由此比較，毓文書院山長的待遇與同時期其他書院山長的薪俸相比，還是非常優渥的。

毓文書院有詳細資料可考的22位山長中，進士14人，舉人8人。進士中有翰林八人，狀元、榜眼、探花各一人；舉人中有解元、亞元各一人。其中洪亮吉、顧皋、夏炘、孫原湘、包世臣等人均是清代文壇頗有名氣的飽學之士。這也是吳景賢先生稱毓文書院可以與阮元創辦的學海堂、詁經精舍鼎力媲美的原因之一。現據史料將毓文書院歷代漢學家山長情況列一簡表。

洋川毓文書院漢學家山長一覽表

在毓文書院辦學歷程中，洪亮吉是個標誌性的人物。自洪亮吉執掌毓文書院，大力倡導漢學，並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漢學發展的措施，毓文書院才開啟了別樹一幟的新學風。洪亮吉師從乾嘉漢學領袖朱筠，並追隨朱筠多年，熟知其言行舉止與治學之道，頗得漢學真傳。尤其是朱筠使皖之後，安徽學風也為之一變。洪亮吉在毓文書院的四年中，極力倡言經史訓詁之學，學術旨趣和教學方法也是其師的一脈相承。此後，毓文生徒皆致力於匡世濟民之實學，跳出只鑽研語錄詞章的科舉應試之訓練。洪亮吉有詩云：“洋川書院挺山半，築屋居然象城堞。一瓻我尚遠借書，百里最慚爭負笈。閒繙左氏獲麟史，教仿羲之換鵝貼。蜂腰終覺句可商，鳩舌半憐音不葉。九經四史孰淹貫，八體六書宜涉獵。” 其在書院講習之科目，由此可窺大要。而《更生齋集》中收錄的“春秋十論” 是洪亮吉“壬戌歲在旌德洋山書院課徒因作此”，是洪亮吉在毓文書院教授漢學內容的典型案例。

洪亮吉深知書籍對於漢學訓詁研究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其執掌書院後就建議譚子文購買大量書籍。在譚氏的支援下，洪亮吉等人至吳門選購經史子集等書籍共六十種，四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尤以史部為最多，計二十六種，三三五五卷，洪亮吉在書院志“書籍”一章序中說: “語錄盛而經學衰，明中葉後復盛行講章，而聖人之旨益晦。救其弊，非研心於六經訓詁之書不能挽也。是則經學宜亟講矣。外此則廿二史可以博覽古今，周秦諸子、唐宋總集、類集，可以搜採異同，增廣見聞，亦儒家不可少之書也。今據書院所有者錄於左，亦以經、史、子、集分部。他日復能購唐宋以前異書以補其缺，則尤所望於後來者矣。”

洪亮吉開創了毓文書院講究漢學的新風，而且其在院期間教學效果良好，以致“遠近聞風，從遊者日眾”，從而拓展了漢學在皖地的影響。“後之主講席者，如夏炘、包世臣輩皆以樸學為世所稱……要與毓文之學風，實皆有繼起光大之功” 。

（作者系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