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我獲得諾貝爾獎，讓我略感意外的是，我獲得的是文學獎，獲獎作品是《婚姻與道德》一書。我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因為我想起，正好在300年前，笛卡爾應克里斯蒂娜女王之召，去了斯堪的納維亞，因感受風寒而死亡。

不過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住處卻很暖和，也很舒適。我們去時那裡正下雨，但沒有下雪，這讓我們感到有點失望。頒獎場面十分隆重，同時又讓人感到輕鬆愉快，我很愜意。

不過我為另一位獲獎者感到難受：他看來好像非常痛苦和害怕，不願同任何人講話，他在發表正式演講時，我們根本聽不清他在說什麼。

午宴時，約里奧-居里夫人坐在我的旁邊，她的言談十分風趣。國王舉行晚宴時，一位侍從武官走過來說，國王想要跟我談談。國王表示，瑞典應該同挪威、丹麥聯合在一起對付俄國人。

我的回答是，如果西方與俄國開戰，俄國人只有穿越瑞典領土或飛越瑞典領空才能到達挪威港口。國王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很滿意自己在頒獎儀式上的演講，特別是關於機械鯊魚的那段話。

我說：“我認為，在每個大城市都應該建造一些人工瀑布，以及一些佈滿機械鯊魚的游泳池，可以讓人們坐在很容易被撞碎的獨木筏上順著瀑布流下，並跌入游泳池中。如果有人鼓吹所謂的預防性戰爭，即先出手攻擊，我們就罰他每天乘坐這種獨木筏，落入游泳池去跟機械鯊魚搏鬥兩小時。”有兩三個跟我一樣的領獎者在聽了我的演講後表示：我的演講很有意義。後來我把這篇演講收錄在《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一書中，美國出版商還為它灌製了唱片。聽說這個演講在聽眾中反響很大，許多人深受感動，這讓我十分欣慰。

——自傳

下面是這個演講的一部分內容：

如果要讓政治學成為科學，我們關於政治的思考就應該深入到人們的行為動機中去。飢餓狀況可能對政治口號產生什麼影響？隨著人們菜籃子情況的變化，政治口號的效果會產生怎樣的相應變化？一個人在餓到什麼程度時，會在一袋糧食和一張選票之間選擇前者而放棄後者？人們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

一個人的活動全都是由其意願或衝動產生的。有些道德學家認為，人們可以為了責任或道德準則來抵制自己的意願。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這並不是說人們不會由於責任而去行動，而是說，責任對他們並沒有約束力，除非他有出於責任而行動的意願。

如果想要搞清楚人們會做什麼，除了瞭解他們生活的物質環境，更重要的是瞭解他們的整個意願系統以及與之相對的力量。

有一些意願十分強大有力，但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政治意義。許多人在其生活的某一時刻，最迫切的意願是結婚，但通常不需要採取什麼政治行動就可以讓這一意願獲得滿足。

政治上的重要意願可以分為最基本的和更高一些的。最基本的意願是獲得生活中的那些必需品：食物、住宅和衣物。如果這些東西極其匱乏，人們想獲得它們的意願是沒有限度的，或者說，他們為此而表現出來的殘忍也是沒有限度的。人們獲得食物的意願過去曾經是、現在仍然是重大政治事件得以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

然而人跟其他動物不同之處在於，除此之外，他還有另一些意願，可以說是永遠不會有滿足之日的。其中主要有這樣四種：佔有慾、競爭心、虛榮心和權力慾。

政治所涉及的是群體而非個人，因此，政治激情應該是在一個群體中所有個體都能被引發的那種激情。一個政治大廈就是建立在群體內部廣泛存在的本能的基礎上，也就是一個群體內部成員的合作以及對其它群體的抵抗。

一個群體內部成員的合作很難做到完美無缺，意見很難一致。有些成員或者超出、或者低於一般水平，例如白痴、罪犯、預言家和發明者等。一個開明的群體應該對那些超出常人者的怪毛病採取容忍態度，而對那些智力低下者能夠慈悲為懷。

在論及一個群體對其它群體的關係時，我們要看到：現代技術已經造成群體的自身利益與其本能之間的矛盾。從財政的角度看，現代戰爭顯然是一樁賠本的買賣。

儘管我們在兩次世界戰爭中都是勝利者，但如果沒有戰爭，我們會富有得多。如果大家都從自身真正的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全世界的人們就可能聯合起來。

這樣就不再有戰爭，不再有陸軍，不再有海軍，不再有原子彈；也不再有那些宣傳者，他們透過毒化一個民族的靈魂來反對另一個民族；在國與國的邊界也不會有一大幫子官吏來防止外國的書籍和思想的傳入——無論它們是多麼優秀。

如果大型企業都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就不需要關稅壁壘來保障那些小型企業的存活。如果人們在實現自身幸福的意願的同時，也希望其他人幸福，他們就能較快地實現這一點。

——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

【本文摘自《羅素自述》（黃忠晶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