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誌，古稱地誌、地記、圖經、方誌等，是指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兩千多年來賡續不斷地編修地方誌，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優秀文化傳統。
梁啟超說“最古之史，實為方誌”。史志界普遍認為，地方誌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期。自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史、地理書、輿圖，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記、地誌，隋唐時期的官修圖經、圖志，到兩宋時期志書體例基本定型。元明清時期，志書體例更加完備，內容更加豐富，修志制度進一步完善，進入封建王朝修志的鼎盛時期。
民國時期，地方誌編修傳統進一步延續，體例內容開始轉型，方誌學理論研究日漸興起。至今儲存下來的宋、元以來的舊志書多達8000餘種、10多萬卷，佔中國現存古籍的十分之一還多。這是中國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中華文化“沒有流斷，始終傳承下來”的重要載體，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重視，被譽為中國的“地方百科全書”。
江蘇是全國面積較小的省份之一，但歷代編修的地方誌卻居於全國前列，據首輪《江蘇省志》記載，現存舊地方誌750多種，12883卷，約佔全國存世舊志書總量的十分之一。
《江蘇歷代方誌全書》約500冊
早在東漢時期，著名學者王逸就撰有《廣陵郡圖經》，佚名也撰有《沛國耆舊傳》。兩部志書都分佈在江北地區，前者是以今揚州地區為記述中心的地記，後者是以今徐州沛縣、豐縣等地為記述中心的人物誌。其中的《廣陵郡圖經》和《巴郡圖經》是現在所知的中國最早的方誌。
六朝時期編撰的江蘇志書總數至少超過30種，主要分佈在蘇州、南京、揚州、徐州、常州、鎮江等地，尤以蘇州為最，約佔全省的三分之一。六朝時期，江蘇地方誌和東漢一樣，仍以私撰為主，且沿襲前代成習，以地記、人物誌為主，但繼承中又有創新。西晉名將周處所撰的《陽羨風土記》，以宜興為中心，記述吳越風俗，併兼及山水、古蹟、節候、物產、器用等，是中國最早的風土誌。
館藏《越絕書》
陽羨風土記
隋唐五代時期，江蘇地方誌發生了第一次大的變化，志書體裁由原來的以地記、人物誌為主一變而為以圖經為主，修志體制由原來的私撰為主一變而為以官修為主。這一時期，江蘇編纂的志書至少有18種，其中書名直接題為“圖”或“圖經”的有14種。這些圖經的內容，既有地圖，也有相關的說明和記述性文字。隋唐五代流傳到今天的志書，全國只有7種，其一就是江蘇陸廣微的《［乾符］吳地記》。這本志書上迄周敬王六年（前514年），下訖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跨越1390年，貫通古今，堪稱方誌中的《史記》。
宋元時期，江蘇地方誌發生了第二次重大變化。宋以前，江蘇地方誌一般都屬於專志，內容往往侷限於地理、人物等某一個方面，宋代江蘇開始出現通志，並迅速成為方誌的主流，百科百業，無不收錄，使方誌成為名符其實的“一方全史”。通志的出現，標誌著江蘇方誌的成熟與基本定型。
宋代自開寶四年（971年）至嘉定（1208～1224年）年間，朝廷先後12次頒發修志或徵集志書的詔令，江蘇各地普遍修志，成書數量激增，達到110多種，大大超過以前各代的總和。宋代的這種修志風氣影響到元代，所以元代雖然歷時不久，但江蘇也纂有方誌20餘種。
在此期間，江蘇不少州、縣形成修志傳統，一部志書成書之後，常常又繼之以修訂、增補、重修、續修。宋慶元前，常熟原有《琴川志》；短短100多年，同名“琴川志”的志書先後6次纂修。如果再加上同一時期編修的《琴川圖志》《常熟州志》等，常熟在這一段時間內平均十幾年就編修一次志書。著名詩人范成大撰有《吳郡志》《桂海虞衡志》，其中《吳郡志》50卷，徵引浩博，敘述簡核，曾被方誌學家視為宋代方誌的代表作。
明清時期，由於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統治者的倡導，江蘇出現了官府熱情主持修志、士紳熱心贊助修志、學者積極參與修志的局面，方誌事業盛極一時。著名學者聞人佺、顧炎武、袁枚、洪亮吉、阮元、江藩、孫星衍、焦循、劉文淇、劉寶楠、李兆洛、方駿謨等都曾馳騁志苑。崑山顧炎武利用1000多種史志撰成200餘萬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與《明實錄》《明經世文編》同為研究明代社會經濟政治史“三足鼎”的原始材料，被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譽為“大規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陽湖(今武進)孫星衍一生足跡遍及陝西、河南、安徽等地，所到之處常常被聘修志，先後纂有8部志書。著名學者的參與，極大繁榮了江蘇方誌事業。
在江蘇現存舊志書中，明清兩代佔了四分之三強。志書種類既有傳統的省、府、州、縣誌，也有鄉鎮、山水、名勝等新興的小志，鄉鎮志、名勝志多達二三百種，為全國之冠。清代乾隆年間編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68所收明代以前“都會郡縣誌”之“尤雅者”24種，江蘇佔6種，為收錄總數的四分之一；卷77收“古蹟志”37種，江蘇9種，約佔收錄總數的四分之一。
民國37年間，江蘇共纂有各種志書165種，雖然數量遠遜於清代，但平均每年成書4.3種，修志頻率較之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著名的學者如唐文治、繆荃孫、柳詒徵、張謇等也都參與過修志。
《首都志》是中國唯一的一部以“首都”命名的志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懷重視下，社會主義新方誌工作逐步開展。1957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把編寫新方誌列為《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案》的12個重點專案之一。1958年，宿遷縣在江蘇率先響應號召，開始編修新方誌。隨後各地也先後組織機構，著手編修新方誌。這一時期的修志成果主要有1963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編《泗陽縣誌》，雖因故未發行，但這是這一時期江蘇唯一正式出版的縣誌；1963年泰興編成的《泰興縣誌》初稿（油印本），凡8卷26萬字，取材止於1957年，等等。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呈現出喜人的活躍局面。1980年胡喬木同志提出：“地方誌的編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現在這方面工作處於停頓狀態，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繼續編寫地方誌。”1981年，新編地方誌工作伴隨著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的成立再次啟動，全國首輪修志工作在各地陸續展開，至2014年首輪修志任務全面完成。2006年，全國第二輪修志工作全面啟動。
《江蘇省地方誌工作條例》於2018年12月1日施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地方誌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用四個“最好”來概括歷史的價值，即“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他強調指出“要馬上了解一個地方的重要情況，就要了解它的歷史。了解歷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修志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其意義，說通俗一點，就是使我們做一個明白人。‘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對於我們，只有加深對歷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為鑑，鑑古知今’，不重複歷史上的錯誤，才能使人們從一種混沌狀態，轉為一種清楚明白的狀態，才能知道過去人類社會種種事件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這些重要論述，為新時代地方誌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李克強總理對地方誌工作多次作出指示要求。他指出，地方誌是傳承中華文明、發掘歷史智慧的重要載體。方誌流傳綿延千載，貴在史識，重在致用。並對地方誌工作者提出“修志問道，以啟未來”“直筆著信史，彰善引風氣”的要求。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江蘇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大力推進修志編鑑工作，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首輪、二輪志書編纂工程。首輪修志共編纂省、市、縣（市、區）三級志書117部，其中75部市縣誌的編修任務於2000年完成；2008年，首輪《江蘇省志》各分志全部出版，共92卷108部119冊7500多萬字。
二輪修志工作從2005年開始啟動，按照規劃將編修志書110部。其中，省志1部（60本分、專志），設區市志13部，縣（市、區）志96部
江蘇圍繞具有獨立存史價值的事件活動、地域文化、地情特色，編纂出版了《汶川特大地震江蘇援建志》《揚州園林志》等專題志書；積極參與中國名鎮名村志文化工程，已出版65部中江蘇入選20部，並啟動江蘇名鎮名村志編修專案；影印出版《江蘇歷代方誌全書》，是我省古代地方文獻整理規模最大的文化工程。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編纂完成首輪、二輪省、市、縣誌書1萬多部，編修部門志、行業志、專業志、鄉鎮村志2萬多部，編纂地方綜合年鑑3萬多部，已經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寶藏。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地方誌成果呈現幾何級數遞增，龐大的地情文獻和方誌成果，見證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走過的風雨歷程、發生的滄桑鉅變、取得的輝煌成就。
《江蘇省志》、《江蘇年鑑》、中指辦有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