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漢字的起源是多源頭的，但是到了商周時代，出現了以中原為核心的一統王朝，使得中國的文字基本上是比較統一的。
從春秋到戰國，長達500年左右的時間內，社會一直處於動盪紛爭之中，這一方面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各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體現在文字上，就是“文字異形”了。
所謂“文字異形”，首先是各國字型風格的多樣化。下面我們欣賞春秋戰國時期的幾件文物。
春秋晉國的“侯馬盟書”1965年－1966年在山西省侯馬市秦村出土的“侯馬盟書”，因為該玉片上文字刊載著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或卿大夫之間，於訂盟誓約中所記載的言詞，因此稱作“盟書”。該玉片上的文字屬於春秋時期晉國的官方文字。
侯馬盟書的字型多樣，結構嚴謹，用筆重起輕收富於變化，筆勢舒展，而有韻律。
“侯馬盟書”文物及拓片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1942年在長沙東郊子彈庫地方的楚墓中被盜掘出土的戰國楚帛書，內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災變、四時運轉和月令禁忌，其內容豐富龐雜，記錄了我國最早的創世神話。
戰國楚帛書的字型是篆書，但和當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字型有別，體式簡略，形態扁平，近似於後代的隸書字形特點，是所謂的民間的“俗書”。
《盜墓筆記》這部書開頭就說了長沙土夫子倒鬥，但搞到手的戰國帛書卻被美國人騙了去，這事還真有原型，這件戰國楚帛書文物建國前流失到美國，現存放在華盛頓的賽克勒美術館，成為該館的“鎮庫之寶”。
戰國楚帛書摹本
戰國楚帛書文字區域性
越王勾踐劍銘越王勾踐劍，1965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縣望山一號楚墓，它出土時完好如新，鋒刃銳利。靠近劍格的地方刻有鳥篆體錯金銘文“鉞（越）王鳩淺（勾踐），自乍（作）用鐱（劍）”八字。劍主人“鳩淺”就是“臥薪嚐膽”的越王勾踐，因此考古學家稱此劍為“勾踐劍”。
勾踐劍上這8個字，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流行於吳、越、楚、蔡等國的鳥蟲文字，也被稱之為“鳥蟲書”。
越王勾踐劍文物
銘文：鉞（越）王鳩淺（勾踐），自乍（作）用鐱（劍）
先秦石鼓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著10塊鼓形的石頭，有刻石文字，其中一塊石頭字形已磨滅，形跡難辨，其餘9塊也有殘缺。這些古怪的石頭經歷了幾千年歷史變遷，居然倖存下來。
這10塊石頭上的文字就是著名的“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鼓文300餘字，記載貴族田獵之事。
春秋戰國時期，通行於六國文字，都被稱為大篆，但風格各異，秦國大篆，秦國因為獲取了西周的故地，所以直接繼承了西周的文字體系。石鼓文的字型，繼承了西周晚期的金文體勢，但卻向勻稱整齊。筆畫圓轉的方向發展演化。它上承西周金文大篆，下啟秦代小篆，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型。
石鼓文物
石鼓文宋人拓本
著名書法家吳昌碩的臨本
2. 各國的“文字異形”，最大的弊端是文字結構筆畫不同，嚴重影響資訊交流。
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總的來說，各國的文字都是傳承甲骨文以來的古代漢字。但是隨著各個國家分立太久，他們的文字寫法也開始逐漸產生了不同，這種文字差異從春秋開始，到戰國進一步擴大，各國之間的文化溝通出現障礙。
各地漢字形體非常混亂，隨時都在演變，這種演變有兩個特點：簡化和形聲化。一個字的演變往往經過多次反覆，各地變化也不完全一致，同一字所採用的聲符、形符互有差異，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造成了先秦時代的文字異形、一字多體的現象。我們可以從戰國時代的銅器、陶器上的銘刻，璽印上的文字，銅幣上的銘文，以及湖南長沙出土的帛書和竹簡上的文字看出，同一個字，往往有多種寫法，即使在同一個諸侯國家內，也有不同的寫法。
戰國時期同樣的漢字的寫法差異
這個“馬”字在不同國家已經是面目全非
秦代的文字統一和小篆的出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為了鞏固秦王朝，秦始皇採取了一系列加強統一的措施，推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等政策。
在統一文字方面，秦始皇採納了丞相李斯“書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的建議，開始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統一運動。在李斯的主持下，收集當時通用的漢字，以秦國大篆為基礎，並進行簡化，創造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的新字型，這就是“小篆”。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曾分別用小篆編寫了《倉頜篇》《愛歷篇》《博學篇》，向全國各地頒佈。
下面選錄一些當時著名的小篆作品。
泰山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登泰山，丞相李斯為歌頌秦德所作此刻石。泰山刻石雖已殘損，但其體型格局仍屬可辨。刻石原立於山東泰安市泰山山頂，殘石現存山東泰安市泰山岱廟東御座院內。
泰山刻石用筆都是逆鋒起筆回鋒收筆，行筆粗細始終如一，圓潤婉轉，遒勁厚重，結體謹嚴工整。與先秦書法相比，秦小篆行筆粗細大體相同，橫平豎直，轉折處極為流利飄逸，無生硬之筆，其結構簡練明快，宏偉壯觀，有威嚴雄奇之神采，山嶽廟堂之氣象。
泰山刻石拓本
琅琊臺刻石琅琊臺刻石，是李斯隨秦二世東巡諸城琅琊臺時所立。刻石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始皇頌詩”，刻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具有開國紀功的意義；後半部分“二世詔書”刻於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與《嶧山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合稱“秦四山刻石”，殘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琅琊臺刻石其筆畫接近《石鼓文》，用筆渾厚中見秀麗，結體的曲折部分比《泰山刻石》圓活，更表現出活潑的意趣；合體字，錯落佈置，形成對比，有的還造成險勢，顯得變化多端而又不失對稱與均衡，為秦小篆之精品。
琅琊臺刻石拓本
琅琊臺刻石區域性模擬欣賞，刻文文字是：辭不稱始皇帝
秦詔版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的詔版文，為自由體，主要是為了實用，寫法草率，筆畫多用方折，結字錯落自然，與秦代刻石莊重圓轉風格截然不同，被認為是秦小篆的民間俗體。
秦詔版拓片
今人臨秦詔版的藝術創作
陽陵虎符虎符，是秦代帝王調兵之信物，陽陵虎符乃秦始皇頒發給陽陵守將使用的兵符，為青銅製品，呈臥虎狀，可中分為二，由於年代久遠，對合處已經鏽死，現在這件文物已經不能分開 。
虎的左右頸背有銘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意思是此兵符，右半存皇帝處，左半存駐紮陽陵的統兵將領處，調動軍隊時，由使臣持右半符與左半符合上，方能生效。
銘文的篆書字型謹嚴渾厚，端莊大氣，筆法圓活。
陽陵虎符文物
陽陵虎符銘文拓片
關於秦始皇統一文字的爭議在古籍的記載中，我們得知秦始皇統一的文字為小篆。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然而，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秦朝簡牘，而簡牘上看到的更多的是隸書，而不是史書記載的小篆。那麼問題來了：秦始皇當年統一文字究竟是小篆還是隸書？
其實很早之前郭沫若就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發展》一文中就認為秦始皇是以隸書統一的全國文字，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著名學者裘錫圭。
裡耶古城遺址出土的裡耶秦簡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理解如下。
首先，統一文字，是多種字型並行，但每種字型是統一的。
在秦代，多種字型並行使用的情況很普遍。同是許慎的《說文解字》，他曾這樣說：“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這應該是因文字用途不同，或書寫工具差異造成的。
這8種字型中，大篆作為延承的古文字不可能一下子消失，而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用於一些特殊用途，那麼餘下最常用的是小篆和隸書。小篆作為標準文字，用於官方正式碑刻與法令文告，而隸書則用於大量的日用文字。所以，我們在文物中經常看到，刻石、詔版文、虎符等官方嚴肅場合用的都是小篆，而日常普通文書多半是隸書。這是因為小篆莊重，隸書快捷。
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兩件木牘，內容是士兵寫給母親的信
其次，對於中央政權來說，政令的下達必須讓人們準確無誤地理解，另外為了彰顯皇家地位，就必須突出官方御用文字。正因為這樣，統一文字的官方小篆其意義被凸顯。
舉個例子。隸書在漢代已經很流行，但1986年在青海出土的“新朝虎符石匱”，是王莽初年的文物，上面有22個字是小篆而不是隸書。這是因為該虎符石匱是皇帝設立西海郡的正式信物文告，所以要用體現權威性的篆書。
不管怎樣，秦始皇統一文字，對於中華文明的傳承繁衍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此後，雖然中國又多次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而文字的統一，成為維繫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步而不中斷的內在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