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林語堂翻臉後，寫了一篇《罵殺與捧殺》的雜文，這篇收入《花邊文學》的匕首似的雜文在譏刺林語堂時，順帶嘲諷了劉大傑。魯迅說，“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他一榻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劉大傑標點、林語堂校閱的《袁中郎全集》斷句錯誤甚多，魯迅的挖苦是很辛辣的，這讓劉大傑在文壇矮了一大截。

著名文學史家劉大傑

劉大傑當年只30歲出頭，在上海文壇上也沒有什麼名氣。對劉大傑有知遇之恩的是新文學作家郁達夫。劉大傑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讀書時愛好英語和文學，對黃侃、胡小石的古典文學興趣不大。在聽郁達夫的文學寫作課時，對小說創作發生了興趣。郁達夫被武漢大學中文系辭聘，一名不文的劉大傑即追隨郁達夫到了上海，兩人睡在上海一個陰暗、狹小的弄堂裡的小房子裡，有時為了不影響郁達夫的創作，他還到鄰近的郭沫若家裡玩。郭沫若勸他到日本留學，劉大傑就設法到了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歐洲文學，開始從事翻譯文學。所以，魯迅譏刺林語堂的背後，還有挖苦郁達夫、郭沫若創造社作家的成分在內。

劉大傑校編的民國版《袁中郎全集》

劉大傑為了迎合林語堂、周作人提倡性靈小品，也是為了換取稿費而校點《袁中郎全集》，應該說他的才力、古典文學的修養在這個時候還是遠遠不夠的。劉大傑在《袁中郎全集》的序文中有說自己才力不夠的話，這絕非是在謙虛，而是在道實情、說實話。遭受魯迅嘲笑挖苦的劉大傑，自然心裡不好受，一是面子上不好過，自尊心受傷害，二是被魯迅攻訐了的一輩子也難以洗刷。在魯迅被樹立為新文學旗手的情勢下，劉大傑只能甩鍋。這甩鍋的物件就是阿英。

魯迅雜文集《花邊文學》，內中有挖苦劉大傑的文章

按照劉大傑的說法，魯迅嘲諷的《袁中郎全集》中標點錯誤是阿英乾的，與他劉某人沒有關係。在面對《魯迅全集》負責註釋工作的華中師範學院的同志的問詢，劉大傑語氣肯定地說是阿英的錯誤標點。但作家倪墨炎在訪問阿英時，阿英完全否定是自己標點的，當時自己也不需要隱姓埋名。最後阿英的話傳到人在上海的劉大傑耳朵裡，劉大傑也沒有強力反駁阿英，而是要求《魯迅全集》註釋組的同志自己判斷。實際上，劉大傑的口氣已經軟下來了，沒有斬釘截鐵的說是阿英標點的。魯迅挖苦劉大傑不冤，劉大傑甩鍋阿英不成。這本身說明劉大傑私德有問題。

革命文學家、藏書家阿英

共和國初期，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做教授的劉大傑，有不少學生就拿魯迅挖苦他的錯誤標點這件事寫詩嘲笑他，劉大傑也只能苦笑一聲。但在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劉大傑吹牛皮，說大話被揭發是謊話成性，對黨不忠誠，自尊心受不了，他一激動，血往腦門子上湧，萌生短見，就往黃浦江跳，說我活不成了我要自殺。自殺沒有成功，但劉大傑的這個自殺表演相當成功，以致驚動了上海市長陳毅，華東行政區教育部領導也趕赴復旦大學，緊急處理劉大傑跳黃浦江自殺未遂事件。

劉大傑具有“比較嚴重的投機取巧、唯利是圖、奴顏婢膝的崇外奴化思想。”劉大傑說自己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認識不明確。就是因為有自欺欺人而不肯丟掉假面子的心理，精神負擔太重，劉大傑三日三夜不睡覺，最後還是寫了《清算我的投機思想》的檢討。劉大傑家庭為赤貧，父母雙亡，他完全靠打工維持生計、靠勞動養活自己。劉大傑說，“我11歲看牛，12歲耕田，13歲進平民工廠織毛巾，晚上補習英文。”生活很艱難很艱辛，但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劉大傑卻遇到了不少扶持他的貴人。郁達夫、郭沫若不算，一批湖南老鄉也幫了他不少忙。田漢是創造社劇作家、也是湖南老鄉，田漢就介紹劉大傑認識了中國青年黨的創始人左舜生。27歲從日本回國找左舜生、曾琦幫忙找工作沒有效果，找胡適幫忙在大東書局謀了一個編輯的差事。退出青年黨的劉大傑和湖南同鄉周佛海結識，從周佛海手中拿了1500萬元，炒股票、賣金鈔，做買空賣空的投機生意。按照劉大傑的敘述，他在上海有兩年上午投機，下午教書，晚上賭博，日子過的很荒唐。

劉大傑民國版《中國文學發展史》，奠定了劉大傑的學術地位

劉大傑附和周作人、林語堂提倡性靈文學，在林語堂創辦的《論語》、《宇宙風》、《人間世》發表作品，強調個人興趣，提倡幽默，倡導有閒消遣的文學。劉大傑說點校《袁中郎全集》得了1000元稿費。1952年6月27日的《內部參考》有《上海高等學校教師在思想批判中暴露很多問題》的報道。說劉大傑面臨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撕破了面子，壓垮了精神，才選擇投江。投江不成的劉大傑，上岸後似乎變了一個人。要什麼，就說什麼；每說必上綱上線，每說必繪聲繪色。所以，華東行政區教育部的報告說：“一度自殺未遂的復旦教授劉大傑，表示要重新做人，並在坦白大會上自動退贓。”劉大傑的這場跳江自殺秀，為他贏得了人生的新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