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顧頡剛是胡適的學生，童書業是顧頡剛的弟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批判胡適的大潮中，顧頡剛同樣不能免俗，要與胡適劃清界限。學生批判老師成了一種傳統了，顧頡剛的弟子童書業也在批判自己的老師顧頡剛，童書業最後也被自己的學生批判，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1951年，顧頡剛顧就在《大公報》發表《從我自己看胡適》一文表明要與胡適劃清界限。1954年，顧頡剛在一次政協擴大會議上，深刻地檢討自己的治學方法曾受胡適的影響，以為“乃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他的一切學術工作乃是替封建勢力和美帝國主義服務，轉移青年目標”。

顧頡剛上北大的時候，被剛從美國回來的胡適給震撼了。顧頡剛在其《古史辨自序》中說，“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一九五零年六月顧頡剛所做自述談及自己的學術思想淵源提及胡適：“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於胡先生，而間接得之於辯證法。”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顧頡剛日記——“予詢丕繩：‘我所受之影響孰為最：鄭樵、朱熹、閻若璩、姚際恆、崔述、康有為、胡適？’丕繩答曰：‘康有為。’予亦首肯，蓋少年時代讀夏曾佑書，青年時代上崔適課，壯年時代交錢玄同，三人皆宣傳康學者也。至胡適，僅進化論之一點皮毛耳。”

不管怎麼說，顧頡剛怎麼也脫離不了胡適的影響力。

顧頡剛在忙著與胡適劃清界限，他的授業弟子童書業同樣在批判自己的老師。童書業在一九五二年《文史哲》第二期上發表的《“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一文說，“所謂‘疑古派史學’是美國實驗主義傳到中國後的產物，它的首創者是五四時代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當前的戰犯胡適。”童書業還給顧頡剛帶了一頂可怕的大帽子，“說的是有一個受美國情報局指揮的，隱藏在大陸很久、很深的，以研究歷史、地理、繪製地圖為幌的反革命集團，其最高首腦是顧頡剛。各地分設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楊寬，山東代理人是王仲犖，東北代理人是林志純，底下還有一句‘我和趙儷生也是成員’。”(《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

胡適看了顧頡剛的批判文章以後不以為然，“顧頡剛和朱光潛兩位老朋友所發表的清算我的文章，我非常同情他們諒解他們，因為我曉得，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他們兩人發表的文章，引證了我的很多文章，可見現在仍有讀我的文章的人，我一看顧頡剛、朱光潛的文章，就知道是言不由衷，完全是被逼迫寫出的。“

顧頡剛對弟子童書業對自己的批判也是寬容的。1954年，顧頡剛在給他的學生王樹民的信中寫道：“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顧頡剛一直把童書業看作是最知我者，病重之時是值得託付的人，可是沒想到童書業死在了顧頡剛前面。

童書業去世以後，顧頡剛曾在給辛樹幟的信中說，“近得蜀中來信，知文通、中舒兩君先後去世，此皆為篤學有卓見者，而竟不壽。童君書業，年僅六十，而溘逝於先，為國惜才，悵恨何極”(《致辛樹幟》，《顧頡剛書信集》)。

胡適樂於提攜栽培學界後進，培養了不少著名學者吳晗、傅斯年、羅爾綱等等。胡適對顧頡剛也是如此，不但在學術上而且在生活上也是關懷備至。顧頡剛任職於北大圖書館之時，薪資不足以養家餬口，胡適及時出手援助。胡適曾囑上海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匯款200元給顧頡剛。

顧頡剛在培養青年方面也是挺厲害的，為史學界培養造就了許多人才，何定生、譚其襄、童叔業、楊向奎、劉起釪都是顧頡剛的學生。顧頡剛一九八0年病逝後，史學界紛紛發表文章，稱讚他在＂造就人才方面的貢獻，恐怕比學問方面貢獻更多＂。

童書業是個天才但是連中學也沒有上過，顧頡剛慧眼識才，讓童書業擔任自己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春秋史”課的助教，由顧頡剛個人每月提供數十元的生活費。顧頡剛曾這樣評價童書業：“丕繩（童書業）教授不僅學問精博，而且有驚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詰屈聱牙的《尚書》在內，都能背誦如流。”自從讀了顧頡剛的《古史辨》,童書業便決心“治經史漸取古史辨派門徑，以顧頡剛先生為私淑之師”。

童書業雖然才華超眾，但是因為沒有學歷在學術界受到歧視，即使顧頡剛極力推薦也很難在大學謀到穩定的職位。解放以後，童書業才當上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童書業的精神狀態不太正常有強迫官念症，在壓力之下更是差點崩潰，批判顧頡剛的時候有點胡言亂語了。

顧頡剛批判胡適，童書業批判顧頡剛，學生批判老師成了傳統，1958年“史學革命”，童書業的助手和學生也揭發、檢舉批判他，嚐到了學生背叛的滋味。批判老師，出賣老師，也是一種生存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