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由於一張幻燈片“棄醫從文”的故事被大眾所熟知，也影響了五四以後的諸多作家。在他的散文與小說之中，鬧哄哄觀看“砍頭”這一極刑的大眾是冷漠與愚昧的代名詞。魯迅希望透過對身體與心靈的對照描寫，達成改變中國人精神的宏願。
學者王德威對此產生了質疑。他認為魯迅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批判觀看的大眾，實則維護了以極刑規訓群眾的政治思維，是“憊懶又犬儒”的。對比來看，沈從文對於“砍頭”的描寫，則抽離了“身體與精神、社會與禮教、國家與國魂”之間的象徵鏈條，以“溫柔”與“抒情”的描寫，給現代小說的敘事方式覓得了另一條出路。
本文摘自王德威的《想象中國的方法》，作者以“砍頭”切入，對比了魯迅與沈從文的寫作方法，以新的角度理解中國現代文學。
1906年，日本仙台醫學專校的中國留學生魯迅在課餘幻燈欣賞時，看到一個畫面：一群中國人正興致勃勃地圍觀一樁砍頭盛事。被砍的也是中國同胞，行刑者則為日本人，行刑地點卻在中國東北。犯人的罪名是:日俄戰爭期間替俄國人作軍事偵探。這張幻燈畫面深深震撼了魯迅。如其日後所言，學期未畢，他即遄返東京，隨之竟棄醫學而就文學。砍頭一景，儼然成為刺激魯迅生命志業的源頭，亦從而掀開了現代中國文學的新頁。
魯迅對頭與砍頭的執念，再在可見諸文章。無獨有偶的，五四作家中另有高手，也曾把無“頭”故事寫得頭頭是道。這不是別人，竟是沈從文。提起沈從文，我們立即聯想到他溫柔敦厚的品格、抒情婉約的文字、鄉土田園的故事。誰曾想到他和血絲呼拉的頭顱會有所轇轕？但沈從文不但寫，而且寫了不少有關砍頭的文字。他少年從軍，曾親見多起千人受屠的大場面；看幻燈作文的魯迅與他相比，反倒是小巫見大巫了。
然而沈從文有關砍頭的小說或散文裡，不見鬱憤激越，卻有反常的平靜從容。難道他真如過去極左派所言，黃連樹下彈琴、死人堆上跳舞，苦中作樂到極點了麼？就算“反動保守”，沈亦實可不必冒這樣題材的大不韙。他的砍頭文字因此值得細思。我以為它們一方面凸顯了沈少年經驗的傳奇面，一方面也透露了他溫暖閒適的抒情哲學後，前衛叛逆的衝動。
而與魯迅作品合觀，我們更可見兩者為現代中國寫實文學的美學及道德尺度，所形成的一場主要對話。
青年魯迅
在1906年的那張幻燈裡，魯迅看到清末中國人最卑怯投機又麻木不仁的劣根性。 何以日俄兩軍在中國的領土廝殺而中國人仍甘為其所役，打探偵察？ 何以自己同胞受戮，而中國人仍張口垂涎，津津有味地欣賞砍頭大觀？ 魯迅的憂憤，莫可言喻。 16年後，在小說集《吶喊》的序言中他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
這段文字，剴切動人，可以視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基調。醫學只能救治中國人病弱的皮囊，惟有文藝才能改造他們的心志，使他們免於沒“頭”沒“腦”、行屍走肉地生活。軀體的腐朽斷裂，猶可擔待，重尋心靈的頭緒，才是首要之務。更進一步說，中國人引頸待戮之災，何嘗不肇始於他們精神上的身首異處？
魯迅對頭與身體、身體與心靈的對照描寫，果然卓顯他的文學才具。而他自述1906年親睹幻燈，憤而棄醫就文的經過，實已極具戲劇張力。較之說部創作，亦不遑多讓。學者如李歐梵等業已指出，由於缺乏實證，這場幻燈經驗有可能出於杜撰，本身就是一件文學虛構！到底魯迅是否看過那張改變他一生的幻燈片，恐怕要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樁無頭公案。但值得我們注意的，不是幻燈的有無，是魯迅“無中生有”，以幻代真的能力，他從文字幻象凝聚畢生執念的才華。不僅此也，魯迅看砍頭幻燈的自述，原就是他回顧創作之路，為自己、也為讀者“追加”的一個起點，“後設”的一個開頭。我們因而要問，此“頭”果系彼“頭”乎？何以一開頭即是斷頭？
砍頭或頭的意象，在魯迅小說和散文中均有發揮。著名的《藥》寫的就是革命志士刀下斷頭的血，如何竟淪為民間偏方的故事。烈士的血到頭來既不能治心，也不能治身。我們也都記得《阿Q正傳》中，犯人被綁赴刑場，砍首示眾的場面，如何成為阿Q心中的絕妙好戲；而阿Q最後莫名其妙地被槍斃了事，如何成為圍觀群眾的一大遺憾。還有《故事新編》中的《鑄劍》，眉間尺為報殺父之仇，不惜自刎其頸，以求知交黑衣人能藉機謀刺秦王。故事的高潮中，眉間尺、黑衣人及秦王的三顆頭顱俱落秦廷鑊中，齧咬追逐，為魯迅作品中最奇詭的景象之一。1928年的雜文中，魯迅更譏地評著萬人爭看殺頭的新聞：“‘民眾’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著，嚷著……臉上都表現著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聞之寧不堪驚！更不提像《墓碣文》等那樣誇張人頭屍身的場面了。
砍頭為魯迅帶來的文學想像，可從刑罰與道德角度解釋。作為過去極刑的一種，砍頭在執行技術上饒有社會意義。 如《阿Q正傳》所述，被定讞斬首的犯人在受刑前必得遊街示眾，必得在大庭廣眾下，咔嚓人頭落地。群眾的圍觀原是其設計的一部分。藉此，執行砍頭的當局不僅可收殺一警百之效，也向公眾證明其生殺予奪性命的無上權力。
這類訴請群眾的“大觀”式刑罰技術中外皆然。近年法人福柯（Foucault）對此曾加以理論化。他提醒我們，“大觀”式刑罰有其隱憂。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眾對權力當局形成一挑釁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斬首示“眾”也可能導致一殘酷的娛樂場合，在其中群眾既怕且愛地觀看身首分家的奇景——正如《阿Q正傳》所述。但群眾的笑聲叫聲未嘗不使殺頭的威嚇警惕意義大打折扣，從而搖動了執法者嚴肅的權威性。
福柯《規訓與懲罰》
由是觀之，魯迅賦予頭的詮釋，便得從長計議。我們還記得、1906年的那場頭是在幻燈上看到的。魯迅的敘事位置是“觀看”中國人“觀看”殺頭的好戲。這樣的遊離位置引發了道德的歧義性。當他斥責中國人忽略了砍頭大刑真正、嚴肅的意義時，他其實採取了居高臨下的視角。他比群眾看得清楚，他把砍頭“真當回事兒”。但試問，這不原就是統治者設計砍頭的初衷麼？魯迅當然反對砍頭及執行砍頭的那個暴虐政權，但他似乎並不排斥使砍頭成為可能的那套道德與政治思維模式。君不聞“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死多少都是不足為惜的麼？魯迅於此反成指點批判看客的高階看客。另一方面，他以笑謔的口吻寫著砍頭盛事，諷刺之餘，不無自我顛覆的作用。群眾的熱情捧場，已暗示了傳統刑罰意義的質變。當砍頭漸失威嚇效用時，嗜血的群眾開始蠢蠢欲動。阿Q終被“搶斃”，因而代表另一輪刑罰與鎮壓技術的開始。只是它真能達到目的嗎？魯迅的懷疑態度，既憊懶又犬儒，並不亞於他筆下的群眾。他是“與人民永遠在一起”的。
魯迅“有”頭“沒”頭的文字，因此投射了他感時憂國的塊壘，以及自身立場的遊移。但我以為在上述道德的層次外，頭及砍頭更能匯出一種認識論上的弔詭，不容忽視。回溯魯迅自述的創作緣起，我們可說他在砍頭一景中，不僅看到中國人的無知與無恥，也更感到個體生命符號系統的崩裂，而此一崩裂足使社會文化意義停止運作。身首異處使人不再是人：但更可怖的是軀體的肢解斷失，只是整個“中國”象徵鎖鏈散落的一小部分。中國領土四分五裂，中國的政治群龍無“首”，中國的語言“古為今用”、難達新義。連傳統那圓融有機的禮教機構，也證明只是一席人吃人的盛宴，一場神魔不分的夢魘。陷身在這樣個人及歷史意識的斷層中，魯迅的吶喊與彷徨自是既深且遠，撼人心肺。
然而魯迅在求取藝術表達形式時，實陷入另一難題。他對砍頭與斷頭意象所顯示的焦慮，無非更凸出其對整合的生命道統及其符號體系之憧憬。但是這一憧憬在魯迅創作意念裡，只能否定的形式表露。換句話說，魯迅越是渴求一統的、貫穿的意義體現、便越趨於誇張筆下人間的缺憾與斷裂；他越嚮往完整真實的敘述，便越感到意符與意旨語言與世界的罅隙。砍頭一景因而直指魯迅對生命本體意義失落的恐懼，以及一種難歸始原的鄉愁式渴望。
由是延伸，我們更要說斷裂的主題不只顯現於頭與身體的分家，也顯現於像《狂人日記》中，敘事語言的文白分歧及主角性格的分裂，《祝福》中樣林嫂對身後二鬼分屍的恐懼，乃至《在酒樓上》知識分子言行不一的愧疚上。魯迅的雜文，正是以文類上蕪雜散漫、“見首不見尾”的風格，分立於傳統種種“大敘述”之外。魯迅以驚見砍頭所象徵的意義崩裂起家，竟至自身迎向崩裂的主題、人物與風格，以作為對此一現象的批判。這不能不看作是一為求“全”卻自我割裂、否定的極致演出。
隱藏在這跡近以毒攻毒的寫作姿態下。至少有兩層弔詭。
第一，如果理想社會文化境界只能藉否定或崩裂形式作負面襯托，魯迅的美學觀勢必淪入不斷自我矛盾的輪迴。他越暴露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醜陋，越顯出現實與他原始理想的差距，越暗示彌補此一差距的艱辛無望。那為什麼還要繼續寫呢？“寫作”成為荒謬的活動。陷身此一輪迴中，魯迅猶抱一曖昧的耽溺心態。誠如夏濟安先生當年以《黑暗的閘門》一文，描述魯迅及其角色的悲劇命運所指：當英雄如魯迅者投身於黑暗的戰鬥中，他自膺的宿命負擔竟可成為一種蠱惑，一種誇耀。
第二，肢體及社會結構斷裂帶來了非理性狀態，亦釋放出始料未及的慾望。批評家早指出，魯迅對死亡和人之心靈的幽暗面，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迷戀。《狂人日記》裡他對禮教“吃人”意象的描摹，何其鬼趣多端；又如《藥 》 中他寫古中國對人頭人血的迷信、竟自流露一己的好奇。 而最令人難忘的是，《阿Q正傳》裡萬人爭睹阿Q正法的場面充斥著一片嘉年華盛會的歡樂氣息，與《鑄劍》裡的三“頭”大戰，遙相呼應。 至於出現於《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那個蛇身人首的女怪，或是散文詩《墓碣文》裡，那具“胸腹俱破，中無心肝”，而能口發人言的死屍，更展現魯迅因由著身體的裂變，所生的深廣想像。 這些弔詭層面構成魯迅作品最引人勝的動力。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版
沈從文14歲從軍，曾經轉戍湘川黔邊界。 軍事的殺伐犧牲，對他原不足奇。 尤其地方漢苗等族雜處，傳統上民風已極強悍，一逢亂世，枉死刀槍下的冤魂，更不知凡幾。 沈的作品中關於死亡，尤其是橫死的題材不在少數，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仍屬他對大規模頭的描寫。
小說如《我的教育》、《黔小景》、《黃昏》、《新與舊》，散文傳記如《從文自傳》、《湘西》等均曾涉及砍頭的情景。 陶醉於《邊城》、《長河》式作品的沈迷們，可能不免訝於這類血腥場面的出現。 但沈寫來處變不驚的風格，才更讓人心有疑竇：怎麼到了人頭落地的節骨眼，他還能“溫柔”、“抒情”得起來？ 但也就是在這些地方，沈從文將傳統抒情文類的範疇，推至危險的極致，並藉此一展他前衛叛逆的企圖。 同時，他處理砍頭的態度，也為魯迅所示範的那套寫實法則，提供一不同的出路。
我們且先以中篇《我的教育》為例。該作描述沈早期行伍經驗，自傳意味濃厚，而看殺頭則是其中的一大項消遣。全文23個小節裡，細寫或提及殺頭的部分竟佔了12節。年輕的小兵沈從文看到軍隊砍土匪的頭，也砍逃兵的頭；砍罪犯的頭，也砍無辜百姓的頭。軍隊的生活太“單調”了，“要刺激，除了殺頭，沒有可以使這些很強壯的群人興奮的事了”。看完了砍頭，有人爬上掛人頭的塔尖，“撥那死人的眼睛”，有人以拋頭為樂。沈從文不甘人後，也好奇地“踢了這人頭一腳，自己的腳尖也踢疼了。”晚上大夥議論劊子手的刀法，並用同把殺頭的刀殺狗烹肉，沈也樂在其中。日子久了，一切習以為常，沈反在寂寞裡，有了新感受。一天早上他一個人懷著“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到殺人橋上觀看。一掬燒剩的紙錢，“似乎是平常所見路旁的藍色野花，作灰藍顏色，很淒涼地與已凝結成為黑色漿塊的血跡相對照”。一切寧靜如常，沈無言而退。
以沈從文多次參與砍頭大觀的經驗來看，他一定也是魯迅痛罵的無知“看客”之一，為人吃人的社會，加油助威。可不是，沈老年輕時，看之不足，還用腳踢咧。但要緊的是，他在文中不僅是無知麻木的看客，“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兵，“也是”靈犀漸通的年輕藝術家。他同時用不同的觀點看砍頭、看世界，也要求讀者作如是“觀”。由此產生的包容的、多角並行的生命視野，在同輩作家中，實不多見。
在《黔小景》中，或在《從文自傳》《槐化鎮》一章中，他寫尚未成年的小孩，“用稻草紮成小兜，裝著四個或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哭啼地在山道上走著。懂得的人立刻可知那是小孩父兄的頭。如何死的卻是“誰也不明白，也不必須過問的”。在自傳《一個大王》中，他筆鋒一轉，寫一個狐媚的女匪被捕後，仍能顛倒眾生，俟機脫走。她最後與一弁目一夜風流，事後終難逃被的命運。或是在《新與舊》中，他寫一個曾經風光一時的劊子手，在刑罰技術演進到槍斃時，竟面臨了生命價值的危機。描寫被砍頭或看砍頭者的反應，魯迅已有先例。但從黑色幽默兼同情的角度替劊子手唏噓，沈從文此作可算獨沽一味。當然，沈在追述當年苗亂及辛亥革命時所無謂犧牲的腦袋成千上百，其慘烈令人掩卷後，猶自聳慄不已。
沈從文
試想魯迅如果要寫作這些題材，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在沈從文筆下我們只得一清如水的文字白描。既少孤憤，尤乏譏誚。但沈對人性的愚蠢、家國的動亂，豈真無動於衷？《我的教育》或《從文自傳》的敘述者，以驀然回首的姿態，回顧軍旅生涯的血腥點滴。因年紀與見識成長而生之反諷意圖，早藏於字裡行間。當小兵沈從文凝視溪流邊斬首屍身的血跡，一夜就能濯洗盡淨；當他眼見無辜的農民，被迫以擲筊的兒戲方式賭輸性命，哀哀向待釋的難友交代後事，他形諸於外的反應是莫可奈何。但作家沈從文想到死者已矣，殺人者與被殺者的家人似平很快就忘了一切，“大家就是這個樣子活下來”；“規矩以外記下一些別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誰也無這義務”時，寥寥數語，卻有多少對人世劫噩的大悲憫、大驚慟積蘊其中！
這樣的詮釋方法，雖點出沈從文極敬謹沉潛的人道關懷，卻仍不能說明他砍頭故事真正的力道所在，以及他與魯迅分庭抗禮的最大本錢。欲論其詳，一切還得從“頭”開始。前文已試申明，魯對砍頭意象有著不能自已的焦慮與恐懼。這不只因為萬頭攢動、爭看人頭落地的奇觀，道盡了中國人的麻木冷酷，也更因為那場景所暗示的荒謬氣息，帶出了一切禮儀及生命的崩頹與斷裂。魯迅的焦慮與恐懼，因有其形而上的層次。而在尋求文學語言的表達時，個人肢體砍斷失落的震顫痛苦，還有陣陣圍觀者的叫聲笑聲、成為他一切想像的具體依歸。請注意這裡身體與精神、社會與禮教、國家與國魂之間虛實交接的連鎖關係。就像語言與事物，意符與意指互為指涉的關係一樣，身體、社會與國家是某種內爍資源的外在體現，構成一情境交融的象徵體系。作為其基礎的個人身體/精神有變，自然反映更高階序之象徵關係的傾圮。
沈從文與魯迅最大的不同處，即在於他並不預設這樣的象徵鎖鏈。 在他的世界裡，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輾轉照映，惟缺魯迅所構思的那種牽一髮動全身的邏輯秩序。 相對於“象徵”，我們毋寧說他的敘事法則，更傾向於當代批評常說的“寓意”（allegorical）表達。 象徵藉具體經驗、符號“再現”靈光一閃般的內爍意義，跡近神秘的宗教啟悟； 寓意表達則偏重具體經驗、符號間的類比衍生，而將內爍意義作無限延擱，因此遙擬修辭託喻的“遊戲”法則。 所請情隨意轉，意伴“言”生。 語言本身也正是“物”界中，最靈犀流轉的一部分。 終其創作路程，沈從文一再強調語言與形式的重要，絕非偶然。 語言、形式、身體這些“外在”的東西，其實並不永遠附屬於超越的意義、內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擴散，不滯不黏。 沈從文常喜說的文學的“神性”，應在這“寓意”而非“象徵”的範疇下。 才愈見玄機。
依循這一觀點，我們可再思何以沈從文對天地最無情事物，仍能作最有情的觀看。“親民愛物”式的人道主義辭令，不足以解釋沈寫那些最殘酷血腥人事的動機。從他對語言修辭上的強烈寓意特徵，我們或能揣摩他出入生命悲歡仁暴之間，仍能不囿於“一”的原委。砍頭當然是極其可怖的暴行。但不像魯迅對頭所賦予的唯一象徵內涵，沈從文自其中還看到許多“意料以外”的意義，同樣需要我們的關注。既然他無意自頭的斷裂中，引申一環環相扣的象徵危機，他的反應在悲憫之餘，竟多了一層寬容。既然他不汲汲預設一道統知識的始原中心，他的視界因可及於最該詛咒詈恨的人或事。在寓意的想像中，等列並行的類比取代了靈光“再現”的象徵階序；而罅隙或圓融、斷裂或銜接都還原為修辭的符號，為散亂的世界，暫時作一註腳。尤其耐人細思的是，儘管魯迅自身體的新傷，發展其對社會人生的認知體系，但身體畢竟不如心靈重要——恰如他認為語言文學只能作為達“義”救“心”的工具一樣。沈反其道面行，在身體形而下的運作或停止運作裡，他重新發掘生命不可測的律動潛能。在文學敘述的起承轉合形式中，他見證意義渙散、重組、衍生的無盡過程。這一對身體、語言、形式的執著，其實說明了沈從文對五四人道主義最特殊的詮釋。
湘西
於是由小說《黃昏》我們看到這樣的景象。揚子江中游的一個衰敝的小鎮裡，正值晚飯時分。炊煙處處，彩霞滿天。午後的一場大雨停後，處處稍見新意。孩子們正在臭水塘邊圍捕鱔魚，小鴨則悠遊水中覓食。而這也是每日例行的砍頭時分。看獄的老門丁剛從白日夢裡驚醒，他原在計算“屬於一生的一筆賬項”。年輕時的荒唐，百年後的準備，一一流過眼前。行刑兵的步伐已近。被點到名的囚犯，或驚惶、或悲泣、或抵抗。一陣騷動後，一個被拉走的鄉下人還老實地拜託獄吏:“礱上人來時，請你告訴他們，我去了，只請他們幫我還村中漆匠五百錢，我應當還他這筆錢……刑場上只剩下“留在家中也沒晚飯”的孩子們高興地圍觀。天上一角全紅了，“一切是那麼美麗而肅穆”。典獄官急著辦事，偏偏一個小兵點燈不慎，打翻了一地燈油。典獄官惦記著“自己房中的紅燒肉，擔心公丁已偷吃去一半”。這時，“天上紅的地方全變為紫色，地面一切角隅皆漸漸的模糊起來，於是居然夜了。”
我們如果只看到《黃昏》中對社會的反諷批判，或是“天地不仁”的慨嘆，未免糟蹋了這篇小說。砍頭，而且是冤枉的砍頭，是沈從文的主題。託生亂世，人命果不如螻蟻！但他抒情的筆觸靜靜地將與砍頭同時的各種感官意象聯結起來:變幻莫測的夕照，晚飯的炊煙菜香，小孩的嬉戲目光，老門丁的春情舊夢，犯人的最後交代，添油兵丁的笨拙舉動，還有典獄官的紅燒肉，似乎一起來到眼前。這些雜然分屬的事物好像各不相干，擔又似乎有所關聯。分則木然兀立，合則生機乍現。離合存沒之間，它們沒有象徵閃爍的邏輯，惟見文字左右聯屬的寓意。
魯迅斷頭一瞥所引出那決絕的、崩裂的危機感漸弛漸遠，取而代之者竟是一連綿柔韌的生活及生命憧憬。置之“死地”而後“生”，在一個政教秩序四分五裂的時代，沈的斷頭故事別具道德意圖。他對生命本能的驚奇，不因荒誕無道的世路而稍挫。他對文字“之間”接駁意義的可能（而非必然）未曾失去一再嘗試的興趣。這種對身體、文字、具象符號增殖互補的信心，其實充滿了嘉年華式的反叛衝動，與魯迅追逐終極形上道統的姿態，遇相對立。同時，沈從文也對抒情文類的題材及道德尺度，作了歷史性的突破。
魯迅與沈從文的砍頭故事，因此提供我們絕佳的機會，回顧現代中國寫實文學的不同路線。魯迅從斷頭的場景，看出了中國的社會民心，以及“中國”的道統象徵，不可收拾的摧頹瓦解。沈從文面對這樣的現狀，卻試圖從文字寓言的層次，提供療傷彌縫的可能。但兩者成就，皆遠過於此。魯迅在身體斷裂、意義流失的黑暗夾縫間，竟然發展出一不由自主的迷戀，一種與理性背道馳的恣肆快感。奇詭曲折，令人三嘆。沈從文則決非童騃的樂觀主義者。正如著名的《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結尾所述：“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沈從文書寫砍頭的故事，或許是求藉著敘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說也罷的生命創痛；但更重要的，因由敘述綿延不盡的寓意格式，他將碎裂的、分割的眾生百相，組合起來。
在意識形態狂飆的二三十年代，我們失落的終極信仰和生命寄託“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沈從文邊城結語）但對沈而言，處在或長或短的等待狀態裡，哪怕是虛構的希望也還得有。生活還得過，命還得活，“故事”也還沒有到頭。 五四以後的作家多數接受了魯迅的砍頭情結，由文學“反映”人生，力抒憂國憂民的 義憤。 他們把魯迅視為新一代文學的頭頭。 沈從文另闢蹊徑，把人生“當作”文學，為他沒頭的故事找尋接頭。 因此他最弔詭的貢獻，是把文學第一“巨頭”——魯迅的言談敘事法則，一股腦兒砍將下來。 他的文采想像，為現代小說另起了個源頭，而他對文學文字寓意的無悔追逐，不由得我們不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