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述懷

文丨毛姆

譯丨俞亢詠

昨天是我七十歲生日。一個人每進入一個接踵而至的十年時，很自然地——雖然未必合理——把它看作一件大事。

我三十歲的時候，哥哥對我說：“現在你不再是孩子，你已經成人，必須好好做一個人了。”四十歲時，我對自己說，“青年到此為止。”五十歲生日時，我說，“自己騙自己沒有用，我到中年了，我得同意。”六十歲時，我說：“現在我必須把我的各種事情整理一下，因為我已到老年的門口，必須自己結一筆賬。”我決定退出戲劇界，著重寫《總結》，看看我一生從人生和文學中學到了什麼，做了些什麼，以及從中得到了哪些滿足，藉以自娛自慰。

但是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覺得七十歲生日意義最為重大。人已到古稀之年，這一向被認為是人生派定的年限，多餘的歲月只是在時間老人執著鐮刀轉身向別處刈割時偷活到的屬於不定之數的餘生。人到七十歲，不再是在老年的門口。他就是個老人了。

在歐洲大陸，當一個有了些名望的人到了這個年齡，他們有一個很可愛的習俗。他的朋友們、同事們、弟子們（如果他有弟子的話）共同編印一本紀念文集，以表敬意。在英國，我們對於我們的知名人士沒有那種表示崇敬的捧場舉動。我們至多舉行一次宴會，而且那還非得是位確實十分著名的人物。

赫·喬·威爾斯七十壽辰時，我參加過這樣一次宴會。到會者數百人。肖伯納，高高的個子，器宇軒昂，白鬚銀髮，面板清皙，雙目炯炯，發表了演說。他站得筆挺，兩臂交叉著，帶著他那挖苦的幽默，說了許多使那天晚上的貴賓（威爾斯）和大夥聽了極為尷尬的話。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發言，聲若洪鐘，巧舌如簧。他的愛爾蘭土腔既加強又緩和了惡意攻擊的語氣。

威爾斯把鼻子鑽在講稿裡，尖聲朗讀他的演說詞。他對他的老邁深表不服，由於本性而不無牢騷地駁斥那些在座的人可能認為這祝壽和盛宴標誌著他願意從此終止他的活動。他嚴詞申請，他將一如既往為使全世界自由平等而奮鬥。

我自己的生日，沒有任何慶祝活動。我早上照常工作，下午到屋後僻靜的林子裡去散步。我一直不懂這些樹木哪來的這種神秘的魅力。它們跟我在別處看到的都不一樣。它們的靜穆比任何別的靜穆更深沉。枝葉繁茂的活的櫟樹上面掛著灰色的鐵蘭，彷彿披上了破爛的屍衣，膠樹在這時節光禿禿的，而野楝樹上一簇簇的漿果都枯黃了；四處一些高大的松樹蒼翠奪目。俯視著較矮的樹木。這個蕭條冷落的林子中間具有一種奇異的氣氛，你雖然獨步其間，卻並不覺得孤單，因為你有種怪誕的感覺，總好像有什麼在你身邊飄蕩著，既不是人，又不是非人。似乎有個陰影鬼鬼祟祟地躲在樹身背後，悄悄窺視著我在走去。於是緊張的感覺油然而生，彷彿你身邊四周都有埋伏，正伺機而動。

我回到屋內，替自己沏了杯茶，拿起書一直看到晚餐時候。晚餐後，我又看了一會書，玩了兩三盤單人紙牌，聽聽無線電裡報告的新聞，然後拿本偵探小說，帶著上床。我看完小說，睡著了。整整這一天裡，我除了對我那有色人種的女僕說過幾句話之外，沒對任何人說過一句話。

我就這樣度過了我的七十生辰，我就是要這樣度過我這生日。我思潮起伏。

兩三年前，我和莉莎（毛姆的獨生女兒。）在一起散步，不知她怎麼會說想到老年使她滿懷恐懼。

“別忘了，”我告訴她，“你到了老年，不會再有這種慾望，想去做現在使你感受到生活樂趣的那些事情。老年有它的補償。”

“什麼補償？”

“喏，你無需再做任何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欣賞音樂、藝術、文學——跟你年輕時候的感受不一樣，但那種不同的感受同樣有味兒。你可以觀察許多不再與你密切有關的各種事情的發展，從中得到無限的歡愉。若是你的樂趣不再那麼敏感了，那麼你的創傷也不再那麼劇烈地刺痛了。”

我知道，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冷雋的安慰，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就意識到我把前景描繪得多少有點陰暗。事後我再想想，我發現老年最大的補償是精神自由。我想與之相伴的是你對壯年時代認為重要的許多事物毫不關心了。另一種補償是使你擺脫了妒忌、憎惡和怨恨。我相信我不妒忌任何人。我儘量發揮了我的天賦，並不妒忌別人的更大的天賦；我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我不妒忌別人的成功。我很願意把我佔了那麼長久的小小的地位空出來，讓另外一個人登上去。我不再在乎人們對我怎樣想法。他們接受我也好，丟棄我也好，在他們似乎喜歡我的時候，我微微樂意，如果他們不喜歡我，我也處之泰然。我早就知道，我有些地方引起某些人反感，那是很自然的，沒有人會喜歡所有的人；他們的敵意使我感到有趣，而不是使我煩惱。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有什麼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東西。

作為作家，我也不在乎他們對我怎樣想法。總的說來，我想要做的已經做了，其餘都不關我的事。我們中間有許多人頭腦簡單地把一個成功的作家一時的轟動誤以為是就此成名了；我對此一向不放在心上，我常常想我原該用筆名寫作，這樣我可以不讓世人注意地度過我的一生。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毛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指《蘭貝斯的麗莎》，1897，俞亢詠譯作《麗莎之死》。）確實是署了筆名的，後來因為出版商忠告我，可能這本書會受到猛烈攻擊，我不願躲避在一個虛構的名字背後，才署了真實姓名。

我想大多數作家都不由得暗自希望不要自己一死就被人徹底遺忘了，我偶爾琢磨著自己有多大可能在一個短時期裡不致被人遺忘，藉以自娛。

一般認為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人性的枷鎖》。它的銷售情況證明它還在被人廣泛閱讀著，它是三十年前出版的。這對一部長篇小說來說，壽命是長的了。後世的人不大會對冗長的作品感興趣；現在這一代人認為它很有價值，這是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不過這一代以後，它將和其他許多比它更好的作品一起統統被人遺忘掉。

我想我有一兩部喜劇也許在相當一段時間裡還能維持它們暗淡的生命，因為它們是循著英國喜劇的傳統寫下來的，因而可能在從王政復辟時期的戲劇家們開始到諾爾·考德的劇本里還繼續逗人喜愛的一脈相承的風俗喜劇傳統中佔到一個位置。它們也許可能為我在英國戲劇史上得到一兩行的記載。

我想我的幾篇最好的短篇小說將在較長時期內被收入各種選集裡，也許就因為其中有幾篇所描繪的地方和環境將隨著時光的流逝和文明的發達而添上一層浪漫光彩的緣故。

兩三部劇本和十來篇短篇小說——帶著它們走向未來，這副行李很簡單，但總聊勝於無。如果我想錯了，而在死後一個月就被人忘掉了，那我將一無所知。

十年前，我向舞臺最後鞠躬告別（這是比喻的說法，因為實際上我在最初的幾個劇本之後，一直拒絕作此有失尊嚴之舉）；當時報界人士和我的朋友們都認為我並不真有退隱之意，過了一兩年會重歸舞臺的；然而我始終沒有，也絲毫沒有這心意。

前幾年，我決定再寫四部長篇小說，然後小說創作也不幹了。其中一本我已經寫了（指《刀鋒》。）（我沒有把一本戰爭小說算上，那是我被派在美國所做的令人厭煩的戰時工作的一部分），不過現在我不準備寫那另外的三部了。一部是以十六世紀的西班牙為背景的奇蹟小說（這本奇蹟小說後來已寫，1944年出版，即俞亢詠譯的《卡塔麗娜傳奇》，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二部是關於馬基雅弗利在羅馬那跟徹薩雷·博爾吉亞相處的一段故事，他們這次相處給他提供了寫作《君主論》的最佳的資料；我準備把他們的談話和他據以編寫劇本《曼陀羅花》的材料交織在一起，寫成一部小說（這第二部後來也寫了，即《彼時與此時》，1946。）我知道作家們常用自己所經歷的事情為素材寫小說，事情也許瑣屑，只是憑他的創造能力才寫得趣味盎然，耐人尋味，這回我想把這個程式顛倒過來，從《曼陀羅花》這個劇本來猜測其原本可能發生過的真實情況，一定很有趣。最後一部小說，我預備寫伯蒙賽貧民區裡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的故事。我在五十年前開始寫作時，寫的是一本關於倫敦那些走投無路的窮人的故事，我覺得再用同樣的題材來寫一部小說以結束我的創作生涯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現在只想把這三部小說放在腦子裡供閒來遐想，作為消遣。（這是1944年寫的，事實上後來不是三部未寫，而是兩部已出版，只剩一部關於貧民的故事沒有寫出來。）這是作家所能從他的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喜悅；寫了出來，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不再能從他想象的人物的談話和行動中得到歡樂。同時我認為到了七十歲或者過了七十歲，我也不大可能寫出什麼有多大價值的東西來。動力衰退了，活力衰退了，創造力衰退了。

文學史上對於即使是最偉大的作家的晚年作品，也常帶著惋惜地一筆帶過，但更多的時候是乾脆不屑一提，我自己也傷心地親眼看到我朋友中間有些很有才華的作家，才力已不復當年而還在繼續寫作，結果寫出來的作品大不如前，令人失望。一個作家的思想感情的最佳交流物件是他同一代人，他應該明智地讓他的下一代人去選擇他們自己的代言人。不管他讓不讓他們這樣做，反正他們就是這樣做。他使用的語言和他們格格不入。

我覺得在我一生和一生的活動所致力構成的圖案上面，再也寫不出些什麼來新增上去。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心願，我願意就這樣收場了。

有一個徵象使我注意到我這樣做是明智的，那就是我一向總是生活在未來多於生活在現在之中，而近來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多地沉浸在過去之中。大概當未來無可避免地必然如此短促，而過去是如此長久時，這也是很自然的。我什麼事總預先訂好計劃，一般都按計劃完成；然而現在誰能訂計劃呢？誰說得準明年或後年將發生什麼，誰知道一個人的處境將如何，能不能跟過去一樣地生活？我過去喜歡駕著帆船在地中海的藍色洋麵上閒蕩，而今帆船被德國人奪去了，我的汽車被義大利人拿走了，我的房子先是被義大利人佔用，現在是德國人佔用著，還有我的傢俱、書籍、油畫，如果沒有被洗劫一空，也四處亂堆亂攤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毛姆居住在地中海邊的遊憩勝地裡維埃拉他的莫雷斯克別墅裡；後被德軍佔用，詳見其回憶錄《純屬私事》，1941。）但是對於這種種，我比什麼人都不放在心上。我已經享盡人間所能企求的奢侈生活，今後給我兩間住房，一日三餐，再有一個好好的圖書館能有書看，就足以滿足我的需要了。

我胡思亂想，常想到過去漫長的青年時期。我做過各種令人後悔的事情，不過我儘量不讓它們困惱我；我對自己說，這不是我做的，而是過去的另一個我做的。我損害過一些人，但因為我沒法彌補對他們造成的損害，我設法使另外的一些人受惠，聊以贖罪。有時候我不無懊喪地回憶起我錯過了當年可以享受的好些雲雨之歡的機會，但我知道我不得不坐失良機，因為我是神經質的，儘管事先慾火中燒，想入非非，而真到關鍵時刻，卻往往一陣肉體上的反感使我退避三舍了。我比指望於自己的更為貞潔。

許多人說話太多，老年更是嘮叨。雖然我向來慣於多聽少講，近來似乎也漸漸染上了饒舌的毛病，我一發現就留意糾正。因為老人是被勉強容忍的，他必須處處謹慎知趣。他應當竭力不教別人討厭。他不能硬去軋在年輕人中間，因為他使他們拘束，他們和他合在一起不自在，如果他覺察不到他們會因他的離去而鬆一口氣，那他準是冥頑不靈的。假如他曾經在這世界上有點聲望，那麼他們會尋求和他交往，但他們不是為結交他而結交他，而是因為他們往後可以在他們一輩的朋友面前去吹吹牛——要是他不明白這一點，他就是傻瓜。在他們心目中，他是一座山，你爬它，不是為了攀登的樂趣，也不是為了你可以從山頂眺望的景色，而是為了回到山下可以誇耀你的壯舉。

人們總建議老年人還是和他同一輩的人多往來往來，他倘能從中得到些歡樂，也夠幸運的了。當然，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全是些一隻腳跨在墳墓裡的老人的聚會，是令人喪氣的。蠢貨並不因老而變得少些愚蠢，而老年的蠢貨比年輕的蠢貨更為討厭。有的老人硬不順從歲月的侵襲，一舉一動輕浮得令人噁心；另有些老人抱住過去的年代不放，對擯棄了過去年代的當今世界百般地不耐煩：我不知道這兩種人哪一種更叫人受不了。

既然年輕人不喜歡和老人往來，而老人覺得自己同一輩的人又令人討厭，那麼老人的前景似甚暗淡。這樣，剩下來就只有以自己為伴；我以自己為伴比與哪個為伴都稱心如意，我深為欣幸。我從來就不喜歡許多人的大聚會，我現在可以拿年邁為託詞，或者乾脆不參加聚會，或者參加了到覺得沒有趣味時悄悄溜走。我越來越孤單，我也越來越安於孤單。去年我一個人獨居在康巴希河畔的一所小屋裡為期數週，不見任何人，但我既不覺得寂寞，也不覺得厭煩。的確，要不是酷熱和瘧蚊迫使我放棄這隱居生活，我真不願意回到紐約去哩。

很奇怪，一個人需要多麼長時間才意識到仁慈的大自然賦予他的恩惠。我最近才想到我一生從沒有過頭痛、胃痛、牙痛。前幾天我在卡爾達諾將近八十歲時寫的自傳裡看到，他慶幸自己還有十五顆牙齒。這會兒我自己數數，我還有二十六顆。我曾患多種嚴重疾病，肺病、痢疾、瘧疾等等都害上過，但我從不過量喝酒，也不吃得太多，我現在身體健康如常。

顯然一個人若想度個愉快的晚年，非有相當健康的身體，同時還非有適當的收入不可。收入無需很多，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不多。放蕩的開支浩大，而老年容易安分守己。可是貧困而年老就糟了，倘生活必須都要依靠別人，那就更糟了。我感謝公眾，他們不但使我生活安樂，而且使我可以隨心所欲，還能幫助對我有所要求的人們。老人往往貪婪。他們常要利用金錢以保持對於依附他們的人們的權力。我覺得自己沒有這種心思，因而也沒有這樣的毛病。

我除了對名字和麵孔的記憶之外，總的說來，記憶力很好，我看過的書都記得。它的不好的一面是，世界上偉大的小說看過了兩三遍之後，我再不能趣味盎然地重讀它們了。現代的長篇小說很少引起我的興趣，要不是那無數的偵探小說，我真不知如何消遣時日，這些小說那麼引人入勝地給你排遣時間，看完就讓你忘掉。我對於各種與我無關的書向來不聞不問，我至今還是不要看娛樂的書和那些介紹對我毫無意義的人物事蹟或地方情況的書。我不想了解暹邏的歷史和愛斯基摩人的風土人情，我不要看曼佐尼的傳記，我對矯健的科爾特斯的好奇的趣味，到看到了他站立在德利英的一個峰頂上的記事，也就滿足了。我依舊能津津有味地讀我年輕時候讀的那些詩人的詩，也有興趣讀今天詩人的詩。我欣幸自己活得長久，能夠讀到葉芝和艾略特後期的詩作。我能閱讀出於約翰遜博士筆下的所有作品和出於科爾律治、拜倫和雪萊筆下的幾乎所有的作品。老年使人失去了最初讀到這些世界名作時的強烈感受，這永遠無可挽回。重讀像濟慈的《眺望天空的人》那樣的詩，再也沒有早先初讀時的感受，最後不得不認為原來不過如此，這的確是可悲的。

然而有一個門類始終引起我老年的激情，那就是哲學，不是爭辯和枯燥無味的學術性的哲學——“絲毫解決不了人間苦難的哲學家的言論是枉自空論的”——而是討論我們人人面臨的種種實際問題的哲學。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有人說他枯燥，可如果你有幽默感的話，你會發現他實多娛人之處）、普羅提諾、斯賓諾莎，還有許多現代哲學家，如布拉德利和懷特海，永遠使我開懷，啟發我深思。原來他們和那些希臘悲劇家所探討的全都是對人生密切有關的問題。他們使人振奮，又使人安謐。閱讀他們的著作猶如駕著一葉扁舟在陣陣微風中漂浮於散佈著千百個島嶼的內陸海面上。

十年前我在《總結》中零零星星寫下了我在生活中、閱讀中、冥思玄想中所形成的關於上帝、生命不朽、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等等方面的印象和觀點，我覺得在這些問題上後來並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想法。倘若我需要重寫的話，我想該把當前迫切的關於價值的課題寫得稍為深入具體些，另外還當更詳細地談談關於本能的問題；有些哲學家在這個題目上面建造起了巍然的臆測的大廈，而在我看來，要在本能這個題目的基礎上建造起一座比空中樓閣更堅實些的建築物來，那將如打靶場裡浮在噴水口上的乒乓球一樣晃盪不定。

現在我離開死亡更近了十年，想到這一天的到來並不稍比當時多領悟些。有幾天我確實覺得自己什麼事情都做得太多了，認識了太多的人，讀了太多的書，看了太多的油畫、雕像、教堂和精緻的建築，聽了太多的音樂。

我不知道上帝存在不存在。任何旨在證明他存在的說法都不能令人信服，而古時伊壁鳩魯說過，信仰須憑直覺。這種直覺我可從未有過。同時又從來沒有人圓滿地解釋清楚何以惡與全能全善的上帝並存的道理。一度我被印度教的神秘的中性概念——即無始無終的存在、知識和福澤的概念所吸引，覺得這比人們憑自己的意願設想出來的任何其他的神祇都較為可信。不過我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種給人深刻印象的幻想。它不可能從終極原因依據邏輯推匯出這個世界的森羅永珍。當我想到茫茫的宇宙，想到無數的星辰和以千千萬萬光年計算的空間，我自不勝畏懼。但是我的想象力沒法想象出一個造物主來。我願意承認宇宙的存在是一個非人類的智慧所能解開的謎。

至於生命的存在，我倒相信有一種“心理物理物質”，它是生命的起源，其心理的一翼是複雜的進化活動的出處。但這一切的目的（如有目的的話）是什麼，這一切的意義，（如有意義的話）何在，我還是茫然無知。我所知道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所有哲學家、神學家或神秘主義者在這方面所說的都不能使我信服。不過，假如上帝存在而又關心人類的事情，那麼他當然必須相當地通情達理，如同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一樣，用寬厚的眼光看待人類的弱點。

還有關於靈魂是怎麼說的呢？印度教徒稱之為“阿特曼”，他們認為它來自永恆之中，並將繼續存在於永恆之中。這比認為靈魂是隨著一個人形成胚胎和出生而產生的說法容易接受。他們主張它有“絕對實在”的性質，從“絕對實在”中來，最後迴歸“絕對實在”中去。這是一種可喜的幻想；人們也只能認為就是這麼回事。於是人們相信輪迴，從而更進一步對惡和禍的存在提出了人類的智慧所能設想的惟一似乎有理的解釋，因為它假定惡和禍是過去罪過的報應。它不解釋為什麼全智全善的造物主願意或甚至還會製造罪過。

然而靈魂是什麼？從柏拉圖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解答莫衷一是，而大多數僅是對他的設想的修改補充。我們經常使用這個詞，應該相信我們必有所指。基督教作為一條信條，認為靈魂是上帝創造的一種簡單而不朽的精神實質。我們可能並不相信，然而還是賦予這個詞以一定的含義。當我問自己，我說的靈魂指的是什麼，我只能回答，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識，即我中之我，也即我之為我的品格，這品格包含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經歷和我肉體的偶然因素。

我看很多人不信肉體的偶然因素影響靈魂的形成。就我自己而言，我對於這一點比誰都更確信無疑。假如我不是口吃，或者假如我身材高了四五英寸，我的靈魂就會大不一樣；我有些突顎，在我小時候人們不懂得可以趁顎骨還柔韌的時候，給帶上個金托子予以矯正；假如當時他們那樣做了，我的面貌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我的夥伴們對我的反應就不同，因而我的性情、我對他們的態度也就不同了。但是能用一個齒科醫療器械矯正的靈魂，又算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全都知道，要不是隻因似乎偶然的機會遇到了某一個人，或者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到過某個特定的地方，我們的一生會有多大的變化；因而我們的性格——因而我們的靈魂，會和現在的迥然不同。

因為不管靈魂是品質、感情、癖性等等的混合物，或是一個單純的精神實體，反正性格是它的可以覺察到的現象。我想每個人都會同意，痛苦，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肉體上的，都影響性格。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在貧困和不得志的時候妒忌、狠毒、卑劣，但一旦獲得成功，便變得和善和襟懷恢廓。銀行裡存了一點錢，社會上有了一點聲譽，就能使他們靈魂高尚，豈不怪哉？相反地，我認識一些原來正直可敬的人，到為貧病所困時，會變得虛偽、欺騙、好爭吵、心地惡毒。因此我沒法相信這樣隨肉體情況而變化的靈魂可能脫離肉體而單獨存在。你看到死人的時候，自會覺得他們是徹底地死了。

有時有人問我，我高興不高興把我這一生重新再活一次。總的說來，我這一生是過得很好的，也許比大多數人過得都好，可我覺得重活一次沒有意思。這會像是重看一遍一本以前已經看過的偵探小說一樣無聊。不過，假定真有再生這麼一回事——這是全人類的四分之三明確相信的——再假定一個人可以選擇要不要再在地球上過一次新的生活，我有時候曾經這樣想過：我應該試一試，也許有希望可以享受我因環境和自己精神或肉體上的特殊原因而沒有享受到的種種樂趣，還可以學到許多我沒有時間或機會學到的東西。但是現在我應該謝絕了。我已經活夠了。我既不相信生命不朽，也不企求生命不朽。我只想死得快，死得沒有痛苦。我樂於深信我的靈魂以及它的願望和弱點都將隨著我最後的一口氣一起化為烏有。

我牢記著伊壁鳩魯寫給米諾西厄斯的信中說的話：

“你該深信，死對於我們是無所謂的。因為一切善惡、禍福在於知覺，而死了沒有知覺。所以，正確認識了死對於我們是無所謂的，有涯的生命就有意味，不是因為這個認識給生命添加了無限的延續，而是因為它消除了我們對於不朽的想望。一個人真正理解了不活並不可怕，那麼他在生活中就無所畏懼了。”

我想用以上這些話在今天這個日子來結束我的這本書正合適。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年1月25日一1965年12月16日），英國小說家、劇作家。代表作有戲劇《圈子》，長篇小說《人生的枷鎖》《月亮和六便士》短篇小說集《葉的震顫》《阿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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