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第11章

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

雲：雲,山川氣也。象形字，古代的“雲”字像天空中飄著的軟綿綿的雲朵，雲朵變化多端，呈現出不同的樣子和方向。

後來，在“雲”上邊加上了“雨”字，表示雲會帶來降雨。現在的“雲”字，去掉了上邊的雨，又變回了最初的樣子。

雲的原義就是雲氣、雲霧，如《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後延伸指輕柔舒捲、形狀像雲的事物，如“雲鬢。”

雲在高高的天空，所以雲又有“高”的意思，如“雲梯”，又如蘇軾的《書王晉卿畫-西塞風雨》：“仰看雲天真若笠，旋收江海入蓑衣。”其中的雲天指的就是高空。

雲也被假借為“說”，如“人云亦云”、“不知所云”等。

玉：最早見於甲骨文，其本義為用絲繩串起來的珍玩寶石，《說文》：“玉，石之美，玉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楊，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玉是一種礦物，不透明和半透明的集合體。化學成分是矽酸鋁鈉。硬度大。如白玉、墨玉、青玉、碧玉、和田玉、岫巖玉等，主要用作雕刻工藝美術品。

玉又是君子的代表，如《禮記·曲記》：“君無故玉不去身”。疏:“玉謂佩也。”玉也指玉製的樂器，如《孟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演奏古樂，以鍾發聲，以罄收韻，集眾音之大成。金指鍾，玉指罄。

玉後引申為色澤晶瑩如玉之物、形容美好、形容潔白等。如《詩·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玉也可用於敬稱，如《戰國策》：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又如白居易的《長恨歌》：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帛：形聲字。從巾，白聲。甲骨文字形，上面是“白”字，下面是“巾”字。本義：絲織品的總稱。漢· 劉向《列女傳》：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

古人常用玉和帛作為貴重禮物送人，所以“玉帛”也是禮物的代名詞。如《左傳-莊公十年》：“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樂：音樂或者樂舞。儒家提倡的“樂”包含兩重意義：

1，秩序。不同場合、地點、階層使用的樂舞有明確規定，比如《論語》有記載：“三家者以《雍》撤”。孔子聽說後氣憤地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雍》樂允許周天子或者魯國國君祭祀時使用，可是“三桓”卻在越禮使用，所以孔子很氣憤。

孔子在齊國的高昭子家中聽到《韶》樂後，更是悲傷地吃不下飯（三月不知肉味），他沒想到禮崩樂壞到了這個地步。

2，修養。孔子認為，音樂造詣代表人的修養高度，孔子要求每個弟子都要學習音樂，他曾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孔子重視樂對於人的感染作用，認為人格的圓滿，完成、完善，賴於樂的感化作用。

孔子還說過：“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他認為：智、廉、勇、藝皆不足為成人，只有復加以禮樂，才可成為人格完善的君子。

鍾：形聲字。左形，右聲。繁體字寫作鐘，本義：古代打擊樂器，青銅製。古時盛酒的器皿也叫鍾，後用“盅”代替。

鼓：會意字。甲骨文字形，左邊是鼓的本字，右邊是“支”( pū)，表示手持棒槌擊鼓。本義：一種打擊樂器。

《釋名·釋樂器》：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如《詩·邶風·擊鼓》：“擊鼓其鏜。”

鼓也可以表示鼓聲，如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鼓也可以做動詞用，表演奏、擊打、激發等，如《孟子-梁惠王上》：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鐘鼓合併常常表示音樂。

全文理解為：

孔子說：“禮呀禮呀，僅僅說的是玉器和絲帛嗎？樂呀樂呀，僅僅說的是鐘鼓等樂器嗎？”

本文記載了孔子對“形式主義”的拷問，禮樂是人們發自內心地、自覺地遵守、敬畏。不該是隻浮於表面的形式。

“形式主義”指的是一種只看事物的表象而不加分析其本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它違背了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科學原理。

形式主義的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其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紮紮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矛盾和問題。

形式主義的具體表現是欺上瞞下，做表面文章，弄虛作假，虛多實少，陽奉陰違喊口號多，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

在現實生活中，形式主義遍佈各個領域，在學校，借幾個電子琴，讓幾個學生擺出彈琴的樣子，拍照後宣傳“素質教育已全面開展。”

一些偽國學大師留著長髮，蓄著鬍子，身穿儒服，手搖扇子，其實腹中空空，一上臺就開始煽情，反覆問臺下“你今天替父母洗腳了嗎？”似乎替父母洗腳就是國學。

一些所謂的國學培訓機構，除了敎學生學一些不合時宜的禮儀、背幾句《三字經》之外，根本不在乎學生思想品德、人格精神的塑造。似乎拱手作揖就是國學，失去了學習國學的真正意義。

他們不曾想出生於日本的鄭成功，不懂傳統禮儀，但他的儒家愛國精神、文人氣節，絲毫不輸給任何人。

搞形式主義的人眼裡，事情做得好不好不重要，但是，樣子一定要好看，照片、影片一定要拍好，宣傳一定要做好！

形式主義就是“腐敗”、“不負責任”。形式主義害人害己！

變味的經筵

自從“道統”和“治統”分離後，它們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道統”需要“治統”來維護，“治統”需要“道統”的指導。

為帝王講課叫“經筵”。它不僅能幫助皇帝研讀經史子集、學習治國平天下之術，而且還是皇帝與群臣增進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時還是朝廷向天下展示尊師重道禮儀的重要手段。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明代末期，經筵已經成為嚴重的“形式主義”，筵席成了宴席。最終江山被斷送，不得不令人深思。

經筵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之後，他的兒子漢昭帝劉弗陵下詔尋找能夠解讀《韓詩》（漢初大儒韓嬰傳授的《詩經》）的人，大臣蔡義（今河南溫縣人）應詔前往，皇帝聽後很滿意，封其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專門為漢昭帝講解《韓詩》。

此後，漢宣帝劉病已亦曾詔儒官講經於石渠閣（西漢皇家藏書館），並召開了石渠閣會議，蕭望之（蕭何七世孫，今山東蘭陵縣人）等五經博士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贈設博士至14人。

漢明帝劉莊命張酺（pu，東漢大儒，今安徽太和縣人）數次侍講於御前。

到了魏晉南北朝，開始出現“侍讀博士”這個官職，不過由於沒有形成定製，這個職位經常處於虛設狀態。

到了唐朝，侍講學士正式成為一種常設官職，御前講學開始變的頻繁。

到了宋朝，經筵正式演變為一種制度，先是宋太宗留翰林學士在禁中以備顧問並，而後宋仁宗明確御前講學為“經筵”，並對的場地、時間、場所、科目以及參與的人進行了詳細規定。

明朝作為君主高度集權的一個朝代，在繼承經筵制度時，又產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並未設立經筵制度，洪武十五年，大臣桂彥良（元末明初大儒，原包山書院山長，後被聘為太子講師）向朱元璋上了一封題為《太平治要》的奏摺，首次提出“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但朱元璋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永樂至宣德時期依然沒有設立經筵制度，到了正統時期，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為朱祁鎮繼位時只有10歲，內閣老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認為此時朱祁鎮還應該以讀書學習為主，於是由楊士奇主筆，上了一封題為《請開經筵疏》的奏摺，請求重啟經筵制度，得到太后及朱祁鎮批准。

至此，明朝正式恢復經筵制度，此後雖然偶有間斷，但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徹底廢棄。

但是，明末時期的經筵完全流於形式，滿朝文武就像在玩過家家。皇帝到底學到了什麼？完全沒有！旁觀者想笑卻不敢笑。原本革君心、正君心的道德教育課成為一種政治形式。

明代經筵主要在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時間在早朝之後，地點在大明皇宮文華殿。整個過程豪華隆重！

參加人員：皇帝、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內閣大學士、擁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朝臣勳戚。

列席人員：給事中、御史等人、太監、宮女若干。

過程：皇帝在二十名手拿金瓜等武器的大漢將軍（明代殿廷衛士的稱號）護衛下，首先駕到，面南朝北坐定後，宣百官覲見，山呼萬歲後，鴻臚寺（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禮賓司）官員將一張書案擺在御座之前，歸皇帝使用。

另一張書案相對而放，約在幾步之外，為講官使用。參加聽講的官員按官職地位分列書案左右。

贊禮官呼唱下，兩名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個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講官、展書官都是選自翰林院的最優秀的人才。

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左邊的講官叩頭行禮，禮畢後慢慢走到書案前，左邊的展書官慢慢跪行到書案，開啟書本講義，用銅尺子壓平。

講官開始站著講課，主要講“四書”，講完後，合上書本，講官和展書官彎腰退回原位。右邊的講官和展書官如法炮製，右邊的講官主要講的是歷史。

講官可以口若懸河、指手畫腳。皇帝必須端坐，不得翹二郎腿。如違反，講官有權停止講課，責問皇帝：“為人君者，可不敬哉？”

其他大臣及相關人員必須聚精會神靜聽，不得交頭接耳。如違反，板子伺候。

講官必須將經傳的精義講透，指出歷史的借鑑，結合實際，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如果敷衍塞責、逢迎恭維，對不起，以失職論處，罷官。

講官可以用委婉的言辭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可以說出自己的不同觀點，但不能責問或指責講官。

整個過程，繁文縟節，典禮呆板，流於形式。但皇帝必須配合演完這個傳統節目，可笑的是參加經筵的達官顯貴們也非常厭倦，卻任然兢兢業業地維護這一制度。

最後，知經筵事會率領眾人到東順門享受御賜的酒飯，能吃上皇帝御賜的飯，這在古代是莫大的榮譽，何況這頓飯盡是“珍饈良醞”、“極盡豐盛”，吃不完可以帶包帶走。

不知道這些講經的老師們，講到《論語》中的“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的時候，是啥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