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仁義”是儒家的主流主張，儒家的很多學說都是圍繞著這兩個字來展開思考的，但其實仁義講的是兩個方面，它們在本質上的意義並不相同，解決的問題自然也不盡相同。

從儒家的歷史來看，“仁”更多的是孔子的主張和學說，也是孔子發揚儒家體系的根本，而“義”則是孟子的主要主張，是孟子在繼承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說的根本，這兩者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儒家的仁學體系和道德體系。

那麼，“仁與義”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它們分別解決的又是哪些問題呢？為什麼說，單講“仁”或者單講“義”都不足以建設完整的儒家體系呢？這些問題我們要從儒家的根本思想方面來進行分析。

本篇文章，我們就來看一下“仁”與“義”的各自含義，看一看這兩個方面的體系是如何構建的，儒家又是如何透過這兩種體系來繼承和發揚他們的思想的？

首先，“仁”學體系主要是由孔子構建的，大概分為三個部分，一個是人際關係的基礎，也就是孔子常說的親親之愛，是一種父母，兄弟，宗族之間的基礎的愛，這些情感大多數都是源自於人之常情，比如說晚輩對長輩的尊敬和孝順，同輩之間的相互扶持，宗族之間的相互幫助等等，這些大多數是因為血緣關係而萌生的一種天生的情感，而這些情感也是人們搭建人際關係的基礎。

所以，孔子以種自然而然的情感為基礎，提出了親親之愛的學說，希望人們能夠將自身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搭建，類比於自身與親人之間的關係，如此也就搭建了不同家族之間的關係，如果家族與家族之間能夠如同親人一般和平共處，那麼，所有的人際關係其實也都成為了網路中的一部分，人們達到和平共處的境界就有了根基。

其次則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講的是為人處世的兩個方面，“忠”指的是要讓自己能夠在天下立足，並且在自己有餘力的情況下，也要幫助他人在天下立足。

“恕”指的則是約束自己的行為方式，核心點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也絕不強加在別人身上，如此在搭建完人際關係之後，人們又能透過合理的方式來約束自身的行為，並憑藉自身的能力為所搭建的人際關係網路做貢獻，那麼就鞏固了關係網路的成型和發展。

最後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並不是由孔子提出來的，是由孟子提出並發展的，在孟子的認知當中，惻隱之心是一種人們天生所擁有的行為意識，簡單點來講，就是於心不忍，比如說，一個嬰兒馬上就要掉進井裡了，想必幾乎所有路過的人，都會伸以援手，這就是一種於心不忍，不忍心看到一個無辜的孩子落水而亡，所以，產生了同情和憐憫，進而出手相助。這就是孔子仁學體系的構建和發展。

究其本源，孔子的仁學體系，其實就是一種愛的體系，透過人的自身情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構建，來搭建一種和平的穩定的網路，然後，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來約束行為，所以，其實到了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之後，孔子所搭建的仁學體系也就完整了，只不過，“仁學”體系的完整實際上並不能保證儒家學說沒有任何漏洞和缺陷。

因為單純的講“仁”和講“愛”是不夠全面的，也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為什麼呢？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僅僅只有愛，有愛就會有恨，也並不僅僅只有“有生”，有生還會有殺，所以，讓世界充滿愛的想法雖好，但是做起來卻是相當的困難。

尤其是在孔子、孟子等人所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天下本身就禮崩樂壞，利益至上已經漸漸地成為了人們生存的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所有人放棄利益的爭奪，去講究虛無縹緲的愛，這本身就是極其困難的。

孟子也說過，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意思就是說當今天下各國的君主，幾乎沒有一個是不喜歡殺人的，而且他們不僅喜歡殺人，更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也就是說，在戰爭的過程中，幾乎是浮屍遍地，在這樣的時候，一個勁的講什麼情啊愛呀的，難道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嗎？

雖然在後世中，孟子也曾經指出過“仁者無敵”，而且或許仁者真的能夠無敵，但是，這卻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在天下所有的人都講究愛的前提下，“忍=仁”者才是無敵的，在當時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裡，“仁和愛”並不管用。

那麼，既然孔子構建的仁學體系並不能在當時使用，儒家學說又要繼續繼承和發揚，就必須構建另一種體系，而這也就是以孟子為主的道德體系。

我們上面說的，在戰爭頻發的春秋戰國時代裡，光講愛是絕對不行的，同時，雖然講愛不行，但是也不能講恨，更不能提戰場殺戮，雖然如此，人們又不得不面對現實，面對殺戮不可避免的現實。

如此一來，也就會產生兩個矛盾，一個是愛與恨的矛盾，另一個則是生與殺的矛盾，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儒家所謂的仁學體系其實就是一種空想。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孟子提出了義的概念，也是孟子建立的道德體系的根本核心。

孟子認為，無論是愛和恨，還是生和殺都需要區別對待，首先，不能大開殺戒，濫殺無辜，其次，是在不得不殺的時候，也需要有惻隱之心，比如說，將功補過、念及舊情等等，當然，在一個人真的罪該萬死，已經威脅到諸多人的生命安全時，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殺。

也就是說，在孟子的觀點當中，“殺”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殺”也要秉承原則，那就是不亂殺、不虐殺、只殺該殺。所以，在孟子道德體系裡面的關鍵就是該不該的問題。一個人是該殺，還是不該殺？該定罪還是不該定罪？又要以什麼一樣的標準去給他定罪，以什麼樣的標準來定義該不該的問題？而這個標準就是孟子提出的義。

其實，“義”這個字本身就有該殺的意思，這個字最基本的含義有兩個，一個是威儀的儀，另一個則是適宜的宜。對於威儀的“儀”，它原來的書寫形式就是“義”，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單人旁是後來加上去的，在此之前，它的字形是一個人頭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表現一個人的形象是威風八面的。

在許慎的《說文解字》當中就曾經說過，“義”是“己之威儀”的意思，同時也表示，一個人應該去戰鬥。而適宜的宜，它的字形是一塊肉放在砧板上，為什麼是一塊肉放在砧板上呢？其實代表的意思就是可以殺，應該殺，所以，在文字學家容庚先生、唐蘭先生，文化學家龐樸先生的解釋當中，他們都認為，“義”其實就是有該殺的意思的，只不過當義組詞適宜的時候，代表的殺氣不見了。

所以，無論是威儀還是適宜，其實，潛在的含義當中都有該殺的意思，在很多時候，“義”這個字本身也有一種與生相反的意思，比我們看到的大義滅親、見義勇為、義無反顧，再比如捨生取義等，其中的“義”都有赴死的含義，而這裡的“義”，也絕不可能代替成“仁”字，所以，孟子講義其實是綜合了儒家學術與現實社會的矛盾。

我們上面提到過，儒家學說在構建仁學體系時，與現實社會是有衝突的，畢竟在仁學體系中，講究的是一種單純的愛，是一種理想化的人際關係構建，但在現實社會當中，人與人之間不僅有愛的關係，同時也有複雜的利益關係，不可能像“仁學體系”中所說的那麼純粹和完美。

在“仁學體系”中要求的自我約束，很多時候也達不到，哪怕是最簡單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並非是所有“仁”都能夠做到的，因此，儒家的仁學體系與現實社會是有矛盾的，它要求避免殺戮，但現實社會卻不可能避免殺戮。

所以，孟子在仁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議，告訴人們，講究“仁”也並非是要完全的避免殺戮，而是要做到不要濫殺無辜。也就是說，濫殺無辜是不仁，該殺不殺是不義，作為一個人來講，不仁不義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說，“義”的提出其實解決了愛與恨、生與殺的矛盾，同時也賦予了道德批判性。在很多時候，古代先賢們的言論都是有兩個不同的方面的，他們也都是透過一正一反來解釋事物的發展的。

比如說，孔子曾說，不可與言的時候，如果與之言就叫作失言，是一種言而無信的行為；同時孔子也說過，可與言的時候，不與之言，這叫作失人，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失人和失言都是不對的，這從兩個方面解釋了人們在訊息傳遞的時候所要尊重的原則。

再比如，所謂的以德報怨，其實也並不僅只有這一個層面，在以德報怨之後還有一句何以報德，所以，我們讀書的時候必須要讀全，不能只讀一半，否則也會曲解先賢們的意思。

因此，“仁與義”其實是講究的兩個不同的方面，“仁”解決的是能不能的問題，也就是說，作為人，能不能愛別人？能不能恨別人？提供的是人心靈最安穩的住所，而“義”解決的是該不該的問題，一個人該不該愛？一個人到底該不該殺？所提供的是人行為最為正確的路徑。

更加通俗點來講就是，做人要做一個好人，這就是“仁”；而走道要走正道，這就是“義”。仁與義一個講究的是人自然的思想，在做人方面的選擇和達到的標準，一個則是對於人們行為的規範以及為人處世的標準。

作為孔子來講，他更加的偏重“仁”，所以，仁學體系的構建更多的是孔子的功勞，他也曾經說過，只有那些仁人，才能夠真正地做到愛恨分明，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孟子則更加的偏重義，他認為，愛那些應該愛的就是仁，恨那些應該恨的就是義，無論是愛還是恨，在能不能的基礎上還要講究該不該。

一個人能愛卻不愛，這是不仁，一個人該恨卻不恨，叫做不義，而無論是不仁、還是不義，如果要做一個好人就必須都要避免。所以，仁和義雖然分別指代兩個不同的方面，孔子和孟子也都各自有自己的偏重。

我們以後來人的角度來看，仁和義無論是哪一個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不應該有失偏頗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孔子所構建的仁學體系中的關鍵詞是“能”，而孟子所構建的道德體系中的關鍵詞則是“該”，能不能有思想問題、有境界問題、有水平問題、有能力問題，這其實應該成為人的一種追求，試問哪個人不希望社會充滿愛呢？哪個人不希望四海之內皆兄弟呢？

如果人人都能夠對每一件事情報之以善意，都能夠對其他的人充滿關懷和幫助，那麼，這個世界上的人際關係必然會變得更加的穩定和諧，也不會再發生一些本不該發生的意外，社會必然會更加美好。

但是，我們從現在的事實來看，這樣的社會還未能夠達成，無論是孔子、孟子的那個時代也好，還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也好，我們實際上都在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美好未來奮鬥。

所以說，孔子構建的仁學體系，雖然理論上完整了，但它與現實還是有著不可調和的裂痕，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彌補這個裂痕，將孔子的理論完美變成實際完美，因此，我們說“仁”其實是一種境界的追求，是一種理想，一種目標。

而孟子的“義”則是一種行為的準則，就是說，人們在做事的時候，必須要遵守的東西，其實，達到義的準則是追求人的境界的基礎，我們只有做到了愛憎分明，知道了該與不該的標準，那麼，才能夠更好地約束自己的行為，對於不該做的事情絕不去做，對於該做的事情也要認真而完美的做好。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都不去做不該做的事情，都將該做的事情做好，那麼整個社會其實也就會變得相對完美，當完美到一定的程度，其實也就達到了孔子要求的仁學體系的標準，如此一來，夢想不也就變成現實了嗎？

所以說，孔子和孟子所提出的仁義都是對現實社會有實際的意義和價值的，它們一個是準則，一個是理想，而要實現理想，就必須要尊重準則。

也就是說，用孟子的義去彌補了孔子仁當中的缺陷，或者說，用孟子的義為實現孔子人的理想鋪路，總之，無論如何，都是希望社會能夠變得更加的和諧安定，變得更加的完美，希望現實社會能夠達到一種和平穩定的境界，不再像當時那樣兵荒馬亂，戰爭頻發。

只不過，無論是孔子的“仁”還是孟子的“義”，在當時的社會里，實現起來都比較的困難，畢竟當人們習慣了為利益去爭奪的時候，就很難靜下心來去用愛構建人際關係了，也很難停下來思考一下自己所要遵守的準則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