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適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古代西方沒有兵書”，這是在國內軍迷中普遍存在的一個錯誤概念。雖然和中國早早產生了《孫子兵法》這樣的軍事鉅著相比，西方兵法在古希臘時期的發展確實緩慢。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東西方都有自己的兵學體系，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兵法從紀實文學開始

與我們通常印象中的《孫子兵法》式兵書不同，西方最早的軍事著作是以紀實作品的形式出現的。這方面的代表是色諾芬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完成的《長征記》。

《長征記》的背景是公元前401年希臘僱傭兵跟隨小居魯士遠征波斯的故事。作者色諾芬作為這支僱傭兵的首領，全程經歷了這次遠征，所以《長征記》裡面既包括歷史事實，又涉及步兵戰術、後勤補給等問題。

與此類似，古羅馬人同樣將軍事紀實作品視為最具參考價值的兵法。

據資料記載，在古羅馬軍團中，從元老院出身的將領，到基層士兵都很喜歡軍事紀實作品。例如羅馬帝國的奠基人凱撒大帝，曾創造性地將軍事紀實作品作為對元老院進行輿論戰的武器，以自身經歷為背景創作了《高盧戰記》和《內戰記》兩部不朽的作品。

錄體兵書存在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將領會將創作軍事紀實作品作為傳播兵法的主要形式呢？

當時，古羅馬和古希臘共和國長期採用全民皆兵的徵兵制，這就迫使上層青年必須加入軍隊服役。可是，這些青年中的許多人對軍事不感興趣，這就為征戰帶來了不少麻煩。這時，軍事紀實作品的出現為指揮員的指揮作戰提供了一個照貓畫虎的捷徑，即上層青年利用較好的閱讀能力學習兵法。

事實上，我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軍事紀實作品，不過在我國兵書體系中將軍事紀實類兵書稱為“戎事筆錄”。

日本、蒙古、包括我國的歷代軍事指揮員都有仿照《春秋》《左傳》等歷史著作中記錄的戰役制定作戰的先例。例如，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曾參考《三國演義》等小說學習兵法，從而多次擊潰官兵的圍剿。

相比之下，我國傳統兵法體系則創造了一大批語錄體兵書，主要記錄了軍事人員指揮作戰中的各種言論。例如，作為黃埔軍校的教材《曾胡治兵語錄》就被稱為語錄體兵書。

語錄體兵書與西方軍事紀實作品相比，對閱讀者的軍事儲備知識要求更高，理解難度也較大。由於兵書閱讀者經常死記硬背、不求甚解，因此情況很容易導致“紙上談兵”之類的悲劇。

東西方兵學的此消彼長

那麼，東西方的兵書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難道僅僅只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性嗎？

事實上，東西方兵書在各方面的近似程度遠超我們的想象。國內的軍事愛好者受限於軍事知識儲備的能力，大多將兵法等同於《孫子兵法》這樣具備哲學意義的兵書。實際上，中國兵法中的主題雖然側重於哲學理論，但同樣也有大量指導軍隊作戰的手冊式兵書。

例如宋代就有學者編纂了《十一家注孫子》等註解，這些兵書註解是註解者基於自身作戰的經驗，將《孫子兵法》加以實踐化的過程。但是，考慮到《孫子兵法》對閱讀者嚴苛的要求，所以能夠讀懂此書並觸類旁通的人少之又少。

因此，從閱讀方面考慮，《孫子兵法》並不適合作為軍事教育的基礎讀本，只能作為軍事經驗相當豐富的將領的教科書。其實，西方軍事著作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這部軍事著作問世之後，雖然被軍事迷奉為經典，但其實際指導意義並不如約米尼的《戰爭藝術》一書，只是中國人向來對哲學類兵書愛好頗深，才使得《戰爭論》在中國流傳甚廣。

兵書本身是戰爭實踐的產物。考慮到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進入了大規模的戰爭時代，而西方此時還受限於奴隸城邦體制，軍隊規模較小，所以在戰術方面的實戰水平與同時期的中國差距明顯。但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西方就進入了新的軍事體制，而中國卻在舊理論的基礎上停滯不前，這是時代的悲劇！

因此必須承認，無論是東方兵書還是西方軍事學，最終的創作是在豐富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的。沒有廣泛戰爭經驗的支撐，創作的任何兵書都是“紙上談兵”，根本起不到傳授教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