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婧

二、毓文書院促進乾嘉漢學的傳播

（二）培養漢學科舉人才，促進漢學發展

盛朗西在《中國書院制度》中雲：“清之書院方式，大別為三：一為講求理學之書院，一為考試時文之書院，一為博習經史詞章之書院。” 從其分類中，可見不同型別的書院培養人才的側重點之不同。關於清代漢學書院的性質，盛朗西先生就提出漢學書院“皆以博習經史詞章為主，與專試時文之書院固不同” 。民國教育史大家陳東原先生則將漢學書院視為“專重經史，不及制藝舉業之書院” 。

毓文書院雖由著名的漢學大師就任山長和主講，但並不盲目排斥科舉應試，而是將培養漢學學者和科舉人才共同進行。毓文書院規定“每年開課，例在仲春。院中一月兩課。舉課之日，蓋在初二及十六兩日。課卷由山長評定甲乙，送縣印榜揭示。隨後錄其最佳者共賞也” 。毓文書院生徒初無定額，肄業數百人。後譚子文又補捐白銀1500兩，發典生息作為生徒膏火，由學政和山長選撥內外課生各15名，內課每月給銀1兩，外課每月給銀5錢。此外，凡是毓文書院肄業生徒，開科發甲者，均由院中備送花紅銀五十兩。

毓文書院對人才的全面培養，說明清代漢學書院與科舉的關係並非水火不容。也可以證明有些學者的觀點：“漢學書院在成為漢學人才培養和研究基地的同時，也是其所在地培養科舉人才的搖籃。可見，漢學書院不但不反對科舉制度，而且還有助於生徒應舉。”

（三）著述刊刻，積極傳播漢學

漢學大師在主持書院工作的時候，同時也從事學術著述，他們的許多代表作也是在書院中完成和刊印出版的。有學者指出，同時進行書院管理和學術創作刊刻，是宋明理學家難以做到的地方。1804年洪亮吉仿鐘山、紫陽書院體例，為毓文書院撰寫志書並開始刊刻，扉頁上有“版藏月午樓”字樣。志分：建立、經費、山水、蔛舍、人物、金石、藝文、書籍八卷。

《毓文書院志》既有有別於其他書院志的突出和鮮明的特點，其中也包含著洪亮吉作為一代漢學家的治學思想。

例如，《毓文書院志》專設“山水”一章，洪亮吉闡述道：“書院在萬山之中,惟東北山嶺稍夷,為往來之道,餘則皆危峰峻壁,日月蔽虧居此者,有塵表之想,攬霞外之勝矣。水則洋河環其前,甘泉出其腹,亦藉此以隔塵市,今錄諸山水之與書院尤近者”。《毓文書院志》因其沿革地理方面的嚴謹考證，成為書院志中的佳作。

再如，《毓文書院志》中設“金石”一門。鐘山、紫陽二志雖內容豐富，但於金石卻都沒有涉及。洪亮吉在“金石”一卷的開篇說:“夫人物所以藻一時,金石所以垂百世,是人物又借金石以傳也。旌德雖僻邑,而刊木勒石之技甲於東南,他日採溪南之石,請縣東之人,深刻大書以垂久遠,又所望於司其事者矣。” 此卷中收錄了皖督學使者王綬、歙縣朱文翰、內閣中書趙良[雨/澍]、書院建立人譚子文以及洪亮吉本人的五篇書院碑記，這五篇碑記詳細記載了書院的建立過程，為後人瞭解毓文書院的建立、規模和經費等情況，提供了原始、真實和可靠的資料，使我們可以一窺毓文書院的原貌，對於毓文書院的研究者來說，這也是非常難得和寶貴的資料。

洪亮吉還在毓文書院編成了他流放伊犁歸來的《更生齋集》十六卷，雕印成書。扉面頁上有“刊於洋川書院”字樣，每卷的末行分別刻有“受業呂培、譚正治、譚時治、譚貴治、呂璽、曹景先、汪賓、崔本化等校字”字樣。體現了嚴謹務實的學術之風和良好的學術道德。

1844年，另一位樸學大師包世臣在毓文書院講學之餘，寫成了《管情三義》八卷、《齊民四術》十二卷初稿，連同舊作《中衢一勺》七卷、《藝舟雙楫》九卷，名曰《安吳四種》共三十六卷，用活字版排印行世。此外，督學王綬、張鱗、汪守和、沈維喬，縣知事丁淑監，山長朱文翰、洪亮吉、趙良[雨/澍]、顧皋、孫原湘等所作《毓文書院記》十篇及包世臣作《重修生雲閣記》及帥承瀚作《於文公石嶺衝墓表》和董桂敷作《紹軍公石嶺衝塞》，也都是書院刻本。旌德人饒學斌在此著有《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兩卷，他對《古詩十九首》的評解為後人所推祟。

毓文書院山長們對於方誌的纂修也十分積極熱心。洪亮吉於1806主修《涇縣誌》，1807年主修《寧國府志》，而接洪任山長的趙良[雨/澍]則於1808年主修《旌德縣誌》。這些方誌的撰修風格沿襲了漢學治學特色，成為歷代地方誌中的精品之作。漢學研究者們在毓文書院期間刊刻的書籍不僅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並且儲存和傳播了文化，他們的漢學思想在其間也得以傳承。

三、乾嘉漢學推動毓文書院的發展

（一）開創書院學術新風，推動書院教育改革

宋明書院多以闡發心性義理之學為主，雖然書院教育對理學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但到了清代，空談義理成為書院教育的最大弊端。乾隆時期連皇帝也感嘆，“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 而漢學在書院的傳播，具有注重證實、講求經世致用的新氣息，成為與傳播理學的書院相對的新型書院。

毓文書院在創立初期，理學還佔據著書院教育的主流。究其原因，徽州是理學家朱子的故鄉，號稱“紫陽闕里”，旌德與徽州山連水接，程朱理學對旌德影響頗大，乾嘉時期仍相延不替。此外，王龍溪、錢緒山、鄒守益等理學大師均在寧國府進行過講學，旌德有不少士子追隨其後，如呂定夫、姚克寬、梅百一等人。毓文書院正屋的“亦樂堂”上曾供奉朱子牌位，足以證明書院對理學的尊崇。吳景賢對毓文書院創始之初的學風也做過詳細地描述：“旌德與徽州接壤，朱子嘗講學於旌之城南，流風餘韻，影響實大。厥後講學於寧國府屬之六邑者，如明之王龍溪、錢緒山、鄭謙之輩，又皆接踵而至，是以旌之人士，被治教澤者，實為不少。朱文翰在《贈同學諸子詩》中亦謂‘舉頭鹿洞風規在，晚進何人敢抗顏？相約潛修崇正學，陳王諸老未應非。’其時院中講學，以宋明理學為宗，顧不待言。”

毓文書院雖在創始之初崇尚理學，但是卻能很快地主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從空談心性的學風轉向考證務實的風氣。對此，後來擔任安徽督學的沈維鐈曾給予毓文書院嚴厲地批評，他說：“斤斤焉考據文詞是務，黨枯讎朽，繪句絺章”。 但是，這卻從反面證明了毓文書院提倡漢學的成就和影響。洪亮吉之後的乾嘉派學者趙良[雨/澍]、夏炘、包世臣出任山長，毓文書院的漢學風氣得到長時間的維繫，同時反映出乾嘉漢學日益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

（二）促使書院成為漢學人才培養基地，提升書院影響力

乾嘉漢學家們以毓文書院為學術陣地，不僅自身的學術在其中得以延展，毓文書院也因為這些漢學家們的教育實踐而聞名一時，成為著名的漢學書院。也正因為毓文書院卓有成效的漢學教育，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子在這裡學習，造就了大批漢學人才，學術得以光大，漢學陣營越發壯大。與同時期安徽書院其他書院相比，毓文書院可以稱得上乾嘉時期安徽的漢學人才基地。

《毓文書院志》卷之五《人物•弟子》中僅記載了洪亮吉初修時(1804年)的內課和外課生徒七十六人簡況。書院志續修到包世臣出任山長時期，弟子一欄未被續寫，非常令人感到遺憾。在此四十多年間毓文書院的生徒數額自然不在少數，有才之士也應濟濟一堂。除在《更生齋集》中可發現有李珠、譚時治、譚貴治、汪賓、陳蔚、於淵等漢學人才，在《毓文書院名賢尺牘》中發現譚敬廷之外，其餘卻無法查考了。

有記載的七十六人中，廩生七人，增生一人，附生三十七人。他們的籍貫分別是旌德、太平、績溪、青陽、歙縣、石埭和浙江餘姚、江蘇江陰、江蘇武進。其中成就較大的有七人，如，呂偉標，旌德廟首人，1814年進士，即用知縣，自請改教，補江寧府教授，時列門牆者五十餘人。呂培，1813年舉人，師從洪亮吉，傳其訓詁地理之學，著有《說文箋》《五代史補註》各數十卷，現存《四書典制類考》42卷，曾為洪亮吉編成《年譜》。譚正治，附貢生，從朱文瀚、洪亮吉、趙良[雨/澍]遊，有《小爾雅疏證》4卷，還輯有《歷代陵考》1卷。 此七位生徒的情況詳見下表：

結 語

乾嘉漢學在書院的傳播成為清中葉以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代表了清代書院發展史的一個重大轉變，開創了清代中期書院教育改革的新局面。安徽傳統書院中，雖然首推徽州紫陽書院，但是其六百餘年間一貫尊崇朱子理學，既排斥陸王心學又排斥漢學，嚴重的門戶之見，是學術進步之一大障礙。毓文書院能夠主動適應歷史的大勢，積極倡導漢學教育，傳播漢學思想，改革教育方式，其自身也在與漢學學術的結合中得以發展和光大，實現了雙向互動，促進了書院的發展。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