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為學不純與陸贄互有低昂 《資治通鑑》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總第三十五）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認為：漢代的賈誼、唐朝的陸贄，還有北宋的蘇軾，此三人好有一比。確實，此三人的言行舉止和經歷，頗有些相類似。

賈誼的銀幕形象

唐陸贄和宋蘇軾，都曾自比為漢賈誼；後世只要評價他倆中某一人，也會不自覺地把他們視為是賈誼的同類人。

問題是：陸贄倒是希望自己能像賈誼，但他成為不了賈誼。但其實，就才情而言，他也有超過賈誼的地方；蘇軾當然也企望自己能夠成為陸贄似的人物，他也成不了，更何況，他更想成為的，是類似賈誼那樣的人物，並非賈誼的復刻品。我們怎麼才能說清楚這個問題呢？

我們先看看賈誼曾提出的這麼一條建議：“提前教育太子，端正國本，在獎賞官場清廉的同時，還要注意改善民俗。”

處理國內國外錯綜複雜局面，權衡輕重緩急情勢，斟酌謀略化險為夷而能負重致遠來看，賈誼遠不如陸贄。

從學術上看，翰林學士陸贄的視覺達不到這個高度，也就是說，他提不出這樣高層次建議；且不止於此，博士兼太傅的賈誼，他作為梁懷王的老師，當懷王騎馬墜地斃命後，賈誼為之絕食而亡。那麼，就“義”而言，以陸贄的作為，也不能及。之所以斷定他不能及，是因為我們能從相關記載上看到，他為他的好友，同朝為相的竇參排憂解難時，所表現的那一份私人情義，勝過了一個士大夫該有的，憂國憂民的“大公”情懷。至於史家評說賈誼時認為他的學問粗糙，不夠純粹，這一點，倒與陸贄有點兒。就智慧以及他所使用的治國方法而言，比如賈誼想要“制匈奴、削諸侯”時，其所用的“三表五餌”之術，純粹就是小兒之小聰明，他期望用“三表”來約束匈奴人，問題是匈奴人會接受他的“立信義、愛人之狀和好人之技”？投之於“五餌”，匈奴人是那麼容易上鉤的魚？賜之盛服車乘、盛食珍味、音樂婦人、高堂邃宇府庫奴婢和親近安撫之後，他們胃口更大，更加垂涎大中華的沃土良田；他主張的抑制吳國、楚地，擴大齊國版圖，這就純屬偏愛自家的親好了，根本沒有考慮到他日可能產生的巨大憂患，那麼，這就純屬是宅邸之內奴僕和妾婦所玩的小智慧。這些，全都是文武全才的陸贄可以不屑一顧的雕蟲小技。這就是陸贄略勝一籌之處。

小結一下：賈誼輔佐少主，堅守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失個人堅貞來看，陸贄不如賈誼；而以處理國內國外錯綜複雜局面，權衡輕重緩急情勢，斟酌謀略化險為夷而能負重致遠來看，賈誼遠不如陸贄。

或問這是為什麼？

賈誼少不更事，無履艱險，難免偏激之氣，而且，本性堅貞之人，謀略也就經常性地會有所欠缺，這種情形可稱之為：“本有餘而末不足。”以此來衡量他倆個人價值，熟輕熟重，只能說各有千秋。

文學修養不等於才情，蘇軾三觀不正

至於說到龍圖閣學士蘇軾，他又怎麼可能同上述兩人來相提並論呢？酒肉之徒，放蕩遊走之徒而已，世俗物慾之情，早就淹沒了他的本性；在他眼裡，只有官場利祿和其個人禍福；他把名利看得比生命還重，整日沉湎於一些雕蟲之技的運用，他要以此來譁眾取寵，誇耀他的所謂智慧。他能圈粉的群體，多是附會風雅之徒，不學無術之徒，不關心國計民生之徒，愉悅潛在的讀者，出點兒風頭就行。也因此，蘇軾的那些學問，對上，無不出於揣摩人主的心理活動；對下，以己能夠通天而向天下人炫耀，處處顯示自己很有才能；從他父親那裡學得一點兒縱橫學派領頭羊張儀和蘇秦的伎倆，以及法家學派代表人物的商鞅和李斯之流異端邪說的皮毛，就以為他蘇軾從此能包攬天下大事了。觀其實質，蘇軾並沒有理想信念，其所作所為，不過是要在這太平安康之世平白無故地生出一些事來。

史評大家王夫之是這樣說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贄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耼矣，吾瞿曇矣。”大意是：當他在誇耀自己精通儒家經術之時，就自我宣稱“我是賈誼”；在詭測天下利與害之時，就自我宣稱“我是陸贄”；當他已迷失本心而聽任自己的黨徒，把自己推戴為山頭時，就自我宣稱“我是孟子”；再過上那麼一段時間，若是從異端學說之中自以為悟出了一點什麼道道來，就會自稱說什麼，“我是老聃”、“我是瞿曇”！

文學修養不等同於才子。因此而說，這樣的人，若漢代的賈誼泉下有知，一定不屑於與之為伍；唐陸贄若能料到後人把他與蘇軾相提並論，也會嗤之以鼻。

漢文帝時期之重臣周勃和灌嬰，非議同朝為官的賈誼時，說他“擅權亂政”。這話對漢才子賈誼而言，汙衊而已；若用之於文學大家蘇軾，到可以說恰如其分。設想一下，讓三觀俱不正的蘇軾在危亂之時，像賈誼一樣去輔助幼主，天知道會有怎樣的一個結局！司馬光等史家把蘇軾的德行和品味都往上推了那麼一推，就讓他列位於賈誼與陸贄的佇列中去，這真的好比是戰國時期人稱宋公子宋玉所說的那樣：“如在相馬，只看肥壯。”

置身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之際，大思想家王夫之特別關注史上的那些德才兼備之人，希望華夏大地再出人才，帶領漢民族走出困境。身為明末清初的學子，他只認同自己的明人身份，所以他的《讀通鑑論》裡常會出現明代人物及其事蹟。王夫之站在是否有用於民族振興和國家興盛的立場上，不贊成拿蘇軾去與賈誼和陸贄作比較，認為前者與後兩者不在一個層次。他另外提到了兩個人，只不過，這兩人，一個是與司馬光同朝為官的王安石，王安石是司馬光的政敵；一個是明代的大學者方孝孺。政敵及後世沒見過的人，司馬光當然不會拿去與漢唐才子作比較。王夫之這樣說：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淩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為咎首。大意是：如果拿與蘇軾同期的王安石去與漢賈誼相比，倒還有幾分相似，然而，賈誼的學識更純正；如果拿賈誼與明代方正學去比，也有些相似，方正學則更精粹。方正學的學識水平明顯高於賈誼，卻也不能勘正禍亂，且其本人還幾乎成為禍亂之首。

王夫之滿懷對方正學的失望，批評說：世無所求於己，而自己也沒有對即將到來的社會發展和變故做到未雨綢繆，只是端坐猜測，憑此而想要經營天下，是沒有人能夠成功的。

假如，一個人有賈誼的志向，處在了方正學的時代，盡抒自己的想法，而且，不遺餘力地，完全踐行了自己的理想，那麼，他能夠與盡心盡力輔佐大明朝走向鼎盛的幹臣齊泰和黃子澄並駕齊驅麼？陸贄尚且不能，蘇軾淫邪之徒，更不必說了。對於蘇軾自認懷才不遇，王夫之這樣評價：只會在廟堂之上起高腔的人，人主置之不用，毫不足惜。

對司馬光筆下的中國三大才子，王夫之認為，要看他推動歷史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時的實際地位和作用。他這樣說：能夠根據具體事情進諫忠言，三者之中，唯陸贄一人而已，他才是明君可以駕馭，並使之有所作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