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說氣節，說大義，可是到了危難的時候卻變了節，被人所唾罵。那麼，說大義者臨危必變節是不是有著普遍性呢？

當然有。人們經過後天的訓練似乎對於禮義廉恥有了一定的認識，認為那些東西只能說出來並掛在嘴邊的，真正做的時候就是兩回事了，需要利己而不是利他。當危難到來的時候，說大義者想到的是現實中的自己，而不是觀念中的大義。於是，就要變節求生存，就要違背當初所宣揚的大義。

墨家算是言行比較一致的教派，門人弟子們大都能踐行言論。他們曾經和一個小國家約定守城，到了約定日期，那個小國家的人以為守不住，就提前撤走了，沒來得及通知他們。等墨家的五百弟子到了這個小城池，不見了城池的主人，為了踐行約定，就在城頭集體自殺。血淋淋的事實驗證了氣節的重要性，也讓人看到了古人不拿自己的性命當回事的例子。古人信奉的真理比起生命來說要重要得多，由此才會生髮出孟子“捨生取義”的言論。只是，歷史歷經千年，說大義者比比皆是，但到了危難的節骨眼上，英勇就義者卻只是少數，大多數人選擇了苟且偷生。他們認為只要活下來就好，至於大義，只能在嘴上說說，也就不能真當回事了。畢竟，人還是要活著的，不活著怎麼繼續說大義呢？而那些一根筋式的就義者反而成了他們嘲笑的物件。人們更願意隨大流，做看客，而不是做主演的那個踐行大義之人。

那麼，到底是觀念中的大義重要還是活下去更重要。如果兩者並行不悖的時候，當然是最好的；如果兩者出現了背道而馳的現象，只能二選一的時候，該怎樣選擇呢？大部分人會權衡利弊，畢竟人不是生活在觀念之中的，而是要生活在現實中，要吃喝拉撒睡，要養家餬口，要過日子。人們不都是哲學家，也不都是思想家，沒有那麼高的境界，於是就要變節，求得暫時的苟活。那些被收買的反動文人，大部分都苟且偷生了，但並不妨礙他們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慷慨激昂的大義之言；那些漢奸們要做兩面派，要從中周旋，還要說曲線救國，其實還是把自己繞了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能做騎牆派，也不能做了苟且之輩，不然會被歷史所銘記，等到後悔的時候也就只能望洋興嘆了。到了現在，經濟發展了，社會也大發展了，卻出現了更多的變節者。他們開會的時候說的都是大義之言，背後做的卻是貪汙腐敗之事，違背了黨的根本宗旨，也違背了人民的希望。那麼，這些人是不是兩面派呢？當然是了，而且還沒到危難的時刻就已經變節了。當然也有危難的時候捂蓋子以求自保的，打棒子壓制言論的，當然也違背了憲法的精神，受到了應有的制裁。而當前最應該警惕的就是沒有危難的狀況，沒有危難就是最大的危難。很多官員整天躲在溫柔鄉里，卻不思進取，也不重視教育和衛生，以至於學生們價值觀混亂，醫療衛生危機到來的時候手足無措，官員自己卻整天貪汙腐化，這不是變節又是什麼？

讓自己內心的貪慾戰勝了自己，也就是變節了。違背了自己的初心，違背了人民的囑託，更違背了自己嘴上整天掛著的大義，那麼，這樣一批人還可信嗎？最好離他們遠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