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崇文門外夕照寺西南的四眼井一帶，人們正用嶄新的磚瓦，在一片俗名“戲子墳”的荒塋上壘屋。新房美輪美奐，越建越多，而墳塋終於漸漸消失不見。
此後70年間，那些建在墳塋上的新房也漸漸老舊，被推倒重建，再老舊，再重建，直至今天的車水馬龍高樓大廈。至於原名“安慶義園”的“戲子墳”，便在世事浮沉中永埋地底，再無人知曉了。與之一起湮沒去的，還有乾、嘉以後一個多世紀間，安徽、湖北等地伶人北漂京城的夢想、歡
喜、辛酸、哀愁……
夢想的發端
京劇傳統曲目白蛇傳
這個群體夢想，發端於1791年的揚州，那個乾隆盛世裡的南中國大都會。
這年春天，數輛載著揚州“三慶班”伶人的大篷車,作別繁庶的江南來到北京城,在百順衚衕、韓家潭一帶暫住了下來。
這一帶自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鐵樹斜街以南，由西向東依次排開八大胡同，正是老北京著名的風月場——舊時“娼優同列”，身為伶人，與娼妓一樣，也只能落腳此處。儘管“三慶班”是來為乾隆帝弘曆八十大壽獻戲的。
是年，八十歲的乾隆，已經統治中國56年。此時，回望自己的一生，他很是滿足：在位時帝國疆域空前廣大、各民族和睦相處，帝國人口也從建國之初的1900萬人,急速增長到了2萬萬——人口蕃盛，是中國曆代農業帝國“盛世”的最重要標誌。
乾隆因此自詡“十全武功”，下旨稱“若朕躬膺上壽，海宇寧，親理萬機，孜孜不倦，五十餘年如一日者,實古所未有。”（《國朝宮史續編》）得意之餘，他授意大臣們，操辦一次空前規模的“萬壽盛典”。
乾隆“精音律”，一生嗜戲，在位時六次南巡，每到揚州都會長時間逗留，甚至去蘇杭時，也要找個理由，繞遠路巡幸揚州，除了深愛揚州園林、江南繁華之外，還因為這裡有戲。地方官也深知這一點，便讓富甲天下、但晉身無門的揚州鹽商，蓄養安徽戲班取樂皇帝，乾隆果然龍顏大悅。
較之唱腔繁複的官方正統“雅樂”崑曲，徽班伶人們不拘傳統，匯合四方之音而成的徽調二黃腔，一入揚州便讓人覺得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徽班劇本、唱詞通俗易懂，不似崑曲文理艱深、墨守成規，因此大受市場追捧，人稱“安慶色藝最優”，很快就在揚州取代了昆班。
耄耋之年，酒色已遠。不覺之中,八十歲的乾隆僅剩的樂趣,就是看戲這視覺上的人間大欲了。於是，萬壽慶典中，整個北京城成了一座大戲臺：由西華門到城外，每隔數十步設一座臨時戲臺；內廷也一樣，圓明園、頤和園、中南海，包括承德避暑山莊，大小上百座豪華戲臺，全都按“萬壽大典”規格全部改建、擴建、新建或是推倒重建。
盛典歷時四十餘日，所有戲臺換人不換臺連續表演。乾隆自己寫詩稱“不惟夾路笙歌沸，抑且蔽街樓閣羅。”也這是說，在當時老北京城64.68平方公里範圍內，沒有看不見戲臺的死角。
而在此前，推薦優秀戲班進京、填滿這些戲臺，便成了帝國各級地方官的頭等大事。但乾隆尤其惦記的是揚州徽班，為此還特旨飛傳閩浙總督衙門。閩浙總督伍拉納對乾隆的愛好了如指掌，接旨後毫不猶豫地點了作為揚州徽班頭牌的“三慶班”進京。
17歲的頭牌花旦
徽班進京景象
“三慶班”的頭牌、臺柱，是17歲的高朗亭，一位善演花旦的梨園世家子弟，時人評價稱“一上氍毹，宛然巾幗，無分毫矯強”，而“一顰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軟神情，幾乎化境。”由此在揚州聲名鵲起。
進京時，高朗亭是否興奮，抑或更多緊張？沒有文字記載可以追索。但可以肯定的，他沒有理由不萬分期待。這是天下所有伶人夢寐以求的大機遇。
伶人身份卑微，自宋元以來一直不入“士農工商”，被官府另列為等而下的“賤民”，甚至子子孫孫都不許脫籍，只能世代為伶，連販夫走卒也能在他們面前展示優越感——即便是後來徽班大興於京城，而徽班伶人生涯艱辛依舊：只要有角色演，在戲班都已經算是“混得還可以”了。
梨園行底層還有大量上臺就跑圓場、打旗子、翻跟頭的人，他們下了臺後，就一字兒排開蹲在門口用大海碗喝粥。喝完了就匆匆離開，去另一個場子翻跟頭。翻餓了，再喝粥。他們究竟是為了翻跟頭而喝粥，還是為了喝粥而翻跟頭？總之他們被統稱為“龍套”。
伶人又多流離，因為觀眾久看一個戲班會膩，於是他們只能四處漂泊、不斷更換城市演出——“奈擔兒難擔生受，更驢兒不肯快走”（《宦門子弟錯立身》），挑擔奔波之辛苦，連驢都累垮，正是舊時伶人天涯流離的蒼涼心聲。
但伶人又是清代底層社會的熱門行業。清代自順治以下直到慈禧，歷代最高統治者都是戲迷，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梨園行由此繁盛。對伶人們而言，則是在以卑微之身唱戲養家餬口之外，有了唱紅之後享受錦衣玉食的希冀。
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無疑比揚州更令伶人嚮往。如果說，揚州鹽商富豪們的追捧，能讓他們過中人之上的生活；那麼在北京天子腳下，一旦大紅大紫、得王公權貴力捧，富甲一方甚至交好王侯，都不再是幻夢。
高朗亭的北京之行, 正是這類伶人出人頭地夢想的最好註腳。在乾隆五十六年那場南腔北調、薈萃爭妍的不世戲曲大賽中，他被京城士大夫文人瘋狂追捧:“佳人如玉命如雲,纖小腰肢束繡裙，試以太真新出浴，至今肥美有清芬。”這是形容他演的貴妃出浴。
“就中老大抱琵琶，猶學嬌聲唱晚霞,佔盡秦淮三月水,總教人不薄煙花。”這是形容他的“王昭君抱琵琶”扮相。
還有人總結稱“高月官扮勾欄院妝，青樓無出其上者……所謂入煙花之隊，過客魂銷；噴脂粉之香，遊人心醉者矣。”（《消寒新詠》）
而後，“三慶班”名動京師、演出不斷，就順勢取消了返回揚州的最初計劃，從此在八大胡同長駐了下來，由地方戲班一躍成為京城頂級戲班。
但高朗亭和三慶班成功效應持續發酵的結果，遠遠超出了伶人個體或是某一戲班改變命運的層面：三慶班成功紮根北京後，“四喜”“和春”“春臺”等徽班，也隨之陸續進京，與三慶班“各擅勝場”：三慶的“軸子"（連臺本戲）；四喜的“曲子”（善唱崑曲）,和春的“把子”（善演武戲），春臺的“孩子”取勝（以童伶為號召）。
這就是被後世稱為京劇源流的“四大徽班進京”。而後，徽班漸成京城戲壇主流。
崑曲桃花扇
花雅之爭
但這並不意味著徽班伶人們已在京城站穩腳跟。1798 年三月初四，親政不久的嘉慶帝忽然下旨，公告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花部”戲曲如徽調、亂彈、梆子、絃索、秦腔等，只有昆弋兩腔仍可繼續登臺。隨後，官方派員按旨意高調整肅京城戲壇：戲劇史上的第三次“花雅之爭”開始了。
來自昆班的打壓，一直是徽調等“ 花部 ”聲腔在京發展的強力障礙。作為官方認定的正統雅樂，昆班曾屢次讓政府出面，以行政手段打壓競爭對手。
乾隆初年，北京城時興“京腔”,近畿“厭聽吳音”,部分觀眾甚至聽到崑曲就“鬨然散去”。於是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維護崑曲品牌，禁止花部諸聲腔演出。是為第一次花雅之爭，結果卻是京腔打著“融入崑腔”的旗號進入宮廷，與崑曲並稱“南昆北弋”。
1779年，秦腔戲班由魏長生領銜進京，“大開蜀伶之風，歌樓一盛”，昆、弋“六大班無人過問”。政府又強行禁演秦腔，勒令秦腔藝人改學崑腔，否則“遞解回籍”，於是魏長生等飲恨離京南下蘇、揚。是為第二次花雅之爭。但等到徽班大舉進京時，他們又改頭換面回到了北京城。
而這一輪“花雅之爭”的起因，則是徽班大舉進京，正統崑曲弋調戲班再次遭到強烈衝擊。到嘉慶下旨前，“雅部”昆弋調已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奄奄一息。另一方面，火爆的戲劇市場持續膨脹後,花部諸腔又出現了官方不能容忍的“亂象”,也就是嘉慶帝在聖旨中所指的“聲音既屬淫靡，其所扮演者，非挾邪褻即怪誕悖亂之事，於風俗人心殊有關係”。
但高調整肅僅僅維持到第二年正月初三乾隆去世，即已淡化。國喪期間不準演戲，對伶人來說本是災難。但這一次，卻讓遭到嚴厲整肅的“花部”，得到了一個騰挪運作的緩衝期。
乾隆一死，主管“花部”整頓的和珅也倒臺了，嘉慶帝的注意力轉向肅清和餘黨，第三次花雅之爭事實上已經結束，失去官方行政手段支援的昆弋班，再次不敵有著強大民間基礎的花部諸腔。
合五方之音
北京香山以東的萬花山，許多名伶葬在這裡
徽班伶人們立足北京的障礙，又不僅僅是昆弋班。它和漢劇、秦腔等其他花部諸腔之間，同樣競爭激烈。但徽班最終全面壓倒了其他劇種，至道光初年已是“戲莊演劇必徽班”。徽班一到京，就致力於“合京秦二腔”。當時秦腔、京腔總是同臺演出，“京秦不分”（《揚州畫舫錄》），而徽班在揚州時就已經有博採眾長的傳統。
如組織“三慶班”進京的歙縣籍揚州大鹽商江春,家中就常常“曲劇三四部,同日分亭館宴客，客至以數百計”。他把各種名角聚在一起,又讓不同聲腔同臺互補。此間,徽班則廣泛吸收秦腔、京腔，甚至是崑腔的表演方法和劇目，如三慶班曾還排演了崑腔大戲《桃花扇》。
如此一來，崑腔、秦腔、京腔等逐漸都依附徽調二黃腔、走向合流：而其他戲班眼見無法與徽班競爭,也陸續歸附：漢戲名伶米喜子、李鳳林加入了春臺班,湖南亂彈名伶韓小玉加入了四喜班，京腔演員王全福加入了三慶班……
於是，這時的徽班“諸腔雜奏”，人稱“兩下鍋”“三下鍋”“風攪雪”，徽秦合流、徽漢合流，又吸收崑曲精粹，一種全新的聲腔正在萌生，而一場影響深遠的戲曲界大變革，也由此萌芽。
而後，保守的清宮內廷戲路也出現了變化。道光年間，內廷撤銷南府，成立升平署，准許花部戲在內廷舞臺演出。到咸豐年間、慈禧時代，花部戲更發展為皮黃戲，獨大內廷，崑腔戲則幾乎完全消失。而徽班則儼然是官方認可的國字號戲班。
同時，在內務府昇平署下，清政府設立了梨園行管理機構“精忠廟”，這其實就是有仲裁權的戲曲行業工會，專門負責裁決民間伶界糾紛、籌辦梨園公益事業等事宜。“精忠廟”首任廟首，就是人稱“二黃之耆宿”的高朗亭，此前他已經接任了三慶班主。
道光七年（1827年），高朗亭率在京安慶籍藝人共同捐資、於崇文門外修建安慶義園。此後近一個世紀間, “三慶班”演員去世後, 幾乎都埋葬於此。如程長庚弟子傅藝秋、梅巧玲弟子朱霞芬……
後來北京又陸續有了“春臺義園”，宣武區“潛山義園”“安蘇義園”。對於伶人們來說，有了公共墓地才算是真正在北京紮下了根。伶人生時漂泊，一世流離，只有身後葬處，才是心靈與血脈共同的歸宿，以及落地生根後的新芽萌發之所。
演砸了“炮戲”
程長庚
但高朗亭那一代伶人並沒有完成新聲腔的最終整合,他本人在40歲後便幾乎息演,且至遲於1834年辭去三慶班主、就此飄然而去不知所蹤。另一種說法是，他在這之前已經去世。繼續光大徽班、將之推上中國戲壇巔峰的歷史使命，還有待於新一代名伶的崛起 —— 大約是三慶班新舊交替的同時，年僅20歲的老生伶人程長庚來到北京，憑著一唱加入了三慶班。
程長庚的老家安慶潛山縣河鎮鄉，與號稱“徽班映麗”“無石不成班”的安慶石牌鎮僅一河之隔，這一帶“山川蘊蓄融渾，民多俊秀，音中宮聲，即農人亦多能高歌，故有清一代名伶最夥。”
清初以來，現代京劇兩大源流之一的徽調“二黃”腔，一直盛行於此。
就是在這樣一種熱烈、濃郁的民間戲曲氛圍中，小程長庚先是被送到北京和盛科班學崑曲，而後回到老家“坐科徽班”，輾轉安徽唱戲。大約是在1830年以後，程長庚聽說“北京城裡安徽唱戲的已成了大氣候”，於是也來到了北京，搭三慶班唱戲。
梨園規矩，新來伶人要唱“炮戲”，也就是登臺試唱，看觀眾是否認可。不曾想，程長庚的北京夢，不僅沒有獲得期待中的“挑簾紅”，相反，他遇上了“倒好”。老北京場子裡頭戲蟲多，伶人鼓點錯半拍都會被聽出，然後輕則怪叫、喝倒彩，重則扔鞋，更重的則是茶壺、茶碗、香蕉皮、銅板一起飛上臺。此次登臺失敗後,程長庚“鍵戶室中,三年不聲”（《清稗類抄》），顯然觀眾給他的待遇不只是扔鞋。此後三年，程長庚發憤學藝，日習不輟。
伶聖的歷史使命
三年後，清宗室延煦要借吏部尚書穆彰阿的堂會，主辦一次老生狀元大賽，以甄選優秀的徽班藝人進宮演出。堂會規定參賽者統一唱《文昭關》，不少人當即知難而退。這齣戲講的是春秋時伍子胥全家被滅門，自己遭通緝混過昭關的事。全劇高潮是伍子胥深夜在後花園等訊息、一夜白頭，極具情感張力。
唱腔設計上，這齣戲是把正宮調越唱越高，若沒有一副“鐵喉”，根本無法表現全家死絕的悲情\出不了昭關的焦急以及報仇沒著落的焦慮。因此戲曲界公認《 文昭關》是“老生行當第一難戲”。但這一次堂會上，程長庚“忽出為伍胥，冠劍雄豪，音階慷慨，奇俠之氣，亢爽之容，動人肝腸，坐客數百皆大驚起立，於是姓名遍都下”。
京城文人張次溪對此事有更詳細的描述，“及聆其音，翕闢陰陽，牢籠眾有，作派精到，若天風海濤，金鐘大鏞，莫能擬其所至，一座大驚，長庚名自是起”。（《燕都名伶傳》）
程長庚後來有很多頭銜：劇神、老生三鼎甲之首、京劇鼻祖、開山祖師、至聖先師、亂彈巨擘、京劇之父、精忠廟廟首、同光十三絕之首……
程長庚作為徽班演員，本就“文武昆亂不擋”，進京後又經“活關公”米喜子調教深造，老生本工之外，米先生的武生戲、紅淨戲他也能演，甚至幼年時隨舅父學的旦角戲也能演。三慶班應堂會，配演人員不夠時，程長庚每每缺什麼補什麼，扮個“英雄”,來個“院子”,甚至“旗”“鑼”“傘”“報”，什麼小角兒都演，有時一場堂會，總要先後扮四五個角色。
正是寬闊的戲路和眼界，最終奠定了程長庚繼往開來的伶界宗師地位：其聲腔真正融合了徽、漢、昆之所長，“音調蘊藉沉雄，高亢新異，氣勢磅礴。”（《異伶傳》）高朗亭那一代人未曾完成的新聲腔整合——皮黃戲誕生了。
從徽班到京劇
楊小樓、梅蘭芳《截江奪鬥》
在未來徽班皮黃戲在京城戲壇走向巔峰的時代,其領軍人物,幾乎都由程長庚開枝散葉：譚鑫培為義子, 汪桂芬為琴師, 楊月樓為接班人……而徽班皮黃戲也因此終成京城戲壇無可挑戰的主流。1876年,《申報》賦予了它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京劇。這時,當年安徽、湖北的鄉間曲調，在北京城裡融匯了天下戲劇精華後，已經風靡京城,觀眾面覆蓋了社會各個階層,無論是皇室成員、達官顯貴，還是飽學文人、販夫走卒，都是它的忠實擁躉。
由此，京劇逐漸成為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市民文化之一。除了王公貴族府邸、大小會館、豪華戲樓是高階京劇堂會的主要演出地之外，當時北京前門的茶園、戲園、飯莊、會館等公共場所，則遍佈著各路街頭戲班。
天橋、鐘鼓樓一帶，不僅雲集了小商小販，更是各行藝人當街賣藝的集散地，鳴鑼開戲聲，伴隨著或高亢、或蒼涼、或婉轉的種種唱腔，以及圍觀戲迷的喝彩聲，終日不絕於耳。
到民國之世，徽班已經完全壟斷京城戲班。而徽班中擔綱的演員，安徽祖籍佔十分之七，湖北人次之：100多年前，他們的祖輩帶著滿口家鄉土音來到京城，歷經艱辛立穩腳跟；100多年間，那些徽班先輩伶人彼此通婚，形成了雄踞京城戲壇之巔的梨園世家。
而他們的祖輩鄉音，則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口標準的京片子，儼然北京土著。又過了幾十年,時代將他們先輩在世上最後的痕跡也埋入了歷史深處。20世紀以後,在京劇大興的同時，安慶義園、潛山義園、春臺班義地等京城伶人先輩公共墓地，先後因為無人照管而漸漸化為荒冢，最終在1940年代被夷為平地，並陸續變作房基。
此外，如今宣武區陶然亭以西松柏庵一帶，曾有一塊“安蘇湖梨園義地”，由程長庚與名伶徐蝶仙、朱蓮卿等，於1870年號召安徽、江蘇、湖北三省演員，共同捐資建成，
清末及民國之後，梨園界生旦淨醜各行當演員，生聚於此，死則葬於廟前及其東側義地：國劇宗師” 楊小樓，花臉“金派” 創始人金少山，小花臉高四保及其子“高派 ” 創始人高慶奎……
但這片公墓中的骸骨，最後也在1952年2月遷往南苑“集賢村”公墓,成為當年徽班伶人京城尋夢的最後憑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