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美國學者在其博士論文裡寫道：“中國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家，第一是魯迅，第二是沈從文……”

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躍然說：“他（沈從文）的價值是，包括魯迅在內，沒有一箇中國作家比得上他。”

可見魯、沈二人對20世紀中國文壇的影響力之大，以至總是被人一併提及。

可惜的是他們生前並無甚私交，就像兩條平行線，各走各的人生路——1922年至1926年，二人同時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又同時住在上海。但我沒在歷史資料中找到任何他們面對面的記載。

他們二人，至少是沈從文，對魯迅是存有芥蒂的，而主要原因呢，是由一名女子引起的。

這還要從1925年初說起，那時的沈從文23歲，剛從湘西來到北京兩年，兩手空空，貧困交加，只能以一個有些女性化的筆名“休芸芸”寫文章到處投稿。

4月30日，魯迅收到了一封信，上面署名“丁玲”。於是魯迅將信開啟來看了一下，信中大意是一個女子在現今社會是如何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了不少釘子，但仍無出路，因此希望魯迅能幫她謀個職位，只要能有口飯吃就行雲雲。

原來是封求助信。當時魯迅正在和自命“正人君子”的教授們作戰，因此常收到各種奇怪的信件，他多半採取的態度是給熟人看看，然後不予理會。

丁玲

面對丁玲這個陌生人的來信，魯迅照例是將其給熟悉的年輕人看看，然後讓他們去打聽此人。

次日晚，孫伏園就來報告訊息了，說豈明先生那裡也有同樣的一封信，而且筆跡很像休芸芸。於是在座的章依萍便說，不要又是什麼琴心女士與歐陽蘭的玩意吧。

魯迅信以為真，以為是沈從文用女人的身份跟他開玩笑，於是很生氣，並沒有給丁玲回信。

之後不久，又有一個自稱是“丁玲的弟弟”的男人來訪。這個假冒的“弟弟”其實是沈從文的朋友，丁玲後來的丈夫胡也頻。他把寫著“丁玲的弟弟”的名片遞進去後，只聽魯迅對著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道：“說我不在家！”於是胡也頻悻悻而歸。

胡也頻

7月，魯迅在給錢玄同的兩封信中都提及了此事。如12日的信上說：“這一期《國語週刊》上的沈從文，就是休芸芸，他現在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歐陽蘭也常如此（當時北京曾發生男人以女人名字發表作品之事，如北京大學學生歐陽蘭）。”

20日，魯迅又在信中說：

“且夫‘孥孥阿文’確尚無偷文如歐陽公之惡德，而文章亦較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惡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查出為阿文手筆，則又有一人扮作該女人之弟弟來訪，以證明確有其女人。然則亦大有數人‘狼狽而為其奸’之慨矣……”

信中的“孥孥阿文”，就是指沈從文。因為他於7月12日在《國語週刊》上發表了詩歌《鄉間的夏》，裡面有“耶樂耶樂——孥孥唉”之句，於是魯迅就信手拈來，以“孥孥阿文”指代沈從文。

直到後來，魯迅才聽說確有丁玲其人，且她在北京無以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魯迅這才知道自己誤會了這些年輕人，於是曾抱歉地說道：“那麼，我又失敗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那封信，我沒有回她，倒覺得不舒服。”

對沈從文，魯迅倒沒說什麼，也許他覺得這是他們私下的交談，而給錢玄同的信又未公開發表，因此應不會透露出去。

但後來美國漢學家金介甫問過沈從文，當時是否知道這事，沈從文說他幾乎立即就知道了（可能有人傳話）。這讓自尊心很強的沈從文深受打擊，就算自己和丁玲的字跡確實相似，但他對魯迅這麼輕率地下判斷感到惱怒，人都是有尊嚴的。

沈從文的字，不知有沒有人看過丁玲的字？和沈從文的像嗎？

1931年，沈從文在《記胡也頻》一書中，說：“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認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為是我的造作。”

從那以後，沈從文和魯迅就一直保持著距離，偶爾還就有的問題發生爭鬥，雖然有思想與見解不同的原因，但早年因丁玲信件而產生誤會一事，使雙方都沒能抑制住自己的情緒，尤其是沈從文，心裡應不舒服。

1933年，沈從文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引發了“海派”與“京派”之爭的風波（上海文人與北京文人）。沈從文是支援京派的，後來魯迅發文表態，說京派與海派“共同做成有益的事業，”才是一種“自新之路”。

此後，魯迅與林語堂又針對小品文爆發了論戰，沈從文則於1935年8月18日發表《談談上海的刊物》，給爭鬥的雙方都作了批評：“我們是不是可以使這種‘私罵’佔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帳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魯迅很快針對此文發表了一篇《七論“文人相輕”——兩傷》，認為：“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又說：“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才能文。”

此外，著名詩人聶紺弩寫過一篇《從沈從文看魯迅》，提到了沈從文在《國文月刊》第二期“習作舉例”裡對魯迅和周作人下的論斷，沈說周作人的作品是“充滿人情溫暖的愛”“如秋天，如秋水，於事不隔”；說魯迅的作品是“恨恨的詛咒”“感情有蔽塞、憤激、易惱怒”“冷嘲”“罵事”等等。

聶紺弩對此有意見，他認為沈從文形容魯迅的詞“不十分表示敬意”，他把最好的詞句都用在了對徐志摩與周作人的作品上。聶先生還說，如果魯迅真如沈從文所形容的那樣，“他的作品會有什麼價值”？

聶先生承認，沈從文是聰明人，“何嘗不知道魯迅的作品並非冷嘲罵世乃至只有憎恨而已呢？其所以仍舊這樣說者，實別有苦衷。”

聶紺弩

其實沈從文剛到北京時就接觸了魯迅的作品，並受其鼓舞，開始嘗試發表作品。他對魯迅一直是崇敬的，雖可能無意中帶點故意地有過“筆墨相譏”，但在他後來一系列論述中國新文學成就的文章中，始終將魯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魯迅去世後，他還寫了《學魯迅》一文。

反觀魯迅呢？1936年，魯迅在和埃德加·斯諾的一次談話中，將沈從文界定為“自新文學運動開始以來所出現的最好作家”之一，尤其是對其短篇小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斯諾（右）

最後再說說讓魯迅“倒覺得不舒服”的丁玲，當她與胡也頻以戰鬥的姿態出現在上海時，魯迅頗為讚許。1933年丁玲被捕，社會上風傳其已不在人世，魯迅因此寫下《悼丁君》一詩，表達了自己對她的懷念與推重，全詩如下：

“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