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書、寫作，以及評判一篇文章的優缺，大家見地各異，主張不一。鑑於此，中國作家網特推出“名家談寫作”系列文章，讓古今中外的名家與您“面對面”傾授他們的寫作經驗，或許某一句話便能讓茫茫書海中的您恍然大悟、茅塞頓開。敬請期待。——編者
朱自清
論教本與寫作
葉聖陶先生在《對於國文教學的兩種基本觀念》（四川省教育廳《中等教育季刊》創刊號）裡說：
其實國文所包的範圍很寬廣，文學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範圍。文學之外，同樣被包在國文的大範圍裡頭的，還有非文學的文字，就是普通文字。這包括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書等等的應用文，以及平正地寫狀一件東西載錄一件事情的記敘文，條暢地闡明一個原理髮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物件。
這得從閱讀說起。現在許多中學生乃至大學生對於國文教學有一種共同的不滿意，就是教材和作文好象是不相關聯的，在各走各的路。他們可只覺得文言教材如此。愛作白話文的，覺得文言文不能幫助他們的寫作，原在意中。就是願意學些應用的文言的，也覺得教材的文言五花八門的，樣樣有一點兒，樣樣也只有一點兒，沒法依據。一般中學生對於教材的白話文，興趣似乎好些。第一，容易懂，第二，可以學。他們的愛好卻偏重在文學，就是教材的白話記敘文（包括描寫文）、抒情文的部分。欣賞文學和寫作文學似乎是一種驕傲，即使不足誇耀於人，也可以教自己滿意。至於說明文和議論文，他們覺得乾燥無味，多半忽略過去。再有，白話說明文和議論文適於選作教材的也不多；現在所選的往往只是湊數。這大概也是引不起學生興趣的一個原因。
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兩個：一是給學生做寫作的榜樣或範本，二是使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這後一種也可以叫做古典的訓練。我主張現在中等學校裡已經無須教學生練習文言的寫作，但古典的訓練卻是必要的。不過在現行課程標準未變更以前，中學生還得練習文言的寫作。要練習文言的寫作，一面得按浦江清先生的提議，初中時代從單句起手（參看附錄）；一面文言教材也當著重在榜樣或範本上，將古典的訓練放在其次，不該像現在這樣五花八門的，不該像現在這樣只顧課程標準的表面，將那些深的僻的文字都選進去。浦先生還主張將白話文和文言文分為兩個課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師。這個我也贊成。我贊成，為的這樣辦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種語言，而且是快死的語言。不管我的意見如何，這辦法訓練學生寫作文言，不致像現在這樣毫無效果，白費教學者的工夫，是無疑的。而施行起來，只須注意教師的分配，並不要增加教師的員額，似乎也沒有多少困難。──無論怎樣，文言教材總得簡單化，文字要經濟，條理要清楚；除詩歌專為培養文學的興趣應該另論外，初高中都該選這種文言作教材，決不能樣樣都來一點兒。這樣才容易學習，學會了才可以應用。
浦先生主張將《古文觀止》作為高中的文言教本，是很有道理的。清末民初的家庭裡訓練子弟寫作文言，就還用《古文觀止》或同性質的古文選本作教本。這些弟子同時也讀“四書”、“五經”，那卻純然是古典的訓練。他們讀了《古文觀止》，多數可以寫通文言，拿來應用。一方面固然因為他們花的工夫多，教本的關係似乎也很大。不過《古文觀止》現在卻不大適用了，或者說不大夠用了。清末民初一般應用的文言還跟《古文觀止》的主要部分──唐至明，所選的文一貫的是唐宋八家的作風──差不很多。那時報紙雜誌上的文字都還打起調子，可以為證。現在可不然。雜誌上文言極少見，報紙雖還多用文言，但已不大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虛字來表情，也就是不打起調子了。這從各報的文言的社論中最可見出。現在報紙上一般文言實在已經變得跟白話差不多，因為記錄現代的生活，不由得要用許多新的詞彙和新的表現方式；白話也還是用的這些詞彙和表現方式。這種情形從一方面看，也許可稱為文言的白話化。在這種情形下，用《古文觀止》做應用的文言的範本，顯然是不大夠的。
但是《古文觀止》還不失為一部可採用或依據的教本，因為現在應用的文言的基本句式還是出於唐宋八家文的多。我想再加兩部書補充《古文觀止》的不足：一是梁啟超先生的《常識文範》（中華版），二是《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新潮社版）。這兩部書裡所收的都是清末和民初的雜誌文字。梁先生的文字比較早些，典故多些，句式也雜些，得仔細選錄。蔡先生的，簡明樸素，跟現行的應用的文言差不多，初中裡就可以用。這部書已經絕版，值得重印。浦先生也主張“選晚清到民國的文言文”，作為另外一種讀本，給學生略讀。我專舉這兩部書，是覺得就清末民初的文言文而論，也許這兩部書裡適宜於中學生的教材多些。此外自然也可以選錄別的。這兩部書裡大部分是議論文，小部分是說明文。曾國藩說古文不宜說理；古文裡的說明文和議論文有不確切的毛病。這兩部書的說理比古文強得多。這也是我推薦的一個原因。
還有，葉先生所說的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文等等“普通文”，也該酌量選錄。這些一向稱為應用文，所謂“應用”是狹義的。我覺得無須另立應用文的名目。另立名目容易使學生誤會這些應用文之外，別的文都是不能應用的，因此不免忽略。而他們對於這些應用文也未必有興趣，為的還用不著。再說教本里選一些這種應用文，只是示範，真用的時候還得去查專書。所以我覺得不如夥在別的教材一起，而使全部的文言教材主要的目的都為了應用──這裡所謂應用是廣義的。課程標準裡所列舉的“總理傳說及遺著”直到“黨國先進言論”，一部分也是所謂應用文，也可混合選入。清末民初的文言跟這些，都該有一部分列在精讀教材裡，和古文佔同等地位。因為從訓練寫作一方面看，這兩種教材比古文還更切用些。至於全部文言教材如何按照課程標準斟酌變通的去分配去安排，問題很多，本篇不能討論。
白話文教材好像容易辦些。古白話文不多，現代白話文歷史很短，選材的問題自然簡單些。不過白話文的發展還偏在文學一面，應用的白話文進步得很緩。記敘文（包括描寫文）、抒情文，選起來還容易，說明文、議論文，就困難，經濟而條理密的少，內容也往往嫌廣嫌深，不適於中學生。現在教本里所選的有許多隻是湊數。就是記敘文，也因篇幅關係只能選短些的，不無遷就的時候。至於其他應用的白話文，如書信等等，似乎剛在發展，還沒有什麼表現，自然更難選錄。因此白話文教材主要的只是文學作品。而現代文學還在開創時期，成名比較容易，青年人多半想嘗試一下。於是乎一般中學生的寫作不約而同的走上創作的路。他們所愛讀的也只是文學教材，就是記敘文和抒情文。但是二十多年來成功的固然有，失敗的卻是大多數。其中寫不通白話文的姑不必論，有些寫通了的也不能分辨文章的體裁，到處濫用文學的調子。葉先生文裡說他“曾經接到過幾個學生的白話信，景物的描繪與心情的抒寫全像小說，卻與寫信的目的全不相干”。這種信只是些浮而不實的費話；濫用文學的調子只是費話而已。可是，如上文所說，這種情形不能全由學生負責，白話文的發展，所謂客觀條件，也有決定的力量。
欣賞文學的興趣和能力自然是該培養的。但是到處濫用文學的調子並不能算欣賞文學。這種興趣是不正確的。這些學生既然不大能辨別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他們的欣賞能力也就靠不住。欣賞得從辨別入手，辨別詞義、句式、條理、體裁，都是基本。囫圇吞棗的欣賞只是糊塗的愛好，沒有什麼益處。真能欣賞的人不一定要自己會創作；從現在分工的時代看，欣賞和創作盡不妨是兩回事兒。施蟄存先生在《愛好文學》一文（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報》昆明版）裡說：“我們歡迎多數青年人愛好文學而不歡迎多數愛好文學的青年大家都動手寫作（即創作）。愛好文學是表示他對於文學有感情，但要成為一個好的創作家，僅僅靠這一點點感情是不夠的。”這是很確切的話。不過欣賞文學的結果，自己的寫作受些影響，帶些文學的趣味，卻是不難的，也是很好的，雖然不是必要的。我們可以引用梁啟超先生的話，說這是“筆鋒常帶情感”。但是不帶或少帶情感的筆鋒只要用得經濟、有條理，也可以完成寫作的大部分的使命。
不過有“創作”做目標，學生對於寫作的興趣好得多；他們覺得寫作是有所為的，不止是機械的練習。固然，寫作是基本的訓練，是生活技術的訓練──說是做人的訓練也無不可。可是隻這個廣泛的目標是不能引起學生注意的。清末民初的家庭裡注重子弟的寫作，還是科舉的影響。父兄希望子弟能文，可以做官。子弟或者不贊成做官這目標，或者糊里糊塗，莫名其妙，但在父兄的嚴切的督促之下，都只跟著走。這時期寫作訓練是有切近的目標的。早期的中學校章程裡似乎沒有課程標準。那時一般人對於國文課程的看法，一半恐怕還是科舉的，一半或少數也許看作做人的訓練的一部分。後來教育部定出了課程標準，國文課程的目標有一條是，“養成用語體文及語言（初中）以及文言文（高中）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這是寫作的目標。課程標準裡自然只能定到這個地步，但對於一般中學生，這裡所定的還嫌廣泛。早期一般中學生的練習寫作，是沒有切近的目標的；他們既鄙棄科舉的觀念，也不明白做人的訓練的意念。他們練習寫作只是應付校章；這中間自然不少只圖敷衍塞責的。但那時學校的一般管理還嚴，學生按時練習寫作的究竟還是多數。五四運動以後，一般學校的管理比較鬆懈起來，有些國文教師，以及許多學生，對於寫作練習都有偷懶的情形，往往有一學期只作文一二次的。有時教師連這一兩回作文都不改，只悄悄的沒收，讓它們散失了去。可是另一面也有許多學生自己找著了寫作的目標，就是創作，高興的寫下去，或按教師規定的期限，或只管自己寫下去。一般的說，這二十年來中學生的白話文──特別是記敘文、抒情文方面──確有不小的進步，雖然實際上進步的還只是少數人。他們是找著了創作這個切近的目標，鼓起興趣，有所為的寫作，才能如此。
訓練學生寫作而不給他們指示一個切近的目標，他們往往不知道是為了給誰讀的。當然，他們知道寫了是要給教師讀的；實際也許只有教師讀，或再加上一些同學和自己的父兄。但如果每回寫作真都是為了這幾個人，那麼寫作確是沒有多大趣味。學生中大約不少真會這樣想，於是乎不免敷衍校章、潦草塞責的弊病，可是學生寫作的實際的讀者雖然常只是這幾個人，假想的讀者卻可以很多。寫作練習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讀者作物件，並非拿實際的讀者作物件。只有在“暑假回家寫給教師的信”、“給父親的信”、“給張同學的信”一類題目裡，這些實際的讀者同時成為假想的讀者。假想的讀者除了父兄、教師、親近的同學或朋友外，還有全體同學、全體中學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團、政府、政府領袖、一般社會，以及其他沒數到的。
寫作練習是為了應用，其實就是為了應用於這種種假想的讀者。寫作練習可以沒有教師，可不能沒有假想的讀者。一向的寫作練習都有假想的讀者。清末民初的家庭子弟寫作古文，假想的讀者是一般的社會和考試官。中學生練習寫作，假想的讀者通常是全體同學或一般社會。如“星期日遠足記”之類，便大概是假定給全體同學讀的。可是一般的師生都忽略了假想的讀者這個意念。學生寫作，不意識到假想的讀者，往往不去辨別各種體裁，只馬馬虎虎寫下去。等到實際應用，自然便不合式。拿創作做寫作目標，假想的讀者是一般社會，但是隻知道一種假想的讀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種種，還是不能有辨別力。上文引的葉先生所說的學生的信便是一例。不過知道有假想的讀者的存在總比馬馬虎虎不知到底寫給誰讀的好些。
我覺得現在中學生的寫作訓練該拿報紙上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標，特別是報紙上的文字。報紙上的文字不但指報紙本身的新聞和評論，幷包括報紙上登載的一切檔案──連廣告在內──而言。這有三種好處。第一，切用，而且有發展；第二，應用的文字差不多各體都有；第三，容易意識到各種文字的各種讀者。而且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寫作都可以用這個目標──近些年報紙上種種特寫和評論用白話文的已經不少。因為報紙上登載著各方面的檔案，物件或寬或窄，各有不同，口氣和體裁也不一樣，學生常常比較著看，便容易見出讀者和文字的關係是很大的，他們寫作時也便漸漸會留心他們的假想的讀者。報紙和雜誌上卻少私人書信一體，這可以補充在教材裡。報紙上和雜誌上的文字的切用，是無須說明的。至於有發展，是就新聞事業看。新聞事業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從事於新聞或評論的寫作，或起草應用的檔案登在報紙或雜誌上，也是一種驕傲，值得誇耀並不在創作以下。現在已經有少數的例子，長江先生是最知名的。這不能單靠文字，但文字是基本的工具。這種目標可以替代創作的目標，它一樣可以鼓起學生的興趣，教他們覺得寫作是有所為的而努力做去。
也許有人覺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往往粗率浮誇，拿來作目標，恐怕中學生寫作會有“每下愈況”之勢。這未免是過慮。報紙和雜誌上的文字，粗率浮誇固然是不免的，但文學作品裡也未必沒有這種地方。且舉英文為例，浮勒爾兄弟（Fowler）合著的《英文正宗》裡便舉出了許多名家的粗率浮誇的句子，這是一。報紙雜誌上也有謹慎親切的文字，這是二。近些年報紙進步，有一些已經注意它們的文字，這是三。學生“取法乎上”，儘可以多讀那些公認的好報紙好雜誌。在這些報紙雜誌裡，他們由於閱讀的經驗，也會辨別哪些文字是粗率浮誇的，哪些不是的。
況且報紙雜誌只是課外讀物。我只說拿報紙雜誌上的文字作目標，並沒有說用它們為教材；教材固然也可以從報紙和一般雜誌上選一些，可是主要的並不從它們選出。文言教材，上文已詳論。我所推薦的是梁、蔡兩位先生的書原來倒差不多都是雜誌上的文字。不過他們寫作的訓練有深厚的基礎，即使有毛病，也很少。白話文教材，下節還要申論。我不主張多選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作教材，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文字大部分有時間性，時過境遷便無意味。再有，教材不單是寫作的榜樣或範本，還得教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和養成欣賞文學的興趣，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差不多都是有時間性的，自然不能有這兩種效用。但是這些文字用來做學生寫作的目標，卻是親切有效的。學生大概都讀報紙雜誌。讓他們明白這些裡面的文字便是他們寫作的目標，他們會高興的一面運用教材所給予他們的訓練，一面參照自己閱讀報紙雜誌的經驗，努力學習。這些學生將來還能加速報紙和雜誌上的文字的進步。
報紙雜誌上說明文和議論文很多，也可以多少矯正現階段國文教學偏枯的毛病。課程標準裡定的說明文和議論文的數量不算太少，但適當的教材不容易得著。文言的往往太膚廓，或太瑣碎。白話文更難，既少，又深而長；教材裡所選的白話文說明文和議論文多半是湊數的。學生因為只注意創作，從教材裡讀到的說明文和議論文又很少合他們的脾胃或程度的，也就不願意練習這兩體的寫作。有些學生到了大學一年級，白話記敘文可以寫通，這兩體卻還凌亂龐雜，不成樣子；文言文也是記敘體可看些。若指出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是他們寫作的目標，他們也許多注意報紙雜誌上說明文和議論文而漸漸引起興趣。那些文字都用現代生活作題材，學生總該覺得熟悉些、親切些；即使不能完全瞭解，總不至於摸不著頭腦。一面在寫作練習裡就他們所最熟悉的生活當中選些說明文和議論文的題目，讓他們能夠有話說，能夠發揮自己的意見，形成自己的判斷，不至於苦掉筆頭。
中學生並不是沒有說明和議論的能力，只看他們演說便可知道。中學生能演說的似乎不少，可是能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的確很少。演說的題目雖大，聽者卻常是未受教育或少受教育的民眾，至多是同等的中學生，說起來自然容易些。寫作說明文或議論文，不知不覺間總拿一般社會做假定的讀者，這自然不是中學生的力量所能及。所以要教學生練習這兩體的寫作，只能給他們一些熟悉的小題目，指明中學生是假想的讀者，或者給一些時事題目，讓他們擬演說辭或壁報文字，假想的讀者是一般民眾，至多是同等的中學生。這才可以引他們入勝。說起壁報，那倒是鼓勵學生寫作的一個好法子。因為只指出假想的讀者的存在，而實際的讀者老是那幾個人，好像支票不能兌現，也還是不大成。總得多來些實際的讀者才好。從前我教中學國文，有時選些學生的文課張貼在教室牆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們都去讀一下。壁報的辦法自然更有效力，門類多，回數多。寫作者有了較廣大的實際的讀者群，閱讀者也可以時常觀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的學生對於拿報紙上和一般雜誌上文字做寫作的目標有更親切的印象。這是一個值得采取的寫作設計。
不過，教材裡的白話說明文和議論文，也得補救一下。這就牽涉到白話文的發展。白話諷刺文和日常瑣論──小品文的一型──都已有相當的發展，這些原也是議論文和說明文的支派，但是不適於正式應用。青年人學習這些體的倒不少，聰明的還透露一些機智，平常的不免委瑣叫囂。這些體也未嘗不可學，但只知有這些，就太偏太窄了。適於應用的還是正式的論。我們讀英文，讀本里常見倍根《論讀者》，牛曼《君子人》等短論。這些或說明、或議論，雖短，卻也是正式的論文。這一體白話文裡似乎還少，值得發展起來。這種短論最宜於作教材。我們現在不妨暫時借材異國，將這種短論譯出些來用。馬爾騰的《勵志哲學》也是這一類，可惜譯筆生硬，不能作範本。查斯特羅的《日常心理漫談》譯本（生活版），性質雖然略異，但文字經濟、清楚，又有趣味，高中可以選用。《愛的教育》譯本（開明版）裡有些短篇說明和議論，也可節取。此外，長篇的創作譯作以及別的書裡，只要有可節取的適宜的材料，都不妨節取。不過這得費一番搜尋的工夫。馮友蘭先生的《新世訓》（開明版）指示生活的方法，可以作一般人的南針；他分析詞義的精密，建立理論的謹嚴，論壇中極少見。他的文字雖不是純粹白話文，但不失為上選的說明文和議論文。高中學生一面該將這部書作為課外讀物，一面也該節取些收在教材裡。
其實別的教材也該參用節取的方法，去求得適當的入選文字。即如小說，現在似乎只是舊小說才節取。新的便只選整個的短篇小說，而且還只能選那些篇幅短的。篇幅長的和長篇小說裡可取的部分只得割愛。入選的那些篇幅雖短，卻也未必盡合式；往往只是為了篇幅短將就用著。整篇的文字當然是主要的，但節取的文字儘可以比現在的教材裡多參用些。節取的範圍寬，得多費工作；還得費心思，使節取的部分自成一個相當完整的結構。文學作品裡節取出來的不一定還是文學，也許只是應用的文字。但現在缺乏的正是應用的白話文，能多節取些倒是很合用的。
至於白話的私人書信，確是很少。將來倒是一定會普遍的。教材裡似乎也只能暫時借用譯文。譯文有兩種：一是譯古為今，一是譯外為中。書信是最親切的文體，單是譯外為中恐怕不足，所以加譯古為今一項。當然要選那些可能譯的譯，而且得好譯手。例如蘇軾《黃州與秦太虛書》一類，就可以一試。《曾國藩家書》似乎可選譯一些。這些書信都近於白話，譯起來自然些。這種翻譯為的是建立白話書信的體裁，並不是因為原文難懂，選那些近於白話的，倒許可以見功些。英文《蔡公家書》，有文言譯本，題為《蔡公家訓》（商務本）；譯文明白，但不親切自然。這部家書值得用白話重譯一回；白話譯也許可以貼切些。若是譯筆好，那裡面可選的教材很多。──朱光潛先生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開明版），討論種種問題，是一部很適於青年的書。其中文字選入教本的已經不少。這部書兼有書信和說明文議論文的成分，跟《蔡公家書》是同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