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瘦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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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樹東門補記：找一個人好難

民國《方城縣誌》記載中，發生在咸豐年間的大事有七項之多，皆為重大禍亂。而這一時期湧現的“抗擊匪患”英烈人物，也多達數十人。

如此密集的匪患猖獗記錄，在史書中實屬罕見。從裡面高度濃縮的隻言片語中，那個年代方城人的水深火熱生活，依然歷歷如在眼前。

由此，我們更不難看出獨樹城池修建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實用性。在歷史的動盪和飄搖之中，一座城池和它的民眾的命運，就這樣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

可惜，160多年過去，滄桑更迭的歷史塵埃一層層的覆蓋之下，已經覓不見那段歲月的蹤影。若非是在一座城門的引領下，誰又能再次穿越，回望過往的那段時光呢？！

城門猶在，卻也風燭殘年，如同一個阿爾茨海默症老人，連自己是誰、都做過什麼都無法表述了。立在城門上面的“映旭”二字，儼然成謎。

文章住筆之後，關於這兩個字的出處，卻始終縈繞在了心頭……

①西安來電

雖然是在晚間，但筆者的興致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當即透過編輯與西安的爆料人取得了聯絡。

原來，爆料人也是一位方城老鄉，老家是方城縣獨樹鎮劉營村的，姓劉，現在西安市做生意。據他介紹說：獨樹東門上的“映旭”二字，是我們劉營人所寫，如果論起輩分來，應該是我的曾祖父。

“記住，這城門上邊的兩個字，是我們劉家的長輩所寫。”父親的話就這樣印刻在了爆料人的記憶裡。

爆料人同時告訴筆者：書寫者為劉營人劉國權的親爺爺，是當年（1861年）獨樹的“段長”。你可以透過尋找他的後人，繼續詢問查詢線索。

爆料人提到的劉國權，曾長期擔任獨樹鎮教辦室主任一職，在當地有一定的知名度，可惜此人已經於前年故去。其女劉延茹女士回憶說，不記得父親講起過此事，並向筆者推薦了幾個可能知道該資訊的人。

筆者透過對這幾個人的詢問，均表示沒有聽說過類似的資訊。但卻獲悉了劉營村劉氏祖墳處，立有一座祭祖墓碑的訊息。

這座墓碑上，會有筆者想要得到的資訊嗎？帶著疑問和希望，筆者很快走進了劉營村一探究竟。

②劉營之行

劉營村村醫劉家偉熱情地給筆者當起了嚮導。劉營村緊鄰獨樹賈河上游南岸，劉氏墳塋位於河北岸的耕地裡。數十座常見的鄉村墳頭整整齊齊地坐落在那裡。

墳塋一律坐北朝南，按照輩分和家族分支，自然排列，錯落有致地分佈著。最北端為上，是此地劉氏先輩的墳墓，一座高高厚厚的石碑巍然高聳，一行“清太學生劉公諱治體……”的字樣，立刻讓眼前的一切都賦予了厚重的時空分量。

隨行的劉家偉介紹說：我們劉營村的劉氏先祖敏、德二公，於康熙晚年，由魯山縣（平頂山市）磙子營遷入方城，定居於黃石山之西、靈山之東麓。其後人先後遷入湖北、（方城縣）楊集鎮等各地。

眼前石碑上所紀念的劉治體（1787~1871），為德公之子劉崙所生。劉治體為清太學生（國學畢業），樂善好施，德行佈於鄉里。其所生四子，四子又傳有九孫。

在這處碑刻上，筆者驚奇地發現了這一支劉姓為後輩子孫訂立的“宗派”：“國家成平 延年永昌 卿雲兆瑞 富貴吉祥”。如此飽含深情和祝福的宗派排序，顯然是出自農耕文明的產物。

筆者知悉，這一支劉姓自“成”字派之後，已經鮮見有人再以“派性”命名者。就連海內外聞名遐邇的孔、孟兩大姓氏，也很少再有人按照傳統宗派起名字的了——工業文明對於傳統文化的衝擊，可見一斑。

劉家偉告訴筆者：我的爺爺在劉治體的九個孫子中排行第七；劉國權的爺爺排行第九。

劉國權的爺爺在劉治體的九個孫子最小，劉國權的兩個哥哥也已經於早年謝世，劉國權應該是這一支劉姓“國”字輩中的最後一人了——論起來，這已經是敏、德二公的第八代後人了！

墓碑上，劉治體九個孫子的名字依次排列，筆者看到第九個孫子的名字名叫“劉景福”——他，會是“映旭”二字的作者嗎？

從此處墳塋回來，筆者又到劉營村東頭，拜謁了1996年清明節時，劉氏後人集資為先祖修立的紀念碑，裡面詳細的記錄了這一支劉姓，自康熙晚年以來的來龍去脈。

這次劉營村之行，更大的疑團卻在筆者的心頭騰昇而起。

“民國十四年”應為1925年。據碑文顯示，立碑時劉治體九孫中，五個孫子已故，尚有四個（第四、六、八、九）依然健在。

咸豐十一年（1861年）據民國十四年（1925年）相隔64年，若“映旭”確二字為劉景福所寫，他當年（咸豐十一年）也就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從人生閱歷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一個毛頭小子，能有題寫的能力和資格嗎？！

至於爆料人提到的“段長”一職，又該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地位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時，筆者推開了方城縣文化局副局長王海林辦公室的房門。王海林專職從事文物研究工作長達三十年之久，對方城縣文物知識如數家珍，是全縣和域外同行公認的文物考證專家。

一見面他就開啟電腦，找來了獨樹東門歷年來留下的照片資料。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如今的照片比對中，我們仔細地檢視60多年間獨樹城門的破損程度，感嘆滄海桑田的變遷無常，探討文物保護的重要意義，感傷不盡人意的文物保護現狀……

“獨樹東門是全縣文物保護單位中，唯一的一座城門建築，文物價值很高，真的不能再被破壞了。”王海林動情地說，“我早就考慮到他的修復和完善了。但這必須由非常專業的人士來完成，沒有十足的把握還不如不修復。”

“‘映旭’這兩個字，除了獨樹東門有，獨樹北張莊朱家老宅也有。從字形分享，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王海林說著話，打開了另外一幅圖片。

圖片所顯示的老宅，在解放戰爭時期，曾被用作劉鄧大軍的軍事指揮部：1948年4月初，劉鄧大軍主力躍出大別山轉到豫西后，把軍事指揮部設立在此處長達半年之久。

我們把兩處的“映旭”二字進行認真地對照分析，用筆大氣，莊重，沉穩，健碩。從其中透射出的老練成熟程度來看，絕非出自年輕人之手。

臨走，王海林不僅再次向我推薦了一位資訊人，還把一本厚厚的《方城舊志叢書》（涵蓋明、清、民國方城志書）借給我：“回去好好查查，看看能不能找到‘劉景福’的影子，重點對照一下志書中的機構設定變更部分，查查有沒有‘段長’一說……”

④“尋找賈傑”

從王海林專家處歸來，筆者立刻對另一個資訊人進行了電話採訪。在仍然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筆者把自己關在斗室裡，開始了在史書裡大海撈針一樣的找尋過程……

一連幾天的查詢，不僅沒有從記載中找到“劉景福”的蹤影，也沒有看得到“段長”的行跡。

就在筆者以為“山重水複疑無路”的時候，一個人的名字突然浮現在腦海裡，“怎麼能把他忘了呢？”我一拍腦袋立刻拿起了手機。

我急需求教的這個人名叫龔運喜，老家獨樹鎮鐵爐村人，現為皖北中學教師。他憑著自己對家鄉方城的無限熱愛，和對地方文化事業的敬仰之情，數十年來奔波於方城的山水之間，收集整理出散落在方城各處的文物、人物、事件等等數十萬字，集於《裕州記》一書之中（現仍在收集整理之中）。

其中，他收集整理的方城碑刻就多達數百處之多。當得知我的用意之後，龔運喜自信地說：“從眼下已知的資訊來看，‘映旭’的作者最符合身份的人，非賈傑莫屬。”

賈傑是誰？他怎麼會是“映旭”最可靠的書寫者了呢？

據民國《方城縣誌》載：“賈傑，字菊巖，獨樹（潘莊村）人，拔貢朝考一等，善正書行草，亟一時之妙。嘗館於成邸，成親王永戥（應為“永瑆”之誤）甚器重之。”

據龔運喜考證，賈傑書法以楷書見長，方城現留有賈傑手書的碑刻遺存。他曾經先後擔任過陝西眉縣、富平、石樓三縣知縣，其書法成就，身份地位，完全符合為獨樹城門撰寫碑額的條件。

歷史雖然沒有告訴我們賈傑的生卒年月，但其曾為“成親王永瑆（1752.03.22~1825.05.10）甚器重”的記載來看，應為成親王跟前的“晚生”。咸豐十一年時，賈傑很可能正值中老年，以他的資歷應邀為獨樹城門題寫匾額，也恰如其分。

回想起幾個月來的糾結和忙碌，雖然“映旭”二字的書寫者究竟是誰，仍然停留在“合理推測”的層面上，但畢竟距離真相的目標越來越近了。

更何況，探尋歷史的過程就是向歷史學習和致敬的最好方式。成功也許不是目的，但探尋的過程卻是充滿了無窮樂趣的人生體驗。（20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