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65年毛澤東有關文藝的兩個嚴厲批示逐級傳達後，文化部黨員副部長們在整風運動之中搖搖欲墜，一日不如一日，幾近崩潰。反而當正部長十五年的黨外人士、作家茅盾(沈雁冰)沒有卷及鬥爭的漩渦中心，沒有被迫參加表態或揭發性質的大會，似乎成了整個文化部機關中的最悠閒之人，只是在後期不時被暗地裡敲打、數落。

　　有意思的是，時間標誌為“1964年8月28日”的《關於茅盾的材料》不是文化部黨組整理的，竟出自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之手。當時茅盾還擔任中國作協主席一職，從政治身份歸屬上也算是中國作協黨組負責統戰的工作物件。這份材料中沒有涉及文化部內的工作問題，大多談的是茅盾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各類罪狀，關鍵之處在於全盤否定了茅盾十幾年來嘔心瀝血所做出的評論成績。

　　據中國作協黨組內部統計，1949年後茅盾僅在國內各報紙、刊物發表的有關談創作問題和評論作品的文章就有一百六十八篇，先後合集出過七本評論小冊子。作協黨組做出這樣的判定：“在這些文章中，中國當代著名、活躍的短篇小說作家、尤其是年青作家的作品，幾乎全部受過他的‘檢閱’和評價。從這情況，可看出他通行無阻，廣泛佔領文學陣地，抓住創作評論，不但左右文學創作傾向，更嚴重地是與黨爭奪青年作家。”

　　作協黨組在檔案中明確地給他扣上“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文藝觀點”的大帽子。

　　身為中國作協主席，茅盾陷於自身困境而無法寫出長篇作品，轉而熱心投入評論事務，當年很多剛冒尖的青年作家以獲“茅公的讚譽”而榮，他及時而內行的跟蹤點評成為新中國文壇的一大景觀。但1964年驟變形勢之下，老人這種辛苦的閱稿評述已經難以獲正面肯定，在本人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已在內部被批得體無完膚，權威顏面盡失。

　　《關於茅盾的材料》長達一萬字，充滿了上綱上線、不容置疑的火藥味，全文用的多是貶義詞，連一句肯定式的好話都不願提及。開篇第一段就單刀直入地表示：

　　在學習主席批示後，在這次檢查工作中，我們才發現，十五年來，他所寫的大量文章，一直在頑強系統地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這些文章一篇篇孤立起來看，有時很容易受他的迷惑，但綜合起來看，則問題十分嚴重，特別是近幾年來，更露骨地暴露出他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在文藝的許多根本問題上，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針鋒相對。

　　現在靜心細讀茅盾的一系列評論文章，發覺在整體時代氛圍之下並無多少出格之處，只是他豐富的創作經驗及敏銳觸角在起作用，比別人所談的更切合創作實際，有時批評會更大膽一些。譬如他批評最多的即是這樣內容：“不少作品在描寫英雄人物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品質的場合，還有點千篇一律，或者說，跳不出既成的框框。”“常常顯得簡單、生硬、花樣不多……顯得簡單化甚至做作。”“總覺得他們是端坐在蓮花座上的菩薩。”(引自茅盾文章語)作協黨組主事者甚至揭發出這樣一條細節：1962年4月《人民文學》刊發茅盾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二十週年的文章，原稿中有解放後的文學創作對“講話”“生呑活剝”、“轟轟烈烈，空空洞洞”字眼，發表時審查者把這些“貶低延安講話”的詞句全部刪去。

　　最讓批判者在意的是，“茅盾的全部文章，幾乎沒有從正面提倡或闡發過寫先進人物、英雄人物的重要意義。”他與部分作家在1962年作協大連創作會議上所談的言論被嚴重抹黑，籠統稱之為“中間人物論”，在1964年釀成政治事端之一。最遭人記恨的是，茅盾在大連會議上用插話的方式攻擊黨在農村的政策，說：“粗碗也不夠。”“買個雞毛橦子不容易，因為搞風箱去了。”等等，這實際上表現了他對三面紅旗的不滿。(見1964年8月28日作協黨組《關於茅盾的材料》)

　　最後中央高層只能讓主持大連會議的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在1965年底代他受罪捱整，晚年茅盾對邵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一直心存內疚和忿怒。

　　2、茅盾的發言帶有文學家冷嘲熱諷的描述功底

　　1964年在清算茅盾的文藝思想的同時，中國作協、文化部也在暗中不斷收集他的政治思想表現，認為他的文藝觀點與他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和思想上的極端個人主義是一致的。《關於茅盾的材料》就這麼鮮明地表示茅盾的政治落後程度：“十五年來，每當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或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明目張膽地暴露出他的頑固的資產階級立場。”

　　茅盾在1957年鳴放階段的特異表現，最讓高層詬病和惱怒，認為他當時是和右派分子一道向黨猖狂進攻。在此期間，他因故曾給邵荃麟寫一封信，說“一般黨員”是“只有兩隻手，兩條腿，兩隻耳朵，一張嘴巴，而沒有腦子”。信中還寫道：“個人崇拜，在文學批評工作上，也是很嚴重的。”“所有這一切都表示我們的壞作風是：淺薄、浮躁、一窩風起鬨，盲目崇拜權威，只看是什麼人說的話，不分析說話的內容有多少真理。”茅盾這種以往少見的評述被認定為“辱罵黨及黨的幹部”。

　　當年五月中旬，茅盾以部長身份出席中國畫院成立大會，本來是喜慶場合，不料他祝辭時卻帶有幾分不平的情緒，首先說中國畫院的成立，“是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鬥爭的結果。”又轉個彎表示：“中國畫院的主體是畫家，而不是少數的行政人員。如果將來也發生像大學裡發生的系秘書指揮系主任，行政干涉藝術創作、研究、教學等等，我以作家的身份，願奮禿筆，用雜文這武器，為各位後盾。”

　　這些刺眼的話語刊登在5月15日《人民日報》，讀者們難得見識到這位老作家、老部長的一時憤激之言。

　　5月15日中央統戰部召開了民主人士座談會，席間最為著名的言論是張奚若批評性的四句經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而茅盾的發言則帶有文學家冷嘲熱諷的描述功底，同樣被視為“更激烈、更惡毒”的攻擊性言論。譬如他說，領導幹部“都是對於業務的生疏乃至外行。拿文學藝術來說吧，究竟是專門學問，沒有這門學問的基礎，專靠幾本《幹部必讀》不能解決業務上具體的問題，不能解決可又等著你作主張，那麼怎麼辦呢？捷徑是教條主義、行政命令。”他還說，“我個人接到過不少作家和翻譯家控訴出版社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來信，這些信都轉給有關社了，然而未見效果。大概是積重難返，阻礙重重呢？這次是中央要整風了，該可以整出個道理來了。”

　　這篇發言第二天以《我的看法》為題，就被上海《文匯報》全文刊用在第二版，成了茅盾1949年後難脫罪責的政治言論把柄之一。有趣的是，同一版還刊出兩條文化部整風的訊息，一是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張致祥、出版局長金燦然出席出版界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批評，用的小標題是“外行人領導內行如何能叫人信服？”另一條是夏衍副部長主持文物專家座談會時表示，要對文化部施加社會壓力，才能保證把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整掉。

　　這一版稿件源於北京專電，堪稱獨特的“文化部整風專版”，其間茅盾的發言最為引人矚目，因為他沒有常規的官話套話，心緒畢露，鋒芒逼人。

　　1964年改編茅盾同名小說《林家鋪子》的電影遭到公開批判，雖然官方有意忽略了原著作者的大名，採取了保護過關的策略，但這多少觸動茅盾本人的慌亂心緒，他只能順勢隱而不發。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他的早期作品被點名已是遲早的事情，文革前夕黨內宣傳部門高層對他的文學創作定評很低，多是負面性質。

　　譬如1966年4月7日新任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在作協創作座談會上，對各時段的文藝隊伍做階級成分的分析，茅盾屢次三番地被排到資產階級的落後一邊：“……五四以來有一種資產階級自然主義(如左拉的作品)，這是沒有什麼理想的，而且喜歡寫點色情的東西。茅盾就是受這種自然主義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後，有兩種人：一種人，在毛主席領導下，揩乾身上的血跡，拿起武器上山打游擊；另一種人，對實際鬥爭感到厭倦，退下來搞文化。《幻滅》、《動搖》，茅盾的三部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見會議記錄稿)

　　3、一邊不願擔任部長一職，一邊卻屢屢被安撫

　　值得關注的是，茅盾在1957年5月《我的看法》發言稿中首次公開談到在政府任職的苦惱，打了幾個比喻，說得比較含蓄，歸之起來就是平日忙於“三會”(指冗長的會議、宴會、晚會)，不務正業，黨員幹部對所提的意見“不辯好歹”等等。他在講話中還帶有幾分自嘲的味道：“從前(我)也還有一個專業，現在呢？又是人民團體的掛名負責人，又是官，有時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個自由職業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麼。在作家協會看來，我是掛名的，成天忙於別事，不務正業(寫作)；在文化部看來，我也只掛個名，成天忙於別事，不務正業。”他還提出：“像我這樣不務正業的人，大概不少，統戰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茅盾此次對職務安排的感慨，應對的是批判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鳴放整風背景。實際上“不務正業”是他一貫的牢騷話，此事的心結早在數年前就埋下，只不過在1957年新春得到了集中爆發。

　　1957年3、4月，中國作協秘書處要求會員彙報各自的長期創作規劃，並召開相關座談會了解情況。會後，身為主席的茅盾也提交一份《我的規劃》，再三強調主客觀方面的諸多困難：

　　來自主觀方面的，大致不外乎個人精力日益衰頹，用腦不能持久，特別不習慣於一會兒須看公文，一會兒又要開冗長的會—-這樣的“疲勞轟炸”，並由此引起的神經的衰弱狀態。

　　來自客觀方面的，主要是無法控制時間。比如說，很難做到每天抽三、四小時來寫作，也很難做到每天經常有二小時，或者每週能經常有三四個工作日可以用於寫作。在這樣情況下，構思是時斷時續的，寫也是時斷時續的，這便引起了厭倦和苦悶，至於想促此擱筆。

　　他希望“擺脫政府行政工作，以及其它一些出國工作”，不要腳踏三隻船(作協、文化部、爭取世界和平大會)敷衍了事，而自己生平最恨這樣的生活態度。他當下的目標是，爭取每週有六分之五的時間，把十年前寫了一小半的長篇《霜葉紅於二月花》續完。

　　“今年我已六十二歲，假定能活到七十，亦不過八年而已。”文中的這幾句話頗為打動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把它直接引述到他4月16日致周揚並轉周恩來的信中。接到《我的規劃》後，邵荃麟曾與茅盾交談過一次，茅盾明確希望中央最好能考慮解除他文化部長的職務，其次能夠不給他每年出國開會的任務。

　　邵荃麟對此予以完全的理解和體諒，他在致周揚的這封信中寫道：“茅盾自從1942年左右寫了長篇小說《霜葉紅於二月花》和1945年寫了劇本《清明時節》以後，到現在十多年，一直沒有發表過長的作品。對於像他這樣有地位的老作家，這苦悶是很自然的。”邵荃麟建議周總理最好能和茅盾面談一次，文化部和作協相互協調，儘量做到使他每週有六分之五時間或四個工作日來專心從事寫作。

　　鳴放期間，周恩來確實找茅盾談過話，但似乎沒有深談什麼職務問題，著眼於如何幫助他在政治上解困，同時也對文化部領導層統戰工作的不妥有所指正。茅盾在反右鬥爭後期，態度果然較為積極，在高層佈置下涉險過關。

　　時任茅盾秘書的朱長翎對這一段波折過程留有很深的印象，茅盾擔負部長一職的難處特別顯明：

　　作為民主人士出任部長，茅盾沒有實權，在鳴放時他提意見說“有職無權”。我想，這裡原因很多，主要是在外事場合不適，比如說新任大使拜見政府部長，文化部是一定要來的，雖然是禮節性的，但也會涉及到文化部具體問題；又如參加使館國慶活動，由外交部根據他國的態度和地位決定去與不去，去了以後外交官多，一問起文化部事情，沈部長不知所然，心裡可以想過去很彆扭。

　　這個問題由來積深，部裡的大小問題由黨員副部長決定，茅盾該看或不該看的檔案也由黨員副部長定，國內機構知道這些情況一般不上門找茅盾。

　　周總理那時找茅盾談過話，可能也指出他說話不慎，愛提意見發牢騷，但也給他一個定心丸，有推動促進作用。可能會說他跟羅隆基他們不一樣，是為黨好的，沒有政治野心。

　　每年部裡也開幾次辦公會議，由沈部長主持，議決的都是大事，走走形式。公平地說，如果讓沈部長真正管起來，他沒有那個行政能力，管不了的。夏衍副部長白天忙完了，還要抱一堆公文晚上回家幹。(1989年11月22日口述)

　　轉眼到了1958年大躍進，各路作家情緒高漲地寫了創作規劃。3月18日茅盾照例寫來自己的創作規劃，依舊充滿抱怨的情緒，堅持要“幫助我解除文化部長、政協常委、《中國文學》《譯文》主編的兼職，幫助我今年沒有出國的任務”。他在文中還藏著一些牢騷意味：“荒棄職守，掛名不辦事，夜裡一想到，就很難過，就睡不著覺。我幾次請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儘管掛名不辦事，會議還總得出現，外交宴會也不能不去。”

　　他坦言自己所說的盡是廢話、怪話，但不說便是欺騙。3月24日作協黨組將原信轉給中宣部長陸定一併轉周恩來、陳毅，並附信介紹道：“茅盾最近病了幾個月，身體確是不好，情緒也有點消沉。”信中說，茅盾所提的老問題，還是請中央考慮決定。

　　一邊不願擔任部長一職，一邊卻屢屢被安撫，此種政治現象頗為“奇特”“糾結”，一直時斷時續，直到1965年初茅盾被免去部長一職、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為止。

　　4、茅盾對食品供應的過激反應實屬反常

　　1959年7月，國家經濟情況開始發生困難，茅盾為了鋼絲床墊沒有修好，即從廬山專門寫信給秘書，以極其惡劣的態度進行謾罵。

　　1961年，他在百貨大樓買暖水瓶，因售貨員稍微“慢待”了他，就開口罵人混蛋。

　　同年六月某一天，他要機關事務管理局賣給他按月供應的蘋果，經聯絡，水果賣完，他又大發脾氣，罵人混蛋，並惡言攻擊我們的供給制度，還不如日本的配給制度。

　　“罵人混蛋”應該是特殊困難時期的變形、失措之舉。有意味的是，高層認為這一切言行均屬於“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的大暴露”，歸之於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

　　1964年文藝整風運動的關頭，文化部黨組派人重新核實茅盾“罵人混蛋”舊事，給本來一般日常衝突的事例加重了嚴重性。

　　5、根本沒察覺到中央外事部門的不滿和惱怒

　　在這一時期最讓茅盾難堪的是，1962年7月他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莫斯科爭取裁軍與和平世界大會，回國後代表團被中央指責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追究犯錯的思想根由。

　　中央高層認為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前，在國內就把基調定低了，到會後我國代表在會上沒有堅持原則，堅持鬥爭，遷就上當，以致會議透過的《告世界人民書》沒有明確指出美帝國主義是和平的敵人，沒有支援民族解放運動，對世界各國人民鬥爭不利。中央對代表團予以嚴厲批評，以這樣斥責的語氣通報黨內：“應以最近的莫斯科裁軍與和平大會為訓，決不能放棄無產階級領導，降低馬列主義原則，脫離左派，加強中間派的動搖。”(見1964年8月22日文化部黨組致中宣部《關於沈雁冰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軍會議期間的一些表現和其他一些表現》)

　　茅盾在此次外交事件中只是掛名團長，由老資格的金仲華、康永和任副團長，中共及各群眾團體外事主要負責幹部王力、唐明照、吳學謙、朱子奇、楊朔等充當團員。茅盾並無實際的授權，所做的大會發言都是代表團起草的，因而不承擔主要的責任。但是內外夾擊其間，他會前會後幾處為難，反覆遭受折騰，又理不清其間的道理，在這樣微妙的國際政治鬥爭場合只能“裝傻充楞”，曲折地應付北京交付的任務和意圖。

　　回國後照舊不獲信賴而倍受打擊，讓茅盾一度恍惚惶恐，把出國開會更視為噩夢般的苦差事，看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高難度任務。

　　據作協黨組描述，在拜會中蘇爾科夫表示對亞非作家會議科倫坡常設局的工作不滿意，要求與中方共同推動，建議召開常設局會議。中方高層事後分析認為，蘇方此舉是為了攻擊常設局，將常設局遷離錫蘭，撤換常設局秘書長森納那亞克，奪取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局領導權。

　　當蘇爾科夫問及茅盾對此問題的看法，茅盾當即表示同意，並說願共同推動常設局工作，提議最好在一兩個月後首先在科倫坡開會，邀請各成員國參加。茅盾稱，希望中蘇先以通訊方式協商，並請蘇方先寫信。蘇爾科夫贊成中蘇先協商，但要中方先寫信。茅盾對此也表示同意，並答應回國後兩週內即將信發出。茅盾回國後在致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嚴文井的信中具體談及這個情景：“此因常設局開會乃當然之事，拖延過久，則於錫(蘭)方愈不利，且我方先函蘇方協商，儘可只提一二方端，且看蘇方如何答覆，再入細節，如此我方不至被動。且我在莫斯科與蘇爾科夫會談時，蘇曾請我方最好早些先提意見(即書面協商，我方先發第一函)，並以兩週時間夠不夠為詢，我曾允之。”(見1962年8月21日原信)

　　茅盾此時的述說還非常在理，他根本沒察覺到中央外事部門的不滿和惱怒。

　　中方高層注意到蘇爾科夫的談話中有批評中方之意，譬如他談到，開羅作家會議期間，中蘇雙方沒有協商，結果意見沒有取得一致。而在斯德哥爾摩和平大會上，也由於事先缺乏商量而公開爭吵，因此希望今後在國際會議上，儘量先協商。蘇爾科夫說到在此處不由感嘆幾句：“由於事先缺乏商量，結果在大會上面對‘世界公眾’公開爭吵，很使人傷心。”茅盾知道兩黨問題的複雜性，只是淡淡地迴應幾句：“這次裁軍大會前，中蘇雙方已經進行了協商，相信今後中蘇會合作得很好。”當時中蘇關係稍有見緩的跡象，茅盾只是順口說了應景的大套話。

　　回國後即面臨如何根據承諾回覆蘇方的難題，茅盾對待此事表現出少有的焦慮和認真，“回國後，他積極主張快些寫信，作協黨組沒有同意。”(文化部黨組1964年8月22日報告語)。

　　茅盾在1962年8月21日致嚴文井的信中用“似芒在背，常以為念”來形容自己的情緒，為遲遲不能回覆而不安：“延時將一個月，而我方尚未發第一函。曾與其事之我，個人覺得未能踐兩週發信協商之諾，殊覺歉然，而人家也將說我們凡事拖延，工作效率不高矣。但如外辦之意，對常設局當故示冷淡，則另為一事，此則非我所敢置喙矣，否則，此事似仍以速辦為安。”

　　茅盾在意的是承諾和禮儀，而沒有顧及國際政治鬥爭的無常、無理。正在病中休養的邵荃麟對茅盾此時的心結倒覺得容易解開，他在8月底給嚴文井、張光年的一封信中表示：“關於茅公的材料看了，我覺得要他不必給蘇爾科夫寫信，比較容易說通。目前情況下，茅不至於堅持。”

　　但是沒想到的是，茅盾反而在此事上顯出幾分倔強，表面上應允黨組的要求，但心中的不快還是壓抑不住。8月底中國作協黨組決定以茅盾的名義給蘇爾科夫覆信，多是虛飾之語，有意迴避了中蘇兩國作協開展常設局工作的議題。茅盾見狀情緒大壞，竟拒絕看覆信稿，大發脾氣說：“我不看了，你們要怎麼答覆就怎麼答覆吧。”又說：“我不是黨員，我可不受約束。”

　　在風雲變幻的外事舞臺上，茅盾只是一個虛擬的擺設，一個應付的工具，周旋辛苦，其結果是得不到什麼讚譽和好心情，還得揹負高層的指責和批評。這與他在文化部、作協多年任職所感受到的心境相似，處事如此難堪能讓他舒坦一笑？能不讓他憤而失態一次？

　　來源：本文原刊於《讀書》2015年第1期，作者陳徒手（福建福州人。1982年2月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先後在中國致公黨中央機關、中國作家協會工作。現供職於《北京青年報》。主要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的中國文壇紀實》推動了國內目前的口述史研究。2013年出版《故國人民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