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傳統儒學在戰國時期並不吃香，具有開放思想的“黃老道學”校長荀子，引進黃老道的法術思想，對孔學進行了第一次豐富改造，提出了“禮法並舉”的思想。

荀子

他反對對“天”的盲目崇拜和神秘主義，提出“天道有常”和“天人相分”的觀點，強調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觀能動性，主張“治天命”、“裁萬物”、“騁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確宣稱，認識天道就是為了能夠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荀子是與時俱進的一代大儒，他講學於齊、仕宦於楚、議兵於趙、議政於燕、論風俗於秦，由於他的博聞廣見和相容幷蓄，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不在孔孟之下。孔子鄙視秦，一生不入秦，荀子卻入秦，並對秦國治理理念給予褒獎，他的思想直接影響著漢代儒學，影響到董仲舒。

稷下學宮

董仲舒。如果說荀子是以一己之力改造了傳統儒學，那麼董仲舒則是透過國家意志，強力推行儒家思想。不同的是，董仲舒直接受命於漢武帝，服務於漢武帝的“削藩”和鞏固中央集權，因此，董仲舒的“事功”色彩更濃，他的學術思想在荀子基礎上，更加超越，他將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雜糅道、法、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漢儒體系，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

董仲舒

與荀子的自然天道觀不同，董仲舒賦予天以神格化，“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萬物皆受制於天。因此，國家治理和政治思想都應該與天道合一，而“三綱五常”就是天下的常則。他的“大一統”思想迎合了漢武帝的時代需要，他的“天人感應”論，以自然災異來詮釋社會現象，認為天災不斷就是君主無道所致，規勸君主節制私慾，以合天道，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這個主張卻惹惱了漢武帝，差點送命。

朱熹

在享祀孔廟的弟子裡，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的弟子，之所以享受如此高的地位，是因為他在儒學的改造方面，貢獻最大，他以程顥、程頤的理本論為基礎，吸取周敦頤的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道佛思想而形成，成了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也成為元代以後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朱熹的理論體系，其核心範疇是“理”，亦稱“道”或“太極”，最高主宰是上帝，又稱皇天、天理，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是君、師（孔子、孟子。後人將朱熹加上，亦稱師），理是超越的形而上者，世界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它是萬物存在的依據， 體現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董仲舒

朱熹認為，理生氣並寓於氣中，氣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它是形而下的情、狀、跡；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程朱的“天理”學說，是有意志的道德神學，也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建立了依據。

朱熹認為，“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體的不同稱呼。儒教祭祀與周易六爻則是宗教心理活動的體現。

理學在宋朝並沒走上前臺，相反，在兩宋時期一直備受打擊，只能活躍於民間，直到元朝才被正式確立為官方思想，因為需要“君臣大義”的思想來掩蓋“華夷之辯”的主流價值。

明代學術思想一直沉悶，直到王陽明，理學才生髮出生機，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認為“心”與“理”合一，不可分離。他認為認為“良知”乃察知善惡的本能，世人因受各種物慾矇蔽而隱沒良知，故須下“致”的功夫，以擺脫私慾，迴歸原有的本性。

王陽明

但他主張“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與朱熹“知先於行”的主張截然不同。

傳統的儒學，經過荀子、董仲舒和宋明理學的升級改造，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適應了社會的發展，開啟了忠君愛國的思想高潮，鑄造了中華民族的堅韌不拔、自此，封建王朝沒有再向唐代之前那樣，從內部瓦解，維護了內部的統一，社會相對穩定，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但僵化之風隨之產生，元代之後，科舉選士一律以朱熹《四書集註》為標準答案，鉗制了人們的思想，同時，忠貞觀、貞潔觀也導致社會意識趨於沉悶。

朱熹《四書集註》

總之，中華傳統文化猶如自遠古流淌至今的湯湯大河，這條大河從沒斷流，就因為百家爭鳴，相互融合，相容幷包，才有了今天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才有了生生不息，厚德載物、堅韌不拔的理性與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