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我們存在的一個嚴重的、非常普遍的問題就是概念不清，對討論物件的本質沒有統一的科學定義。”“在概念類比的分析中，我們常用考古學文化來對應族屬甚至國家與疆域。大家比較熟悉的類比，就是將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國=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佈=夏朝的疆域。實際上，這種類比並非以實證為基礎的邏輯推理，而是一種猜測。我們沒有辦法以一批器物型別特別是陶器為前提，依次推匯出夏族、夏國以及夏代疆域等結論。這些概念所指物件的性質不同，彼此無法對應與契合。”（陳淳）。

陳淳教授的總結無疑是精闢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夏文化研究領域中所存在的概念不清、概念混淆、偷換概念的本質問題。如果更加細緻地分析當前夏文化研究的歷程與思路，可以總結為：考古泰斗徐旭生探尋“夏虛”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佈=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夏民族文化=夏民族=夏王國=夏都=夏朝的疆域。儲存二里頭遺址出土文物的博物館，就堂而皇之地成為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以此為載體的各類夏文化研究也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主導著當前中華文明探源的主流。

華夏文化是以夏王朝時期形成的文化為基礎，融入我們民族血液中的原生文化；華夏民族是以華夏文化認同為基礎，產生的高度文明民族。華夏文化不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而是建立人文精神基礎之上的非物質文化。以出土文物的型別來定義夏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原則錯誤，況且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批有特色的器物，根本無法確定為夏後族或夏氏族所擁有。以器物型別來定義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所產生的文化偏差，將導致整個研究結果的謬以千里。

夏文化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破解中國歷史中的夏王朝歷史與文化，不是為了提升二里頭遺址的名聲與地位。將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內涵，毫無邏輯與科學思維的無限衍生，成為當前夏文化研究領域的一種奇怪現象。正如陳淳教授所論述，這種衍生“這種類比並非以實證為基礎的邏輯推理，而是一種猜測。我們沒有辦法以一批器物型別特別是陶器為前提，依次推匯出夏族、夏國以及夏代疆域等結論。”。因此，以二里頭遺址以及二里頭文化為基礎的夏文化研究，試圖破解夏王朝的歷史文化，只能是水中撈月，無根之木。

殷墟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成為確定商王朝歷史的考古依據。中國考古界便形成了一種成功經驗，試圖複製這種經驗，以二里頭遺址為目標，一舉求證夏王朝的歷史與文化。於是，伴隨著二里頭遺址六十年的考古發掘，“二里頭遺址=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佈=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夏民族文化=夏民族=夏王國=夏都=夏朝的疆域”的創新推論與猜測，便成為指導當前夏文化研究的新理論。隨之伴生的是推陳出新的中華文明形成理論，以圖圍繞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眾口一詞的解釋、確立二里頭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因為這些考古學理論所依賴的原始材料的錯誤，所得結論無法支撐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產生的學術爭議就不可避免。

金錢堆砌不了文化，壟斷產生不了正確結論，一百個臭皮匠抵不上一個諸葛亮。在歷史文化研究上，以一種開放的思想，在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尋求中華文明的本源，是破解中華文化起源的必由之路。殷墟證實商王朝的存在，不是因為殷墟的考古，而是因為發現了社會上、市場上的甲骨文，按照甲骨文的來源尋找到了殷墟。因此，對古文字、對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對中華詩詞歌賦產生背景的深入研究，才是破解夏王朝、破解中華文明本源的必由之路。

“在方法論上，我國學者基本上採取經驗主義的歸納和描述，缺乏理性主義的邏輯實證分析，也缺少懷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維，缺乏對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動力和過程的探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陳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