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說的戀人狀態，並不是狹義上，人作為情慾物件的主體。它涵蓋了人在社會中秩序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不全 — 張勇進

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中的痴言絮語、少年維特的信件、霍頓迷途困獸般的反抗。我們看見作者利用文學的虛妄，將這些人原始的情慾定位於一種戀人狀態，這些此語言行為、青澀的怪誕、曇花一現的生命都成了文學。它們夭亡、苦楚、迷惘、仿若迷途的羔羊一般任人宰割。

現在我們就來提出一個可能，當戀人狀態與個人社會化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時，是否存在一種方式將人從戀人狀態解救出來。就像人從自然的桎梏上解放出來一樣，他們既能迴歸於理性，又能保證住憂鬱的情感，兩者相互依存，但互不侵擾。

文學將戀人狀態與社會化的關係，擱置於現實生活之上，它在人類情感和社會化的命運普遍性創造折中。

但現實卻是充滿著動盪和血腥。人被母親的乳房甩開時，墜落於無序狀態，自然並沒有很好的賦予他們接納自己無序狀態的方式。情偶成了墜落中人唯一的救命稻草，為此他們從進入自然（社會）中始，便產生尋找某人為特定情偶的動機。但這一動機只能在隨後的自然摧殘中隨著自然摧殘的閾值增高而日益旺盛。

留給戀人們的路徑，除了與日俱增的孤獨感，還有尋覓不得的失落感。他中的很多人要麼懷抱著戀人狀態早早犧牲在社會化的路上，要麼磕破掉內心參差不齊的慾望層級。成為一個麻木的行屍走肉，將社會化全面在自己身上落實。

注意，我在這裡說的戀人狀態，並不是狹義上，人作為情慾物件的主體。它涵蓋了人在社會中秩序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不全，為此這裡的戀人狀態，是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沮喪，一種將自己隔絕於世界之外的私密情感。他們很難舒心平穩地度過生活，整個世界都在謀害他們，售票員讓人的等待、汽車發出的狂躁鳴笛、飯店人群的喧鬧、都是捅向他們的匕首。

薩特在噁心中說道：“世界沒有我照樣很充實，它存在於一塊玻璃後面：世界就在一個玻璃缸裡，雖說近在咫尺，可是看得見卻摸不著，它跟我隔離，是用另外一種材料構成，我身不由己、不停墜落，沒有暈眩，沒有云霧，我卻清晰明確自己在墜落，彷彿是吸毒一樣。”

顯然這和戀人維特不能獨自忍受生活一樣，其他戀人也不能獨自忍受生活。在維特不停地寫信索愛時，他們也在自然（社會）中找到一個安寧之所。這種尋找從社會個人心理層面更像是一種自救，如果我們把它簡單地定義為愛的本能未免顯得過於輕率了。

在這裡，愛的本能是一種結果，但並不是唯一的結果，它還能導向一個人不停的產生自毀的行為。也就是說除了愛慾，去平衡這種狂亂，人還能透過其他途徑暫停內心的迷狂。

性虐待者、賭徒、酒鬼、謀殺犯，這類人往往是都是迷狂後的僭越者，他們用激進的方式停止迷狂，比起戀人們夢寐構建純潔神聖的廟堂他們更加擅長毀滅。沉淪是他們的選擇，自救這項艱難苦楚的行為是僭越者懼怕而同時嘲諷的行為。他們既懼怕苦苦追尋後不得其所的失落感，又拒斥將愛人當做使命信仰的崇高行為。他們當中人大多刻薄自私，他們既不奢求愛，同時又不願意交出愛。唯有在毀滅中發洩內心的迷狂來營造活下去的可能，這就是除了戀人以外的另外一種迷途羔羊——僭越者。

所以，用愛的本能來定義戀人狀態是一種輕率的行為，在這裡我慎重的把它定義為自救。真誠善良的人成為了戀人，卻又不可倖免的失落於情感投射的失敗。

就像人類社會的許多衝突一樣，戀人們也在情感物件的衝突中不幸遇難。精神早夭和肉體早夭間往往找不到折中。但無論是那種方式踐行在某個戀人中，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他們成為受害者的身份。

既然，我們看穿了這一荒誕的現實，那麼解救戀人成了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這樣一條漫長且毫無方向的道路，該用什麼丈量。就讓我在這裡提出一些假設來引出我的答案。

我們必須建立足夠的社群文化來使人類社會走向光明。而不是隨著文明的衰落持續沉淪。

引出這個答案之前，我先說一下戀人的狀態的緩衝地帶，假設人在被甩出母親乳房的同時，存在著另外一處溫暖的庇護所來依存。那麼是否會阻止使戀人成了器皿之外的結果。

假設維特在一個足夠健全的社群中，這是一個不以犧牲個人精神為前提，他在這個社群中緩緩長大，順利的滑到自然（社會）中。而這個社會不是巴爾扎克的巴黎，更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它存在於盧梭式的社會契約中。除了組成部分更大，並沒有其他吞噬個人的行為，它和小社群一樣的健全和完整。

那麼就不存在戀人需要透過獨立的情感投射來鞏固自己的個人的行為，因為這時的戀人不需要透過將情感主體依託旁人來尋求庇護。他就是他自己的情感主體，在神聖和崇高中緩步前行。想想，這樣一個沒有眼紅的妒忌、強者的霸凌的社群，還會有一個自然人成為維特再遞出一份又一份的求救信嗎？

顯然這個問題誰都不能持以肯定回覆，因為誰都不能否認自己所在的自然存在部分不健全與病態的成分，但之所以人人忍受大多都是一個胳膊擰不過大腿的暫時性妥協罷了。

現在，當語言脈絡進行到這裡，解救戀人不僅成了一個將迷亂中的個體喚醒的事情。它是關乎人類個體如何健康發展的問題，是一個人類社會起始處就發問的問題。即：全人類是否存在幸福的可能。

現在，當我說我們要提倡康德所說的人人啟蒙。究根結底是在紙上空談，並未給出一個綱領性的意見。因為與其說良好的社群，毋寧說是良好的社會，而什麼是良好的社會，這個問題在人類內部似乎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

所以我暫停我無休止的暢想，留下一個晦暗但並不全無希望的答案在這裡。解救戀人，是無法做到的。沒有一個戀人能被解救，就像沒有一個人能被啟蒙一樣。

顯然人類的自我意識都不能朝著統一的方向發展。現代社會人的同質化僅僅框定在一個表徵的體現上，對於理智和公序的界定，隨著環境演變能出無數種結果。

倘若將解救戀人這項偉大的舉動，寄希望於自然的變化而逐步跟進，會讓這一舉動喪失崇高性，丟失掉原有的意義。環境的變化是由所有社會分子共同推進，在意識形態層面更需要一種自上而下的秩序來修正。理想主義的色彩在這裡顯現端倪，因為我們都明確的深諳一個道理，人類即不能憑藉個人改變世界，更無法憑藉個人改造社會。它需要透過漫長的統一才能達到實現。

發達工業社會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就，在於它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貢獻於每一個人，但在貢獻的同時每個人又成了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犧牲品。所以少年維特只能在保留意識的時候走向肉體毀滅。

這一看似複雜的哲學思考，並不因為人人不可理解，只要細想個人在社會中選擇放棄過什麼，又或者拼命抗拒過什麼，答案自然明確。

社會化的過程和戀人狀態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無法修正的。賈寶玉不能在保持戀人狀態的同時參加科舉考試，而維特更不能在遞出一份份信的時候成為一名華爾街精英。他們憂鬱的氣質阻礙了他們在自然（社會）中發展的可能。

誰要憂鬱天真，誰就要面臨餓死的風險。因為一切社會化都需要泯滅天真的代價，“巴黎，現在就讓我們拼一下”拉斯迪涅如此說道，而在這個青年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巴爾扎克已經讓他徹底絕望。“大家都在殺人，在世界上，現在殺人，過去也殺人，血像瀑布一樣地流，像香檳一樣地流，為了這，有人在神殿裡被戴上桂冠，以後又被稱作人類的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拉斯柯爾尼科這樣凶煞的發問。

而今天，這些青年的思緒已經從特殊走向普遍。他們不僅是巴黎街頭、俄國貧民窟中狂亂的指責、特殊個體的內心衝突。它已經早早走進了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絕大多數青年人心中。這樣一隻巨大手，蓋住了所有的光，讓戀人狀態成了一股颶風，刮到每一個善良、天真善於思辨的青年心裡。

狂亂，這個我在文中提到數次的詞，讓我們再次審視的評價一下。一群人把無法和自己正常協作的人定義為狂亂，人群佔比更大的人成了審判者。而人數少的那部分人成了被審判者。

兩者之中的區別僅僅在於，前者已經走完那段青春憂鬱的階段，或者準確來說前者的仗已經大過了，而他們具體的輸贏則在他們是否審判戀人狀態中彰顯。

與其說是自然（社會）在系統的謀殺維特們，毋寧說，是一群被自然馴化的維特們同自然合謀用一種極權的殘忍來更進一步的迫害年輕的維特們。

在自然更迭中出現一個永恆輪迴的意識，即主流迫害個體。個人的精神被自然以壓倒性的力量所戰勝。當永恆輪迴出現時，也就我們說的迷狂的開始。

問題就在這裡，既然是永恆輪迴，那麼就意味著，既存在永遠的規訓又存在永遠的維特。兩者之間的較量，無休無止更無法調和。現在讓我們回到問題中—— 解救戀人。

解救何物，狂亂的人，器皿之外的人，一個徹頭徹尾的局外人，一頭兇猛沮喪的荒原狼。

如何解救？

我們已經承認了無休止的輪迴，等於我們承認了在烏托邦尚未確立之前。是無法做到拒絕戀人狀態統治心靈的迷狂，更不能阻止誰走向戀人狀態。這樣一個恆定的人類難題就擺在我們面前。就像一面所有人無法推到的牆、潛伏在人類社會中隨時異變的怪物，既不能立即找出來將它推倒、殺死，又不能將它隔絕起來。

前不能毀滅，後不能消失。既不能瞻前顧後又不能左右逢源。如同一個囚徒被困在無形之物之中，要麼瘋癲要麼死亡。

所以，解救戀人最後只能迴歸到個人，即，對於目下生存著的每一個戀人來說，接受自己的戀人狀態，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接受就意味著承認自己與旁人不同的狂亂。在情慾和痴妄的共同作用下，戀人是在不由自主的尋找庇護所。就像一個掉在河裡本能用手撲騰的人一樣。

情偶的確立是在自我救贖的渴望上確立的，告別矇昧的戀人，會明白在這種迷狂並非情慾的驅使，不過是應急行為下尋找的應激措施。要想要救贖戀人就該擺脫矇昧製造的虛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