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大秦賦中似乎是為了強調華陽太后出身楚國這個事實，便在華陽宮中放置了很多來自戰國楚地的文物，一件是大家都認出來的楚式鎮墓獸，但另外一件則少有人知曉，問題是這樣放合適嗎？

其實，簡單總結下就能看出楚地的鎮墓獸最令人稱奇的、便是鎮墓獸頭頂那一對碩大的鹿角。這也是我們能從《大秦賦》中一眼將其辨認出來的主要依據。而在劇中，它被放置在了秦國華陽太后的座後，和牆面上秦人所崇尚的玄鳥圖騰暗自交相輝映。

眾所周知，楚國曆來巫風盛行，其敬鬼神、崇巫覡、淫祀祠，“自公一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整個社會自上而下都洋溢著一種神秘氣息，大到國家方針政策，小到出行疾病都要禱告鬼神之後，才能下定決心（“卜以決疑”）。

楚人崇巫的這個特點，在劇中藉由華陽夫人進行了細緻展現，比如在見呂不韋之前，華陽夫人就在進行一場占卜活動，看過龜甲之後，喃喃自語：“上蒼，難道真的不讓我為安國君生子了？”，顯然，此刻她的內心糾結無比，因為來自神明的旨意，將直接決定她是否接受嬴異人的認母行為。

而巫覡在舉行巫術活動中，單靠自己的力量有時是無法完成，所以會藉助龍、鳳、鶴、虎、鹿等動物進行通靈，才能遨遊虛空、與神溝通。比如《楚辭》“浮雲霧而入冥合，騎白鹿而容與”，鹿對楚人而言，有著極為特殊的神通。如果從這個角度考慮，讓大鹿角鎮墓獸作為華陽太后此刻占卜時的背景，似乎是可以解釋通的。

相比於中原地區，楚所在的南方地區廣佈沼澤湖泊，雲夢大澤更是遠近聞名，這是適宜鹿類動物生存的絕佳環境。因此，對於鹿，楚人是相當熟悉且喜愛的，從楚墓中出土的各種鹿類遺物就可見一斑。除了大量隨葬鹿角、將鹿作為紋飾繪製，甚至也有直接將其作成木雕隨葬的例子。

可以看到，極為誇張且異常華麗的鹿角，是著重表現的部位。至於鹿角在巫術中的作用，有兩點。

其一，鹿角能攻善守

其二，鹿角驅蛇闢毒

先說第一點，鹿角因為眉杈發達，很早的時候就被認定為是防禦敵人的有力武器，比如《史記》：“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另麋鹿觸之足矣”。一方面，鹿群在遇到危險的時候，會團團圍住形成防禦陣型，以角觸人；另外麋鹿也善於在山間林地中迅捷奔走，使得自身逃離危險境地。

這種特性正好與楚人希望逝者能夠安居於地下營建的陰宅之內，不受鬼魅邪祟的侵擾心理正好契合，巫師便將鹿角的神奇特性巧妙利用，進而移植到有同樣功能的鎮墓獸頭上，雙重功效疊加之後，不僅能彰顯楚地特色，心安程度也大幅增加。

再說第二點，古人認為鹿角本身還具有驅蛇和闢毒的效果。在晉代葛洪的《抱朴子》中還能看到這樣野外驅蛇的作法：“或燒牛羊鹿角燻身......又麝即野豬皆啖蛇，故以厭之也”。這裡不僅提到了焚燒鹿角，還提到了麝，麝為鹿的一種，就是香獐，據說將麝香塗在手腳處，便可以進行闢蛇。

而在楚人的神鬼世界中，蛇無疑是最為可怕的存在。《楚辭·招魂》中說：“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因此楚式鎮墓獸便選用真鹿角來防止蛇類毒物對於墓主人的侵害。因為鹿能夠吃蛇，鹿蹄可以踏蛇，又有著銳利的角可以驅蛇，而燒鹿角又可以闢蛇，鹿簡直全身都是寶啊。

02.虎座鳥架鼓

說完了華陽太后宮中的楚式鎮墓獸後，其實還有一件昭示其楚系身份的器物，正是充當華陽太后和弟弟陽泉君交談時背景的虎座鳥架鼓，它為何出現在這裡，其中又隱藏著什麼含義？

和楚式鎮墓獸一樣，這件虎座鳥架鼓同樣出土於楚墓（信陽長臺關M1）之中，下部有兩虎相背伏臥，兩鳥則立於虎背上，尾部以榫卯相連，鼓框上有三個銅環，分別縛於鳥冠及鳥尾連線處，使鼓能夠懸於兩鳥之間，此外還並出一對鼓槌。

楚式鎮墓獸毫無疑問是作為隨葬明器使用的，但是關於這件虎座鳥架鼓，就比較有爭議了，因為不排除它曾經作為日常實用器的可能性，而後才被隨葬於墓室之中。在上海博物館就有一件戰國時期的“刻紋燕樂畫像杯”，上面就有“兩鳥尾部相連，懸之以鼓”與之極為類似的懸鼓出現。

至於這個虎座鳥架鼓的作用，經過測試敲擊時發現其重心非常穩定，作為日常使用的“懸鼓”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至於為什麼會出現在墓中，很可能與楚人崇巫有關，在歲墓主人下葬之後，可能就附加了呼喚逝者神靈、娛神以及引導亡魂昇天的靈鼓作用。

楚人為什麼特意選擇虎和鳥這兩種動物？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這種禽、獸相騎而不搏鬥的塑造，是古人對於不同靈物能夠相互親和、相輔相成的美好祈願。而虎座飛鳥，完全可以看做是楚巫蹻（鳳）與巴巫蹻（虎）一種重新組合方式。

03.戰國秦與楚

有個成語叫做“朝秦暮楚”，將戰國時的秦國與楚國緊密結合在了一起，事實上也是如此。在《大秦賦》中，秦廷之上始終有一股楚系勢力徘徊在臺前幕後，從秦宣太后到華陽太后，甚至是嬴政的夫人羋華，都是楚女。楚的基因與血脈早已融入秦的骨血之中，衍生出絢麗的文化交融現象。

舉個小例子，之前我們講過秦兵馬俑的髮髻多偏向右側，這在漢人髮式習俗中很難發現有關“偏髻”的記載和事物，那麼秦人上至貴族公卿下至士卒行伍，為何都流行偏右髻？偏右自然與尚右有關，但偏髻呢？

據《皇清職貢圖》中記載：“土人結髻於右，漢種結髻於中”，這裡提到的“土人”喜歡梳偏右髻，那麼土人是指什麼人？在《苗族服飾》中有記載關於貴州苗民“歪梳苗”的文字和影象資料，表明或許貴州地區的苗民就是最初的“歪髻人”。

但西南民族的習俗又是如何傳播到了秦地？自然是透過楚這個跳板。在湖北江陵馬廠一號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中，就發現墓主人的髮式為偏髻，而另一座楚墓中也有“偏髻”的陶俑出現，不僅如此在山西長治市、山西銅川市以及秦阿旁宮遺址，也出土有偏髻陶俑。

一個偏髻髮式只是秦楚交融一個很小的切面。戰國時期的秦與楚之所以給人一種“相愛相殺”的感覺，在於其政治核心上幾乎代表了兩種極端：

秦國幾乎全盤放棄了西周大封建制度下的政治遺產，從商鞅全面推行法家思想開始，就註定走上了與六國不同的道路；

楚國則全面發展起了可以媲美西周的楚版封建體系，從屈、景、昭為代表的大封主把持朝政、封地的高度自治可見一斑。

而最有意思的是，這種矛盾在秦昭王時期，卻形成了秦楚關係最為奇特交織的時代。一方面，出生楚國王族的外戚勢力始終佔據高位，左右朝堂局勢；另一方面，在秦昭王時期，對於楚國的蠶食卻又是前所未有的，秦國幾乎拿走了楚國的半壁江山，屢次戰爭更是逼迫楚國王室不得不遷都。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句簡單的話包含了至少兩層意思。

一個是楚國對於秦背叛的極度憤恨之情。這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從秦昭王后期到秦王政二十二年之間，長達三十年間秦楚關係十分和諧，這要歸功於以華陽太后為首的楚系之努力，因此在嬴政突然調轉槍口，秦軍伐楚、攻滅郢都後，楚國可能算是對於秦國感受到背叛感最為強烈的國家。

另一個是掌控天下輿論及實力的自信心。作為反秦擁周的大本營，楚國擁有獨一無二的輿論影響力，不論是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後選擇以“張楚”作為政權之名，還是項梁、項燕打出擁立“楚懷王”旗號後、天下的贏糧而影從。楚人皆被六國遺民視為恢復周制的制度楷模和實力守護者。

新舊制度之爭，集中體現在身為秦國丞相卻叛為末代楚王的昌平君羋啟身上。雖然他最終改變不了歷史的滾滾洪流大勢，身死而國滅，但似乎也是對“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一口號強有力的迴應。至少，楚國已經展示出了他所代表周制的舊世界，仍有能力讓秦國代表的新世界遭受重創。

就像周星馳腦袋都被火雲邪神打到了地底下，也還要拿起木棒再敲一下他的頭！

當然，制度之爭也從未停止，秦王政統一六國、建立帝國之初，當時的王綰和李斯在爭辯；而到了秦始皇晚年，儒家淳于越和法家李斯也還在爭辯。選擇什麼樣的制度，去構建帝國大廈之根基，永遠是統治者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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