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學教育大都是由封建國家設立的，所以會隨著封建王朝的更替和統治者重視的程度，而興衰不定；私學則不受上述條件的限制，主要靠家族的傳授來繼承書法教育，所以，私學在這一時期對傳承我國的書法文化教育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私學的書法教育主要以師徒傳授為主，具有家族繼承性。私學教育在這時蓬勃發展是為了滿足急劇發展的社會的需要，而這時官學教育式微，私學便擔當起傳承書學教育的重任。兩晉私學發展的特點:第一，學識淵博和深厚的專業功底是施教者必備的條件。第二，私學規模大覆蓋面廣。第三，教學內容豐富、辦學形式多樣。

私學書法教育大都進行單獨的技法傳授，這種教育方式在古代非常普遍，即使是在現代社會師傅帶徒弟的教育方式也仍然存在，而且對於促進書法教育的傳播和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古代的書法教育是“重教化、助人倫”的典型，而不是純粹的玩弄藝術之事。因此，書法教育實際上是一種人格教育，而書法形式不過是一種映襯而已。家學是私學的特殊形式，也是比較符合社會需求的一種教育形式，這種教育形式方便，而且老師主要以家族中學識淵博的長者為主。兩晉家族教育特別注重對子女的培養。士族在古代是貴族，他們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在接受教育時也總是以最高雅、最前沿的知識與技能為主，書法教育以其特殊的社會地位成為是家族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內容。

識字啟蒙教育和家學的傳承是家族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古代，兒童的啟蒙教育主要受家庭的影響，兒童要學習文化，首先必須先接受識字教育。識字教育是接受其他教育的前提，有了一定量的文字的積累，才能更好地研讀學習資料，也才能更好的創新。 家學的實施特點主要是：首先是重視以身作則的榜樣作用，讓子弟在日常生活中從長輩的言行舉止中體驗人倫精神的美妙。《世說新語·德行》雲：“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可見謝安由於不重視對子女的教育而被妻子埋怨。但據史料記載，謝安教育子女是以自身的言談舉止，讓子孫耳濡目染，達到教育目的的，而且謝安在家庭生活中也確實為子孫樹立了好的榜樣。

其次是情景教學，在活動中引導、啟發子弟。這種教育方式，是教學過程中的中心環節，也是激發人們審美活動的基本動力。以謝安組織的一次家庭教育為例：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再次是利用家族榮譽感進行激勵教育。兩晉世家大族注重利用機會和可能，以維護家族榮譽為出發點，不遺餘力的教育後輩，使他們儘快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精英和家族榮譽的維護者和繼承者。第四是家訓、家誡的教育。家訓、家誡是家族內部為教育子女而編寫的內部教材，如琅琊王氏王祥的《訓子孫遺令》、西晉羊祜、琅琊王僧虔著的《誡子書》等等，這些家訓家誡大都語言通俗，語意懇切，充滿深情，特別適合作為家教的教材。

第五是利用蒙書施教。如漢代的《急就篇》、梁朝周興嗣的《千字文》等。第六是利用經史子集的教育。 隨著封建生產關係的確立和發展，家學以其穩定性的特點成為書法教育的重要形式。家學與私學相比有許多不同：前者的學生大都是自己的後代，後者則是以社會上喜歡學習書法的群眾為主；前者以單個家族為主要的教學群體，而後者則沒有這樣的限制。以儒學教育為主、習染玄風和重視家世門風是家族教育的主要特點。 兩晉時期，教育的社會作用概括如下：首先 儒家文化傳承主要透過教育在起作用；其次，教育是各種學術思想得以發展的前提；第三，相對寬鬆的環境和人們對教育的重視是兩晉時期出現人才興盛的基礎。

教育是人類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方式，社會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教育。兩晉書法教育的繁榮發展離不開大量書法理論書籍的指導。兩晉時期的最主要的啟蒙教材是漢代史游編纂的《急就章》，與漢代不同的是，兩晉各個著名書法家的手寫本廣為流行而且數量很多，這種改變為兒童更方便的利用學習教材創造了條件，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兒童的識字階段和練字階段並不是分開的，而是同時進行的。兩晉時期的書法除了具有實用的目的之外，開始有了對美的追求，因而漢字就具有了形式美。書法藝術個性化、風格化和流派化特點的形成是家族傳承過程中各個世族書法風格不同所致，這為以後異彩紛呈的書法藝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兩晉教育體制改革的意義：第一點從學校教育制度的演變來看，由漢代單一的太學發展到國子學、太學的並立。門閥士族與寒門庶族的分野，是地主階級發展程序中一個必然的歷史階段，設定不同的學校以吸納不同階層的教育物件，是這個歷史階段所必需的。其次，多渠道辦學和多學科並舉的教育格局的形成，是儒術獨尊的解體和專科教育蓬勃發展的結果，也揭開了教育的新篇章。第三點為了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各少數民族政權都很重視教育，各地大建地方學校，這也為形成全國的學校網路奠定了基礎。最後，由於官學體制的諸多變化，最終促成了教育管理機構的獨立。作為我國獨特的文化符號，漢字顯示了數千年燦爛文化載體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