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衍的詩賦文才，也有過人之處。齊武帝永明年間（485年—493年），詩壇創作風氣大盛，很多文人學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周圍，各逞其能，施展他們的詩歌創作才華。在這些文人學士中，比較著名的有八位，如謝脁、沈約、任眆、範雲等人，時人稱之為“竟陵八友”。蕭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詩歌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建梁稱帝后，他素性不減，經常招聚文人學士，以賦詩為樂。他的文學創作，推動了梁代文學風氣的興盛。蕭衍現存詩歌有80多首，按其內容、題材可大致分為四類：言情詩、談禪悟道詩、宴遊贈答詩、詠物詩。蕭衍的言情詩集中在新樂府辭中，又稱擬樂府詩，數量幾乎佔了其全部詩作的一半。他駐居襄陽時，就非常喜好當地的民歌，其許多擬樂府詩，如《芳樹》、《有所思》、《臨高臺》等，便是在此時創作出來的。即使在稱帝以後，蕭衍對樂府詩的興趣也仍然不減當年。在天監十一年（512年），他親自動手改西曲（南朝樂府民歌分為吳歌和西曲兩大部分。前者產生於建康周圍，此地相襲稱為吳地，故其民間歌曲稱為吳歌；後者產生於江、漢流域的荊、郢、樊、鄧幾個主要地區，是南朝西部軍事重鎮和經濟文化中心，故其民間歌曲稱為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見其愛好沉迷的程度。和樂府民歌一樣，蕭衍的樂府擬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為詠唱物件。他的大多數詩作都是描摹女子對愛情的殷盼，為離別相思所苦的情態，感情纏綿，風格綺麗，語言平易，具有濃郁的江南民歌風味。如“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驅乃無依。”（《子夜四時歌。冬歌》）；“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襄陽蹋銅蹄歌》）等。鄭振鐸認為，“蕭衍新樂府辭最為嬌豔可愛”。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蕭衍的七言詩。蕭衍有十餘首樂府詩是用七言歌行的體裁寫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東飛伯勞歌》等。《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
黃姑織女時相見
誰家女兒對門居
開顏法豔照里閭
南窗北牗掛明光
幄帷綺帳脂粉香
女兒年幾十五六
窈窕無雙顏如玉
三春已暮花從風
空留可憐與誰同
七言體詩歌的創作始於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詩。
此後，宋、齊時鮑照、湯惠林、釋寶月等人也間有此類作品問世，但影響不大。到了蕭衍，七言詩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曹丕的《燕歌行》雖然是開山之作，但全詩逐句押韻，未免顯得單調，缺乏婉轉詠歎的情趣。
蕭衍的七言體詩平、仄韻互換，抑揚起伏，頗具獨創性。其後，仿效者四起，其子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大臣沈約、吳均等，都有七言詩的創作。到陳朝時，七言詩的句式、結構更趨完美，韻律也更加和諧多姿。後來，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適等人創造性地運用這一詩體寫出了許多氣勢磅礴的詩篇，七言體詩更為發展。蕭衍等人的開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蕭衍的談禪悟道詩的數量僅次於其樂府詩。他早年通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寫的談禪悟道詩是其通道佞佛的自我寫照。這些詩，如同宗教哲學箴言，十分乏味，沒有什麼藝術可言。蕭衍的第三類詩是宴遊贈答詩，內容較前兩類詩複雜。這裡有表現宗教哲理、宣揚佛教思想、規勸臣下信奉佛教之作《遊鐘山大愛敬寺》
《覺新意贈江革》
《首夏泛天池詩》
《登北顧樓》
《天安寺疏圃堂》
《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詩》
蕭衍的第四類詩是詠物詩，如《詠舞詩》、《詠燭詩》、《詠筆詩》等。這類詩雖窮力追新，但內容淺薄，可足稱道者甚少。他的《贈逸民十一》：“如壟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蹟易見，理相難尋。”此詩以樹木異心、飛鳥殊音、游魚浮沉、山高水深難以知曉的某些不可思議之處，來說明世間事物的本質、規律實在是難以尋求。後世文人對齊梁詩總的評價不高，大都以為其“嘲風月，弄花草”（白居易語），“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齊梁詩人缺乏匡世救時的崇高理想，也缺乏嚴肅認真的社會責任心，因此反映社會現實及言志述懷之作便不多見，充斥當時文壇的是大量的山水、詠物、豔情之詩。蕭衍的詩歌從題材、內容、風格諸方面來說，都無一例外地體現了齊梁詩歌的特點。這當然與他即位前漫長優裕的貴族生活環境不無關係。他雖然是一個開國創業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養尊處優，並未受過太多的打擊；其滅齊建梁，也只經歷過一年多的時間，而且非常順利。所以，蕭衍的詩歌中多“兒女情語”、“神仙道氣”，少“風雲之氣”，少言志述懷、積極進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由於蕭衍雅好詩文，大臣們紛紛效仿，甚至連赳赳武夫也能偶爾吟出幾句好詩來。天監六年（507年），梁將曹景宗和韋睿在徐州大敗魏軍。班師回朝後，蕭衍在華光殿舉行宴會，為他們慶功。在宴飲中，君臣連句賦詩。鑑於曹景宗不善詩文，怕他賦不出詩來難堪，負責安排詩韻的尚書左僕射沈約便沒有分給他詩韻。曹景宗深感不平，堅決要求步韻賦詩。蕭衍對曹景宗這種不甘人後的性格早有了解，於是安慰他說：“將軍是一位出眾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詩呢！”當時曹景宗已經有一些醉意，就乘酒興再三固請。蕭衍不願再掃他的興，便命沈約分給他詩韻。這時詩韻差不多已經分完，只剩下“競”、“病”二字。在這種侷限之下要按韻賦詩是很困難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會兒，便提筆賦出一首詩：“去時女兒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詩寫得自然流暢，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凱旋慶功的實際。此詩一出，語驚四座，文人們自嘆弗如，連蕭衍也感嘆不已，特命史官記入國史。在蕭衍的影響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業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南史》作者李延壽評價說：“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這句話頗能反映當時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