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舜徽先生雖然早已離開我們這些弟子，但先生留下來的著作，仍是我們最好的導師，先生讀書治學的經歷，為我們指引著讀古書來做學術的方向。所以說張先生是我們愛讀古書的最好榜樣。
以下所說的讀書，都是讀古書，不再一一註明。一生愛讀古書，只讀古書，這是先生讀書的特點。先生曾說，”我離古人近，而離今人遠“，就是這個意思，即在讀古書中與古人接近，而不喜歡讀現代人的書，即離今人遠。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重讀先生的著作，總有許多新的體會，裡面總能深刻地體現出先生治學的精粹實質，令人回想不已。
先生的學問，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高度讚譽，能有拔萃而不群的影響，絕非僅靠出版多少部著作或靠不懂學問的人炒作起來的虛浮聲譽所能致。靜思其中深層的魅力之源，無他，惟先生能在一生中把學問與生命融合為一可以當之，這種合一，使博通的學問與不刊的卓識，帶著一個學者全部生命的力量，植根於中國學術的長河之中，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可稱真正的學問與有價值的人生。
體認先生讀書治學的精神，深感以全部生命為其底蘊的學問與人格，絕非是隻知“書中自有黃金屋”而以學術為稻粱謀者為了虛名和實利而製造出一本本“著作”或多少篇的“論文”以求得世俗榮耀者所能比肩、所敢奢望、所可妄評的。
身為先生的弟子，只有準確理解先生的學問命脈所在，才能真正繼承先生的讀書治學精神，而使自己的人生也與學術合一，既把中國悠久深厚的學術傳統發揚光大，又使自己的生命與人格臻於圓融博通之境。
張舜徽先生
張舜徽生前伏案寫作
1991年8月，先生已經八十高齡，回首往事，寫下了一篇短文，名曰《八十自敘》，文中回顧了自己的生命歷程與讀書治學的道路，為我們留下了一篇親切有味而意義深長的文章，使我們瞭解到先生的讀書治學與自身生命之間的恆等式，其中說：
日月易得，時光如流，入此歲來，而吾年已八十矣。自念由少至老，篤志好學，未嘗一日之或閒。迄今雖已耋耄，而腦力未衰，目光猶炯。聞雞而起，尚擬著書；仰屋以思，仍書細字。有如《表記》所云：“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己。”《荀子》亦曰：“學至乎沒而後止也。”自惟終始，庶幾近之，餘之一生，自強不息，若駑馬之耐勞，如貞松之後凋，黽勉從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猶惜分陰。因自號“無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早在童稚，即聞雞而興，嗜學不怠，一生早起之習，實始於此時。……歷丁壯迄乎耋耄，以教學終其身。生平無他事可述，講習之外，惟教書數十年，著書數十種耳。
何謂學問與生命合一？看先生的《自敘》，應有明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之或閒”，每日都是“聞雞而起”，讀書不怠。以古人所謂“俛焉日月孳孳”，“學至乎沒而後止”的精神自勵，“黽勉從事，不敢暇逸”，珍“惜分陰”，生平除了教書就是讀書，竟“無他事可述”，這樣的學問，就是與生命合一的學問；這樣的生命，就是與學問合一的生命。
對照先生的這種合一，再看其他人的表現，自可體會何謂“以生命為底蘊”的學問。中國人有天人合一的傳統，在先生的生命實踐中，自然的生命是“天”，而人生的讀書治學就是“人”。能使二者融合貫通，合二為一，這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吾所謂“學問與生命的合一”。
學問與生命的合一，在先生來說，並非苦行僧式的自我逼迫、強制和壓抑，更無企求功名利祿的庸俗目的與用心，乃是一種自然而然、順乎天性、平平常常、毫無做作的樸實人生，吾命之曰“自然流”。
先生常說，讀書治學要“只管耕耘，不問收穫”，要像荀子《勸學》篇所說：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先生曾撰《又次草堂記》，其中說，“餘困學畢生”，此即孔子所說的“困而學之”。“困學畢生”，即終生讀書治學。
此文又說：
餘以中材而有志於學，嘗欲刻苦以自振拔。一生以愚拙自處，志在困學以躋於高明。自少至老，孳孳焉，汲汲焉，但問耕耘，不計收穫。
“但問耕耘，不計收穫”，就是要埋頭讀書治學，不懷功名利祿之心來讀書治學。以這樣的心態讀書治學，就是荀子說的“冥冥之志”和“惛惛之事”，像這樣自然而然地持久不懈地努力下去，就一定能有豐碩的收穫，一定能有“昭昭之明”與“赫赫之功”。
這裡面又有古人所說的“平常心”。沒有“平常心”，就不能達到“自然流” 的境界。二者又是統一的。先生1978年在山東大學文史兩系大會的演講中說明了這一思想：
趁年富力強，但宜伏案讀書，不可追逐時尚，急於表現自己。將來水到渠成，自然實至名歸。……古人說得好：“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如果能以愚拙自處，腳踏實地，刻苦自勵，按步就班地循序漸進，將來的成就一定很大。
對此種治學的精神或心態，先生更明白地歸納為八個字，即“毋慕虛榮，毋貪近功”。
“毋慕虛榮”，就是要從低處下手，從點滴做起，持之以恆，積微成著，自然水到渠成。專默精誠，埋頭苦幹，“壹志刻厲於學”，不問外界的名利虛榮，自甘寂寞，不誘於物，像班彪一樣“守賤薄而無悶容”。
“ 毋貪近功”，就是古人所說的美成在久，任何有價值的事業，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在從事自己認定有價值的事業時，又不可自任聰明，而必須做愚拙工夫或曰遲鈍工夫，即朱熹所說的：“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即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不貪近功，是因為“志存高遠”，而要達到高遠之境，就必須“以愚自處，靜心伏案，從事於學問根原之地，窮畢生之力以致大成”。這種學，就是《呂氏春秋·勸學》篇所說的“疾學”。先生以為“士能以愚自處，又疾學之首務也。當其悃愊無華，疾學不怠時，志氣毅力，皆異於眾，及其有成，固已卓犖不群，出類拔萃矣。”
以這樣的心態學，可以稱為“平常心”，基於此才可達到“自然流”，持之以衡，才能把人們常掛在口上而不之深思的“學問”昇華到與生命合一的境界。
先生能有這樣的心態而形成人們難以企及的“自然流”，使學問與生命合而為一，其活水源頭也在先生的回憶於無形中揭示給我們了。先生的《八十自敘》，明白無疑地告訴我們：先生的“自然流”，來自於家鄉的自然之清勝，與傳統的老莊之優雅，請看：
少時誦陶靖節詩，即想慕其為人。所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斯又仰止高賢，情符曩哲。加以生長洞庭之濱，處山水清勝之境，觀魚躍蔦飛，天機活潑，以為人生當適性自樂，安能降志辱身，與時俯仰？由是胸懷恬憺，不慕榮利。升沉寵辱，委之自然。平生服膺老莊，有輕世之志。等窮達，壹壽夭，惟視讀書為性命，終其身寄情於卷帙。於世俗榮枯亨困，未數數然也。當餘晚年閉門沉思、獨造《通史》時，嘗取範蔚宗論班叔皮語：“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書為楹帖，懸左右以自策厲，亦可以見吾志趣矣。
1971年，先生70歲時，曾著有《憶往編》，其中首先回憶兒時的家鄉自然景物：
洞庭之濱，有長島曰赤山，舊為漢壽、沅江兩縣分治。先世自明初由贛遷湘，卜居於此，佔籍為沅江縣人。子孫繁衍，散居村落，世以農桑為業，男耕女織其間，自鹽鐵必取諸市外，日用所需，皆足自給，數里之內，雞犬之聲相聞也。先人敝廬，在老屋村。揹負高阜，古木數十株挺立其上，大者可數人圉，高者長十丈餘，枝葉扶疏，終年常綠。問諸故老，鹹謂為數百年前物。凡揚帆過洞庭者，遙望穠萌如蓋，高出雲表，人皆指目為張家後山。老鷹群棲樹上，值日暮天曉，或風將起時，輒出翱翔，或追逐相擊，或平翼迴旋，遠在天際，殆可百數。復有白鷹三五，飛舞其下，人尤嘆為異物。餘少時讀書之暇，輒喜佇立院中，仰觀鷹揚以為戲樂。後往來南北，多歷名山，周覽縱現，未見此景。及今思之，猶在心目。……餘少時讀書宅後西偏一室，老樟臨窗掩覆，復有修竹當簷，蒼翠滴於几案。每值日西方下，穿牖映竹影於堊壁，隨風婆娑，勝似圖畫。涼風習習，沁人肌骨，雖處盛夏，不覺暑熱。
可以肯定，如此一幅田園詩般寧靜優雅的自然氛圍，對先生的治學精神及其學問與生命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默化作用，此又今日生活於城市中以求學為職業者所難以想像者也。
先生學問與生命的合一，還有不可忽視的一面，即講求德行與學問的統一。德行與學問統一，不把學問當作謀取世俗功利的工具，而視為人生道德修養的過程與途徑，因此學問本身不外在於人的生命，而與生命的昇華融合為一。這種精神，實際上乃是中國曆代聖賢倡導的最根本的治學原則和人生準則。
如孔子、荀子都說過：“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以及後代學者一致推祟的“內聖外王”，都是這種準則的具體體現。
為己，不是為自己謀求世俗功利，而是使自己達到所謂“內聖”的境界，而為人則正相反，以學問為謀利於人群的工具或手段。為己之學，就是要求學者將德行與學問、學問與生命統一起來，合一起來，否則的話，就只能算是為人之學，或可稱為功名利祿之學。此正是俗人之學與高明之學的分水嶺。
在先生身體力行的“毋慕虛榮，毋貪近功”及那種“自然流”中，就包含著這種為己之學的精神，試看《八十自叔》中的那段話中所說“胸懷恬憺，不慕榮利。升沉寵辱，委之自然。……等窮達，壹壽夭，惟視讀書為性命，終其身寄情於卷帙。於世俗榮枯亨困，未數數然也”，不是十分清楚麼？
先生重視德行與學問的合一，一方面是對中國古代優秀學術傳統的繼承，另一方面則透過前輩學者對他的直接感染而轉化為自己的信條。如先生在論學者的通才時說：
儒學宗旨，《中庸》強調“尊德性而道問學”，是說一方面要修養德性，一方面要講求學問。本來二者井重，不可偏廢。
儒家這種“尊德性與道問學”合一的思想，在先生治學之初，就由其父傳授進其心田。先生回憶道：
父嘗教餘：讀書宜辨漢、宋。漢學、宋學，不可偏廢。文字訓詁，宜宗漢儒。至於飭躬敦行，必多讀宋儒之書。宋儒之書，不可遍讀，汝但守朱子《小學》一編，熟誦而時溫繹之，其中所錄嘉言懿行夥矣，但得其一言一行而身體力行，則終身受用不盡，否則德性不能堅定，非細故也。
所謂文字訓詁，可算是學問的代表，而飭躬敦行，則是德行的象徵。先生從小就受到這種思想的薰陶，後來出外訪學，不僅從前輩學者那裡接受了許多治學方面的誨導，更從前輩學者身上直接感受到德行學問並重的美德。這都有力地深化了先生將德行與學問合一的思想，而且實際上也確實成了先生一生治學的準則之一。先生晚年回憶早年訪學於前輩學者時所感受的嘉言懿行，稱這些前輩“俱盛德碩學，有名於時”，向人們展示了所謂德行與學問合一的具體內容：
如謂餘嘉錫先生：“其於學術，廓然大公，不強人以從己。”
孫文昱先生：“室中四壁皆書，惟僱一童供炊爂，所居卑溼，不顧也。”
李白華先生：“沉研宋明義理之學，深造有得，而謹飭躬行，足以副之。……先生待人以誠，而責己甚嚴，言行不苟，卓然為人師。”
駱鴻凱先生：“先生平易近人，無所矜飾，復沖虛仰退，不恥下問。於書傳偶有遺忘，輒詢之舜徽，盛行謙光，令人感慕。”
曾典球先生：“五十歲後，又轉而從政，駸駸躋通顯矣，顧衣食起居，不改其舊，望之固猶一介寒儒也。……時先生方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後又兼任湖南大學校長，政務綦繁，尚在文藝中學兼授一班國文課。……先生雖事繁冗，猶自批改學生作文，從不假手於人。……每值風雨，先生入校授課，手持雨傘，足著釘鞋，一如寒素書生本色，尤為人所嘆慕。”
王嘯蘇先生：“先生謙謹和易，鬻鬻若無能，雖對後生，必肅必恭。語聲從容低下，不發高談劇論，一望而知為厚德長者也。……一生摩挲書卷，不涉外事。臧否不出於心，榮利不繫於心，恬淡寡欲，無慕於物。蓋內重外輕，潛修於己者深也。”
學術是一個無窮無盡而有聲有色的歷史長流，學者則在長流之中揚帆而進，更造成後浪推前浪的獨特景緻。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這個長流，他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比他更先進入長流的前輩。先生的父親，是最先引他入流的長者，而先生最為感懷的則是“湘中諸老，惠我尤多”。他們使先生切實地感受到德行與學問的不可分割，只有把兩方面同等看待，認真躬行，才能稱得上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學術生命才可以放射出人格的光輝。在先生名下讀研究生時，先生曾有一次上課，專門為我們講“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係，那是我頭一次聽到這個說法，記憶特別深刻，故於此文專闢一節以論之，以紀念先生惠我之恩。
先生的學問與生命的合一，從外在的形態上看，就是一生讀書治學幾無閒日，俛焉日月孳孳，至乎沒而後止，而具體說來，又有多種內容。先生曾談到讀書治學的“日有定程”或曰“日課”，僅此一項亦可看出讀書治學是如何與生命合一的。
先生在1984年曾向黃石市的青年幹部和社會青年演講“自學可以成才”，其中說：
談到自學中國文史，更非苦練不可。看、讀、寫、作四者，必有日有定程，鍥而不捨。
看、讀、寫、作，都是有關中國文史的學問，而“日有定程”，表明它們是先生每天生活的內容，而“鍥而不捨”，則表明先生從小到老，直到逝世前的最後一天，莫不如此。我們說先生學問與生命的合一，就體現在先生一生中的無數個這樣看似平常而難以持之以衡的日子裡。
先生又說：
教人讀書，必每日督之點書若干頁，此乃鍛鍊耐心讀書之法，行之久則受益多。……餘早歲讀書，亦嘗以點書為日課，於常見必讀之書，日加丹黃，受益自大。
把點書（古書都沒有標點，讀古書的第一步，就是為古書加上標點，這叫點書）做為讀書治學的“日課”，也就是每日生活的必備內容，可知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生命與學問合一的生活方式。
先生讀書治學“日有定程”的最好例子，是通讀二十四史：
吾年二十有四（一九三五年），即有志通讀全史，屏人世一切習俗之好，專意讀書。……用百納本二十四史校讀殿本二十四史，日盡一卷，積歷十載，至一九四四年，當吾三十三歲，全史校畢。
先生所讀的二十四史，並不是後來一些書局或出版社請要加以標點的二十四史，而是古代那種線裝的二十四史（即先生所說的百納本、殿本），全部都沒有標點，必須由讀書的人來一句句點斷，才能讀懂其中的意思。今天我要強調細讀古書，就是要這樣讀書。
如果學問不與生命合一，讀一本書都會讓人很快疲倦而生睡意，可先生卻能在生活動盪不安的三、四十年代“屏人世一切習俗之好，專意讀書”，且定了“日課”為“日盡一卷”，如此一直堅持了十年，終於把堪稱浩翰的二十四史校讀完畢，這不是證明先生學問與生命合一的最好例證嗎？
先生認為治學規模要大，一開始就要立志走博通的道路。但立下志向是一回事，而要實現它則是另一回事，所以必須“有悃愊無華，堅毅不拔的精神，作持久奮鬥”，踏踏實實地、持久以恆地完成讀書和點書的“日有定程”和“日課”。學問與生命的合一，如果沒有這種踏實持久的“日課”，最終也只會是一種空談。
先生在《八十自敘》裡又說：
餘之一生，自強不息，黽勉從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猶惜分陰，因自號“無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
在先生讀書治學與生命的恆等式中，惜分陰，無暇逸，是不可缺少的兩個因數。一個人的生命由有限的時間組成，所以先生一方面利用“日有定程”抓緊治學，另一方面則從有所抉擇、有所捨棄中搶到了更多的時間。一生如此，可知所謂的“無逸”之中還包括著對生命的珍惜，這是對生命中有限時間的高效率使用。
先生在談到如何自學成才時，告訴人們一個經驗，即所謂的“四不”：
所謂四不，即不晏起，不近菸酒，不濫費時間，不看無益之書。
“ 四不”所要做的，都是“惜分陰，無暇逸”的有效手段，先生所堅持的“四不”，最重要的一條，是“不看無益之書”，由此爭取了更多的時間讀“有益之書”。
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如果不能具備卓越的眼光，就不能從中發現哪些是“有益之書”，哪些是“無益之書”，於是就會在不知不覺之中，甚至是在勤懇治學之中，浪費了寶貴的生命。先生所說的“無益之書”，何也？先生有明確的說明：
餘甫在弱齡，喜誦詩詞，間亦揣摩為之。後以有妨讀書之功，乃輟不復為。又觀古今詩人之作，無病稱病，未老言老，不貧嗟貧，憂傷抑鬱，所謂“詩愈窮而愈工” 者，尤足挫少年志氣。……世人多以作詩填詞為文雅事，而競趨之。此乃徇俗情，事俗務，以追逐流俗之好，甚無謂也。……人之精神，亦必有所棄而後可以專於所取。故欲立志者，必先去俗情，欲向學者，必先省俗務。譬之稗莠與嘉穀，勢不併茂。故欲學之有成，有所取必有所棄。猶農夫之去草，芟夷蘊崇，絕其本根，而後可以專意於學。且俗情不除，則俗務之來，應酬無已，應酬多則奪讀書之時，彼此權衡，斯必知所去取矣。
先生認為：、
讀詩作詩，……耗費光陰不少，有損讀書時間，從揚雄、顏之推、劉知幾的名言中吸取了教益，便下決心不再作詩。此後五十餘年，與詩絕緣，把時間集中到做學問方面來，果然有所收穫，不斷取得一些成績。
先生把詩詞之事看作揚雄說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認為人若沉溺於此，則將影響學問大事，所以一生服膺顧炎武提出的“詩不必人人皆作”的主張，專意讀有用、有益的古書，而不在讀詩作詩上浪費時間。如果沒有愛惜生命、專志於學的高見卓識，不會有如此的決斷，也不會使自己的生命與學間結合得如此融洽。所以我們講到先生的學問與生命合一時，一定不要忘了這一點。
生命與學問合一，便產生了強韌的精神力量，反過來又有力地支援了先生的生命與讀書治學本身，使之更為緊密地融合在一起。這可用先生對待生命過程中遭到打擊與挫折時的過人表現說明之。
先生的一生，正好處於20世紀的中國，這是不平靜的一個世紀，所以在先生的一生中，曾多次遭受外來的挫折與打擊。
如抗日戰爭時期，先生花費十年時間校讀二十四史的三十多巨冊筆記，在逃避日寇侵犯湖南之時，毀於一旦。
又如在六十年代，先生正集中精力撰寫《說文解字約注》，遭受那場大革命帶來的種種不公平待遇，使之不能正常進行讀書治學與寫作。在這些外來的不可預測的打擊與挫折面前，先生根本不為所動，對學問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這就充分體現出學問與生命合一的燦爛之光與強韌毅力。
先生後來回憶那個時候的情況，作為對後來者的最好教育：
恰逢其時國家處於大動亂期間，我由於過去出版了幾部書，被人目為衝擊的重點物件，進行無情的大批小鬥。我卻不憂不懼，照常進行研究、整理《說文》的工作，深信疾風驟雨，不會長久，中華文化，不合中斬，終必有豪傑之士奮起撥亂反正的。自己既已堅定了信心，中有所主，不為外物所動，對整理《說文》，從未間斷，白天忍辱接受批鬥，晚上仍回家寫書，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證說數文，這樣日積月累，成績也就可觀了。雖當時有人將我全家趕入破舊浴室去住，上漏下溼，處境至艱，我仍克服困難，不懈益勤，終於在那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完成了《說文解字約注》整理、謄寫的全過程。
先生在動亂時期一字一字用毛筆寫出來的《說文解字約注》三大冊
《說文解字約注》的先生自序，全由先生用毛筆一字一字寫出。
《說文解字約注》內文，全由先生用毛筆一字一字寫出。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動亂中，遭受衝擊最大的就是臭老九，像先生這樣的高階知識分子，更是首當其衝，身心兩個方面都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壓。有不少人在這樣的重壓下面未能堅持下來，或成為運動的犧牲品，或成為無所事事的逍遙派，無論哪種人，都是毫無意義地耗費生命。
而先生不但“中有所主，不為外物所動”，竟能在白天的群眾大會上“忍辱接受批鬥”之後，晚上回到不成其為“家”的“破舊浴室”裡，頂著屋上的漏水，忍著腳下的溼氣，仍然繼續著常人不敢想、不敢摸、不願想、不願摸的讀書治學，而且是一天也沒有中斷！
是什麼給了先生如此強韌的力量與堅定的信心？不是神，也不是金錢名譽等等物質激勵，而是用生命所體認的學問價值觀，由學問所賦予的強韌生命力。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單純的讀書治學，也不再是普通的生命，而是貫穿先生一生的讀書治學與生命合一後激發出來的永恆之光。這才是生命與學問二事的真諦，豈是隻知物利與虛名者所能體認與踐行的？
作為先生的學生，我有幸在先生身邊求學治學十年之久，諸多師友，多次為我談起先生的學術成績與治學方法，連同親眼目睹者，可謂舉不勝舉。然而我一直只把它們當作學問之事來看待，只是到了先生逝世之後，提筆撰寫紀念先生的文章之時，我才突然感受到先生所以成為先生的精神之源，並不只在學問一事。古往今來，求學治學，以學問名家者，何其多也，然而貫穿其中的根本支柱是什麼？作為一個以學者為職業的後來人來說，似乎並沒有認真思考過。借撰此文之契機，突然對此有了一點理解，不能不說是先生在天之靈的啟導。先生雖已逝去，但他的精神永遠不會被人忘記，這將成為我終生的財富！尤其是當今之世，人們以學術為籌碼來換取各類名利者甚多，學術已經變味，生命已失去光彩，此時回顧先生以學問與生命合一的精神，更顯難能可貴。小子不才，謹撰此文，遙祭先生在天之靈，且以自勉。嗚呼！
先生三四十年代的《壯議軒日記》，全用毛筆一字一字寫出，每日全是讀書治學之事
先生80年代開始招收研究生，這是他的第一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