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繼續說《周易》，話說當時周朝以及周朝之前的人們挑選占卜用的烏龜，在烏龜當中優中選優，當然越是體型大的、容貌端莊的就越會被人重視。《論語》有這樣一段記載：“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zhuō），何如其知（zhì）也。”主人公臧文仲是孔子的祖國魯國的一位元老大臣，生活年代比孔子略早，給後人留下了智者的口碑。

“臧文仲居蔡”並不是說臧文仲住在一個叫蔡的地方，這裡的“蔡”是一種大烏龜。“居蔡”就是給大烏龜蓋房子住。這種大烏龜的住宅標準非同尋常，是“山節藻梲”，有雕刻成山形的斗拱，有彩繪的樑柱，一言以蔽之，就是極盡奢華之能事。所以孔子最後會說：“誰說臧文仲聰明呢？”也就是說，給大烏龜蓋豪宅，在孔子看來純屬做傻事。

《左傳》也提到過孔子對臧文仲的評價，說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zhì）者三”，“不知者三”的第一項是所謂“作虛器”，應該指的就是給大烏龜蓋豪宅的事。孔子是“敬鬼神而遠之”的，是一個從不願意擺明立場的無神論者。所以在百家爭鳴的時代，墨家批評儒家虛偽，罵他們明明不信鬼神偏偏還要敬拜鬼神。墨家這是不明白儒家的一番良苦用心啊。

儒家有一個概念叫做“神道設教”，也就是說，敬拜鬼神是為了更方便地治理老百姓。這個概念的原始出處其實就在《易經》“十翼”之一的《彖（tuàn）傳》裡，原話是“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這話原本很可能並沒有愚民政策的意思，只是說英明的統治者效法天地自然之理來治理百姓。

舉一個很樸素的例子：比如異性相吸，這就是一種天地自然之理，而像太平天國那樣分設男營、女營，使夫妻不能團聚，這種政策違反天地自然之理，註定不會長久。但是，“神道設教”這個概念很快就變成明明白白的愚民術了，只不過這種愚民術完全出於善意，還確實事半功倍、行之有效。

這就要說到儒家一句常被誤解的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我在這裡就不細講了，以後有機會再說，現在只講一個大概：這是說對統治階層只適宜用禮來約束，但這套東西在老百姓身上行不通。換句話說，你不能要求一個販夫走卒有騎士精神，有士大夫的榮譽感，也不能要求他們明事理。他們沒受過教育，知識精英的大道理跟他們是講不通的。

所以知識精英統治平民百姓，一定要揣著明白裝糊塗，用神神鬼鬼那套騙他們安心做良民。以他們的認知能力，也只有這個辦法最管用。就像大人管教小孩子，用聖誕老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人間有愛，用小紅帽的故事讓他們警惕外面的危險。難道這是愚弄小孩子嗎？沒有人會這麼想。

《繫辭》有一段“子曰”，古代經學家一般都認為這是孔子的話，這段話的內容是：“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這是給當時所謂“小人”——也就是平民百姓——的心理和行為特徵做出的一個總結，翻譯過來就是：老百姓做不仁的事不會覺得羞恥，也不怕去做不義的事，無利不早起，只有刑罰才能使他們有所戒懼。

知識精英對底層百姓很容易產生這種高高在上的心態，比如軸心時代裡其他大牌哲學家，柏拉圖要建設一個理想國，立國之本竟然是一個彌天大謊，騙大家相信一種金、銀、銅、鐵世代相傳的遺傳決定論。赫拉克利特毫不掩飾地把人比作畜生，說“每種畜生都是被鞭子趕到牧場去的”，還說“驢子寧要草料而不要黃金”。反正這些“畜生”渾渾噩噩、鼠目寸光，所以必須由知識精英替他們去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後來儒家對地方官有個概念叫“父母官”，其中除了“愛民如子”的涵義之外還有一個意思，那就是地方官治理百姓就要像爸爸媽媽調教小孩子一樣，很多時候是不能講道理的，而是或哄或騙，或打或罵，這才是真正為孩子好。如果跟孩子講道理，擺出平等的姿態，不但會事倍功半，往往還會壞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可以把孔子對臧文仲的不滿如此這般地翻譯出來：神道設教而已，那是騙老百姓的，你身為政府高官，自己怎麼就信以為真了呢！

當然，孔子雖然覺得臧文仲的“山節藻梲”是“作虛器”，但在臧文仲本人看來，這件事非但一點不虛，簡直實得不能再實。任何人如果有一件可以預測吉凶禍福的寶貝，肯定怎麼珍藏都不為過。

在做重大決策之前，把大烏龜殺掉，剝掉龜甲，請世襲的職業占卜官把龜甲燒出裂紋，根據裂紋的形狀做出準確的預測，這樣的人生才不會有任何閃失。占卜的結果就記在龜甲的邊緣，從外緣向內寫，這就是甲骨文。也有用牛的肩胛骨的，顯然牛骨在“靈性”上比不上龜甲，只能算是龜甲的廉價替代品。

大烏龜是非常珍稀的動物，所以臧文仲才要“山節藻梲”。牛也是當時的寶貴資源，輕易殺不得。那麼，在植物當中找一種替代品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動物當中最長壽的是烏龜，植物當中最長壽的就是傳說中的蓍草。

推想起來，商周年間應該真有一種草本植物，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大約像是千年人參、人形何首烏之類的吧。後來越傳越神，才有了《史記·龜策列傳》裡的那些怎麼看都讓人不敢相信的記載。但是，即便《龜策列傳》對蓍草的描述在植物學意義上千錯萬錯，但它很好地儲存了當時的人們在觀念上的真實性。換句話說，蓍草事實上是什麼樣的，這並不重要。它在人們的觀念中是什麼樣的，這才是至關重要的。

“工具重於演算法”，這個“正統觀念”雖然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被人丟棄，但也算綿綿連連、不絕如縷，直到清代仍然有人信守。在雍正朝那個著名的曾靜案裡，曾靜準備策反嶽鍾琪，為了這件大事，他特地到周文王的墓上找來蓍草算了一卦。當然，所謂文王之墓，天知道埋的是誰，墓上的蓍草也不可能是什麼正牌貨，但至少說明曾靜還是認真讀過書的。

他算得的一定是個吉卦，所以才毅然走上謀反之路；這一卦到底準不準呢，從他謀反失敗，最後被凌遲處死的角度來看，這卦顯然不準，但如果從他被捕之後，在雍正皇帝苦口婆心的教育之下真心悔過自新的角度來看，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如果不是因為謀反，他這一輩子都不會有“聞道”的機會，只不過以常人的眼光來看，他為“聞道”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了。

那麼，話說回來，烏龜殼和蓍草到底哪個更靈驗些呢？

我們從古人的這套邏輯上已經可以很輕鬆地推演出來：龜甲最靈，蓍草很可能是龜甲的廉價替代品。而要確證這個結論，我們就必須追溯到商、周兩代的歷史文獻了。首先要分析一下《周易》的名稱：“周”字怎麼解釋，可以有玄奧和樸素的兩個途徑。

往玄妙了說，“周”表示周遍、無所不包——比如唐代陸德明的《周易音義》，這算是官方的《易經》字典，就是這麼解釋的；但往樸素了說，“周”就是周族人，《周易》也就是周族人的蓍草占卜指南。

儒家學說就是從周朝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發展過來的。孔子一輩子都念念不忘的“克己復禮”，要“復”的這個“禮”就是周朝初年的典章制度。孔子時代所謂的“禮崩樂壞”，崩壞掉的這個“禮樂”也是指周朝初年的典章制度。

我們知道周朝的建立是武王伐紂、滅掉商朝的結果。儒家說這是弔民伐罪、是正義對邪惡的勝利，其實以現代眼光來看，也可以說這是落後文明對先進文明的一場征服。在商王朝的統治時期，商王與其說是國王，不如說是部落聯盟的首領。

商族是最強盛的、文明程度最高的部族，佔據著中原沃土，而周人只是邊遠地區的一個落後部族。無論從青銅器銘文、甲骨卜辭還是《尚書》裡的周初文獻上看，周人對商朝稱為“大邑商”、“大國”，自稱“小邦周”、“小國”。我們從傳世的青銅器來看，商族的工藝水平和設計水平明顯要高於周族。

可想而知，當時最先進的占卜技術和最靈驗的占卜工具一定會向商王身邊集中。所以今天我們一提到商朝，總會很快聯想到甲骨文。

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有這樣一個基本模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中下層的人總會在方方面面上自覺不自覺地模仿上層社會。這當然會鬧出很多笑話和荒唐事來，但是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種模仿的天性正是人類作為一種群居動物的生存優勢。

任何一種群居動物，一個群落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凡有社會就必有社會分層，分出精英層、中層和底層。無論是人還是任何一種群居動物，精英層通常都是“適者生存”的適者，他們（它們）身上的特質最能使他們（它們）在當下給定的環境中活得如魚得水。

而群體裡那些混得不太好的成員，他們（它們）最簡單有效的改善生存處境的辦法就是對那些混得風生水起的同伴有樣學樣。哪怕是矯枉過正，哪怕是東施效顰，哪怕是邯鄲學步，但無論如何，這種生存策略絕對會在大機率上提高他們（它們）的生存可能。

話說回來，如果當時的周族人最嚮往、最推崇、最認可的占卜方式是商朝王族的甲骨占卜，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經濟學規律還會幫我們做出一項預測：甲骨占卜既然有這樣的稀缺性和身份意義，那麼廉價替代品一定會應運而生的。

事實上，今天的考古證據可以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周族人在勢力坐大之後，也像商王一樣用甲骨占卜。這在文獻裡是早有記載的，而我們從文獻證據裡還可以推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即便改朝換代了，天下變成周族人的天下了，商朝的甲骨占卜術仍然是一切占卜技術中最有權威性的，凡是與甲骨占卜的結論不符的，一定以甲骨結論為準；

第二，當週朝人用《周易》占卜的時候，他們解讀卦象的方式既不是朱熹式的，也不是京房式的，而是與商朝人對甲骨卜辭的解釋完完全全如出一轍——這是當年我讀《左傳》和《國語》的時候最感到吃驚的一點。

《周易》既然是源於周人的占卜技術，那麼，我們即便在《易經》這本書裡找不到具體的占卜流程，卻可以在周朝的史料裡看到很豐富、很詳細的占卜案例。最重要的兩部史料就是《左傳》和《國語》，尤其是《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