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樹森
周贇生於晚清寧國縣一個書香門第。其祖父啟楹（字殖庭，號愛日、鳳岡居士）學識寬博，曾任教諭，後棄官歸隱於泉石幽勝的鳳岡，邊事私塾，往來黃山、九華山30年，曾在九華五老峰下設帳講學易經。道光十五年（1835），他夢見不食煙火的道人自山門（位於寧國縣文脊山麓）前來造訪，次日孫兒出世，取名為“贇”。周贇6歲時，其父垂珩（庠生）早逝，家境漸頹。
雖然如此，周贇仍受到較深厚的家學。三四歲時，爺爺常把他抱於膝上，教之以《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幼學瓊林》、唐詩之類的啟蒙書目。其母胡氏“能詩、精音律”。贇天資聰穎，幼年即能分辨語音中去聲有陰陽兩調，7歲能詩（作有《中秋望月》），9歲作“六聲圖”。祖父見其有夙慧，便教以易理、琴律。舉凡天文、地理、人文之類，周贇都有濃厚的興致，手不釋卷，常與爺爺討論讀書心得。他跟隨祖父學琴10年，始悟四聲即五絃之散音，六聲即六律之按泛音。年青時已深諳樂理、音韻，能按聲應氣求之理、以琴律切音。精通七絃琴，也嘗自詡“曲有誤，周郎顧”。周贇“自弱冠即遊姑蘇、武林，既而烽火離流，僑新安、客豫章，避地皖垣”，閱歷擴充了其見識，博學讓他才華橫溢。作詩、書法、繪畫、演奏古琴、收藏字畫成為他終生的愛好，於中醫也有所涉足。
寧國中川周氏宗祠
中國古體詩一大特徵是講究節奏、押韻，追求音韻之美。精通音韻、國畫，讓周贇擅長賦詩，即便難度較大的迴文詩他也揮灑自如；而嗜好作詩，使音韻之學成為周贇終生揮之不去的愛好，無論日後政暇、賦閒皆能潛心鑽研，《廣韻》《爾雅》《方言疏證》《說文解字》及段注、琴律是他案頭常備的書籍。
音韻學，亦稱“聲韻學”和“韻學”，是研究漢語語音系統的沿革，注重辨析漢字聲、韻、調的發音、類別，研究語音系統古今分合異同的學科。漢代即有“文字學”（時稱“小學”），後析為文字、訓古、音韻三門。音韻學又分為今韻、古韻、等韻三科，互相關聯。如切韻、廣韻、集韻等書，依聲調分列韻部，分韻收列單字，以反切注音，是為今韻之學。唐代守溫參照梵藏文創制字母三十，後有人增為三十六，宋時有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等書，縱橫列表，分別聲母、聲調以確定字音，後更臻細密，又分別等、呼，是為等韻之學。又韻補、毛詩古音考、古韻標準等書，由古代文獻的韻讀以推知古音，是為古韻之學。
周贇對音韻有深厚的基礎，於寧國縣尤其胡樂司（今寧國市胡樂鎮）的方言頗感興趣並終身玩味。寧國縣地處寧國府（有學者認為該區域方言系江淮官話）與徽州府之間，又毗鄰浙江吳語區。鹹同兵難（1856—1864年太平軍與清軍在寧國縣的拉鋸戰）之前，寧國縣主流方言是土著人所操用的吳語，弱勢方言則是胡樂司（與績溪縣接壤）所通用的徽語。同治元年（1862）五月爆發瘟疫，災荒又接踵而至，以致土著式微、十室九空、土地荒蕪。同治五年至宣統年間清政府組織移民及民間自發移遷，使遷居寧國的湖北人、河南人、安慶人、浙江人、徽州人、巢湖人遠多於土著人。起初方言紛雜，經過百餘年的交融，至今寧國市境內形成三大方言區：中、北部的湖北方言區（構成寧國市的強勢方言），東南部的安慶方言區（也夾雜小片吳語區），西南部的徽語區（績溪話）。周贇親歷兵難前後的變化，對寧國方言的流變比較熟悉，研究音韻重點利用的方言材料是績溪話。
周贇28歲即在同治二年（1863），寫成《山門新語》。內容有經學（《有極圖經解》一卷）、史學（《史學驪珠》四卷）、天學（《觀象祛疑》一卷）、字學（《說文說》一卷），皆為天文、地理、人文等相關理論，並附以“六聲圖”，由黃山人容保作序。同治四年，周贇乘船北上至京邸，“所遇各省士大夫”，向業內人士徵詢對該書的修改意見，“與之接談，未嘗不採聽，乃知字音相去之遠，其故有二：一在鄉音而一在讀法”。之後30年對音樂理論進行探究，以琴律切音，增寫《周氏琴律切音》四卷，是為音學，與之前寫成的四學合併一書，20餘萬言，於光緒二十三年（1907）再次刊刻，由其學生王恕（涇縣人，浙江候補知府、衢州府同知）作序，年教弟汪宗沂為之作《山門圖記》。
《周氏琴律切音》不僅陳述大量的音樂、語音理論，還將漢字通用的四聲（陰、陽、上、去）增分學六聲，（陰平、陽平、上陽、陽去、陰去、入陰），主要音韻資料儲存在一個韻圖（《琴律三十韻母分經緯生聲按序切音圖》）和一個同音字表（《琴律四聲分部合韻同聲譜》）中。該書將韻母分為14個“合韻”、30個音，每個“合韻”、“音”前都註明“開音”、“合音”；每韻都配有入聲，入聲兼配陰陽。橫排聲調、豎排聲母，類似於《韻法直圖》的方式。韻圖以六聲排列，同音字表仍按舊四聲排列。圖中刪去全濁聲母，僅用十九聲母（呱枯烏、都菟駑、逋鋪模、租粗蘇、朱初疏、呼攎敷濡），轉見為傳統字母，分別是見溪疑、端透泥、幫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來非日。韻母系統有30個韻母（沒有閉口韻），可合併成15個大韻部。韻圖既標聲母、韻母，又有反切。舒聲字的反切上字一般用本韻入聲字，入聲字的反切上字一般用本韻陰平字；反切下字按聲母而有不同，見組字用幫組作反切下字，以下端組用精組、幫組用照組、精組用見組、照組用端組，曉來非日四母分別用溪透幫穿四母字。切音以五正、三分、四變、兩合，貫30韻之3120音。每音皆有讀法，而後字音不至為鄉音所歧。
作者在《琴律切音序》中說明揣摩語音出自個人的體驗：“贇能言時，授經祖膝。初學韻語，教以四聲，每舉一平聲，使自別之，輒讀去聲為二，而誤以其次聲為入聲。及九歲，教以五聲，因思平聲既有陰陽，則去聲亦有陰陽，乃悟向之所誤以為入聲者即去聲之陰聲耳”，並對“六聲圖”和琴律切音予以說明：“原圖幼年所作，本不按韻序。茲改從琴律韻母之次，以歸一例”；“按琴律切音，則所切之音不能畢肖字之本音；有切法而無讀法，則人之口音又不能畢肖所切之音，此音學之所以難明也”。“讀法”是教書識字時用的音，即用口音讀出反切之音的手段。周贇對發現“六聲”頗為得意，以為平生一大成就，因號書齋為“六聲堂”，自刻書法印章為“六聲堂主人”。
周贇自9歲作“六聲圖”至光緒二十三年（1907）《山門新語》成書，耗用其60年心血。該書闡述精微，旁徵博引，成為音韻學史上一部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衢州府同知王恕在序中稱：“自劉宋周彥倫分四聲、元周挺齋分五聲、今先生分六聲，音法始備切音，乃有定法且以琴律名音，但舉其名，不待反切，即知為何音。為《周氏琴律》四卷，以音理貫通天文、地理、人道，凡十餘萬言，無一字剿襲舊說，竭六十年專用之精心，續五千載不傳之絕學”。周贇所創“六聲韻學”，受到曾國藩、李鴻章、兩江總督鹿芝軒、禮部右侍郎邵汴生的賞識。曾國藩題“六聲圖”為“千載神悟”，奏請光緒帝授予周贇“二品教官”稱號，還親贈“六聲堂”金字匾，撰聯“二品教官天下有，六聲韻學古來無”以示獎掖。邵汴生撰聯“本四聲五聲以分六聲，繼往開來真學問；原無極太極而合有極，經天緯地大文章”。李鴻章“稱其韻學高妙，通乎天文”（民國二十五年《寧國縣誌•藝文志》），但因東藩戰事告警，未及進呈朝廷。
《山門新語》問世後即成為學人研究清代皖南方音的重要材料之一，北京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等均收藏該書。1998—2008年，臺灣政治大學著名教授竺家寧發表研究音韻的論文5篇，均涉及《山門新語》。《山門新語》還受到日本、韓國音韻學者的關注。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編髮的《語言學論叢》第29輯所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永安的論文《<山門新語>與清末寧國徽語音系》，對《山門新語》作了系統的研究；高教授的音韻專著《明清皖南方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12月出版）也將《山門新語》作為重要的材料。高教授從韻圖入手，參照同音字表，將山門新語與績溪話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山門新語》所反映的方言，在韻母方面，山鹹攝一等、二等合併（只有幹官堅涓四韻），跟吳語、江淮官話都不同，而與徽語及績溪嶺北、縣城一帶方言一致；聲母方面，中古濁聲母清化，塞音、塞擦音不分平仄一律送氣，濁聲母上聲字清化後不歸去聲，而是變同清上音，這些特點與徽語一致；平聲、去聲都分陰陽。其方音基礎是徽語。《山門新語》是反映清代後期寧國徽語的方音韻書，是一部具有濃重徽語色彩又受到官話影響的音韻學著作。
（作者系寧國市檔案局工作人員）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