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偉授權本平臺發表

此前，筆者已分析指出過商代銘文“霸中乍，旅彝”的語序，指出“乍”和“彝”都是謂語動詞，置於句子末尾，這種倒置語序這是藏語和阿爾泰語才有的，但對“彝”並沒有作詳細分析，現在專文解讀之。

因為這個“彝”在商周時代金文中極為常見，只要是成篇的，末尾通常都是“寶樽彝”三字，不瞭解這個“彝”字的話，很難說你已經讀懂了該篇銘文。

上圖左，商代銘文“伯魚乍，寶樽彝”，其意為“享祭伯魚，把祝禱之語盛在寶尊中。”

上圖右，周代銘文“伯乍彝”，兩個謂語動詞“乍彝”並列一起，中間省略了祖先名號，即“伯乍（伯）彝”。

這種“承前省略”是古藏語的一大顯著特徵，在同一段文字中，不管是人稱代詞，還是謂語動詞，只出現一次，後面都承前省略掉了。

商代早期銘文通常只有一、二個字，多的也不過四、五字，晚期出現了字數較多的，但也未超過五十字，銘文一般都刻在器物的內部、圈底等不太注目處。

這些銘文字數雖少，但我們可以從大量範例中清楚地看出，其所表達的到底是什麼型別的語言。

注意這個“彝”的讀音，它來自古藏語“語言、文字、書信”的讀音 ཡིག་（拼音轉寫yig，讀作“yi”），但古人把它畫成了用雙手放飛一隻鳥的形狀：

三個金文“彝”字

上圖三個鳥形“彝”字，鳥喙旁有幾個表示墨水的小點，就代表要捎帶的文字、口信或話語，意思非常明白，古人就是要讓此鳥把祝禱之語帶到天祖那裡去，以“上達天聽”。

因為古羌人有文字為“鳥龍”的觀念，而這就是“佉盧文”稱謂的由來。全稱叫“佉盧蝨吒”（記載在漢文佛教典籍《法宛珠林》中），這是一個典型的藏語稱謂，其中的“佉盧”（qu lu）是對“鳳”的尊稱，而“蝨吒”（shi zha）是對“龍”的尊稱，合起來意為“鳥龍文”。

有這種“鳥龍”的觀念是不奇怪的，不管是西域流行的佉盧文，還是中原流行的古漢字，一開始皆專用於祭祀祝禱，遠古時代，人們能想象出來的，可以把祈禱送達天庭的載體和媒介，唯有鳥與龍。這也是先秦時代，一直流行“鳥篆文”的原因之所在，其特點是每一字都被畫成似鳥似龍的飛昇之狀。

藏語把民歌和說唱史詩叫作“拉彝”，字面含義是“頌神、言神”，藏語是倒置語序，漢語要作“彝拉”解。

文字既然有“鳥龍”之功能，很自然地，古人也會把這個謂語動詞“yi”畫成龍的形狀，商周時代銘文中大量存在以龍形的“已”（yi）代替鳥形的“彝”的情形：

商代“魚父已”銘文。這說明他們的祖先是一條神魚。

周代“秉中父已”銘文。“秉”兩旁畫有“冊”，意為受過冊封的。

商代“監丁父已”銘文。他們的祖先應該有過“監”之封號。

西周“旅父已”銘文。祖先有“旅”封號。

周代“丙父已”銘文。“父”和“已”並在了一起。

周代“箙參（妥？）父乙”銘文。祖先應該是君王貼身侍衛“箭筒士”。

上面這些銘文中的“父”，都是“神”的意思，而不是“父親”的意思。用作謂語動詞的“已”，大都畫成龍升之狀，讀音與“彝”完全相同，故可以互換。

如果有人對此“已”是“龍形”，仍心存懷疑，那就看看下面這幅更為形象的銘文吧：

河南輝縣出土商代青銅鼎上的“子父已”銘文

筆者已經指出，商周時代的“子”與“王”同義，是一種極為尊貴的稱號。此銘文中的“父”帶有“且”（祖的本字）形，而“已”完全畫成了龍的形狀。

就是說，上述這些商周銘文，無一例外地都是倒置語序，那麼，屬於何種語系，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