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子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提筆寫信幾乎是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在古人那裡，“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書信猶如寄託情誼和相思的信物。“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

那個時代，一尺素箋、一紙錦書，真讓人心動呢。

烽火連天、戰亂流離之際，書信更是一字千金，彌足珍貴。杜甫詩中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岑參筆下的“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都是古人筆下的深情遠致。

說起古代的寄信方式，許多人會立馬想到“飛鴿傳書”一詞。但飛鴿傳書並不是古代常用的寄信方式，而且成功率很低。人們選擇鴿子來傳遞資訊，是利用鳥類戀家和認識回家之路的天性，但普通的鴿子是無法用來傳遞書信的，需要經過特別訓練的信鴿才行。但古代信鴿的馴養成本很高，飛行數百里，信鴿很容易迷失方向。選擇飛鴿傳書時，還得將鴿子帶到要去的地方，繫上書信，再放飛回家，但只能單程傳遞，限制性很大。

飛鴿傳書的方式成本高，成功率低。那麼，走郵遞呢？中國古代確實有郵驛系統，而且起源很早，有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

早在商朝時就已經有郵驛，當時的郵驛，每隔34裡設有一個驛站，“郵”負責傳遞公文，“驛”負責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相當於國家公務員的補給服務站，平民百姓是無權使用的。驛站的形成時間很早，但作為一個單獨的詞彙出現，卻是在十三世紀蒙古人統治之後。元朝之前只稱“驛”，“站”是外來詞，源自於蒙古語“站赤”的音譯。

平民百姓無權使用官府的郵驛系統。到永樂年間，寧波商人建立了私人營利機構“民信局”，承包了信件、物品和匯兌經辦等事務。明朝正德年間，也有鏢行、鏢局、打行等行業提供金錢或貨物的託運。每次通過鏢局託運，起碼要200多兩銀子，能夠承擔這樣高額費用的，也是非富即貴的人家。到了清朝中期，隨著郵驛制度的完善發展，平民百姓才能通過郵遞寄信。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古國，因為戶籍制度、農務繁忙和交通不便，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有閒暇出遊。有機會外出的，通常是商人、書生或官員這三種人群，平民百姓書信的傳遞，通常通過這三種人群捎帶。

通過商人捎信。商人熙來攘往，走南闖北做生意，可以幫忙捎帶書信。無利不商，通常需要支付幾十文錢作為託帶費用，相當於現在的百來塊錢，雖然費用不低，但商人往來頻繁，書信的來往時效也較快。

通過書生捎信。古代書生因封建選拔制度，得以四處遠遊，盛唐詩人中李白、杜甫、王維等更是旅遊的狂熱分子，因此可以託進京趕考或遠遊的書生順路幫忙捎帶書信，但往往耗時較長。

通過官員捎信。官員到各地公幹時，利用職務之便，也可以幫忙捎帶書信。但“捎帶有風險，託人需謹慎”。《世說新語》中就記載有這麼一則官員捎帶書信的故事：當時有個叫殷洪喬的官員到豫章（江西南昌）當郡守，即將回首都南京述職時，當地南京人託他幫忙帶信回去，共有一百多封，到了南京石頭城時，他卻神經質地把信都扔到水裡，還禱告說：“要沉的就沉下去，要浮的就浮上來，我殷洪喬可不是送快遞的！”（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後人也以“洪喬捎書”、“誤託洪喬”來指言而無信之人和所託非人的情況。

由於古代書信傳遞的時間較長，往往要一兩個月才能送達。為了防止信件損壞，就需要特別的器具來保護，於是古人制作了“郵筒”專門來裝信件。郵筒的材質一般是竹子，取材方便且經濟實惠，但也有銅製、玉製、皮革等其它材質的郵筒。

古人書信的往來傳達不僅造就了豐富璀璨的書信文化，更留下了無數風流佳話。書信有書、緘、雁、尺素、鯉魚、魚雁等諸多稱呼，也留有“青鳥傳書”“鴻雁傳書”“鯉魚傳書”“黃耳傳書”等傳奇佳話。

晉朝王羲之的書法名作《快雪時晴帖》便是寫給友人的一封書信，雖然信中只有“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短短二十八個字，卻在寒冬中暖人心懷。清朝孫星衍有詩云：“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時，朋友間的問候，往往是最能溫暖人心的。

沒有書信的現在，情義真的寡淡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