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晚期的法國大革命大大促進了人們的歷史興趣,大大推動了英雄題材的繪畫,法國革命者愛把自己看作再生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他們的繪畫絲毫不落後於他們的建築,同樣反映出對所謂羅馬的宏偉有所偏好,此時在法國誕生了一種偉大的藝術流派——新古典主義,這種新古典風格的第一流藝術家是畫家大衛,他是革命政府的“官方藝術家”,他的創作題材,大多數都和官方有關,就如他筆下的那幅《馬拉之死》,
畫中的馬拉是革命黨人士,算是個英雄人物,他參與了法國大革命推翻君主王朝,然後他還非常激進地提倡以暴力清除皇族和反對派,這也導致他被人刺殺。大衛是拿破崙重用的首席畫師,為新政權繪製了不少重要作品,而《馬拉之死》這幅畫作是用來慶祝法國大革命,唯一的一幅完整作品,大衛將馬拉的死描繪的很安詳、溫情,甚至賦予他尊嚴,彷彿說明馬拉是為信仰而獻身的宗教聖徒,
整個畫面幾乎看不到馬拉被刺殺後留下的血跡,這是大衛有意抹去了這個重要場景,原本“血跡”可以更真實的表現出馬拉的死以及被刺殺的過程,之所以大衛要抹去“血跡”這個重要證據場景,是因為他本身是崇尚理想化的“新古典主義”畫家,如果在畫中還原了“血跡”,那麼這幅畫就會趨向於冷靜務實的現實主義了,當然了,大衛可以用略微誇張的手法修飾血跡的樣子,不過,這樣整個畫面也就失去了新古典主義畫風的理性,
大衛像卡諾瓦一樣,也以18世紀中葉的風格初露畫壇,他是法國藝術教育系統的產物,這個系統後來變得非常嚴格,簡單來講大衛是屬於純粹的學院派畫家,就如開篇提到的,他是革命政府的“官方藝術家”,其藝術創作都是為官方服務,畫作寓意都是歌頌讚揚,從中體現了大衛的藝術品德,這也是《馬拉之死》這幅畫,明明馬拉已死,人們卻看不到馬拉確實已被刺殺而死,反而會感覺他像是在睡覺的原因,因為人物身上沒有明顯的傷口血跡,人物表情也並有死亡的痛苦與蒼白,
這一切都是因為大衛崇尚“理想化”的藝術個性,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個性,在當時很多人文學者批判大衛用藝術掩蓋事件真相,現實主義畫家更是討厭大衛的這種新古典主義畫風,認為是“無病呻吟”,明明看起來不是死亡,卻又要標明“馬拉之死”,這也是人們認為“學院派”畫風因循守舊的原因,不敢面對現實、揭露現實,一味的迎合權貴勢力。除了《馬拉之死》這幅畫之外,那幅《賀加斯兄弟的宣誓》也是理想化的歌頌讚揚,
大衛作品
畫面上光影明暗的安排呈現出早晨的清澈光輝,色彩也展現出一種原始清新的純粹性,如箱子般的淺近空間以及其中樸素的多利亞式圓柱與半圓拱則表現了原初的單純,所有這些都強化了構圖的清晰性,要知道畫面色彩的“原始清新”可以讓主體人物的情緒更加柔和,不會太過於強烈,畫作右邊的成年女性身上柔軟的衣紋與沉睡的狀態,平衡了整幅畫作帶給觀賞者的視覺效果,人們並未感受到賀加斯兄弟振奮人心的宣誓,反而覺得他們在耍雜技,不過畫作的高貴性卻油然而生。
大衛作品《馬拉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