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中原之後，就立即開始了“書同文”的變革，將當時存在於各地超過20種不同的漢字統一成為了“秦篆”（即“小篆”），讓整個中華文化因漢字而統一而認同而團結。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也開始對漢字進行了變革，一個是引入“拼音”的概念，一個就是將當時使用的繁體字、異形字進行統一簡化成為簡體字。而負責這一工作的，就是有著“漢語拼音之父”之稱的周有光教授。

周有光出生於1906年，早年時學習的就是古文古音，但隨著新思想的出現，白話文越來越受人推崇，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周有光自然對白話文也相當青睞。因此，在他還在讀經濟學的時候，他就開始研究白話文了。

而當時漢字的簡化工作事實上在當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直到現在還有人常常計較，什麼“親不見，愛無心，産不生，導失道”還常常出現在一部分人的口中。

同樣的，大多數支援漢字簡化的人們其實也可以一次反唇相譏，漢字簡化後，“黨（黨）內無黑，雖醜（醜）無鬼，窮（窮）不卑躬，車（車）不行田”等等。

從客觀角度看來，漢字的簡化絕對是利大於弊的。在漢字簡化之前，在中國流傳的除了基本的繁體字之外，還有許多異形字，這些字大多都十分複雜，不僅嚴重缺乏實用性，而且會阻礙普通人的學習，致使教育始終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漢字的簡化工作是少數在位者進行的罔顧民生的一種改革，但事實上，簡體字恰恰是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訴求而誕生的。

古時候的繁體字和異形字十分複雜，只有少數人才能夠完全掌握，對於家境一般的普通人而言，根本沒有能力獲得足夠的教育資源去掌握如此多而複雜的漢字，致使普通百姓失去了上升通道。

於是，早在18世紀時，在民間就出現了由一些百姓自發寫出的漢字的簡化體，在一定區域內成為了共識並且流通。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以洪秀全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更是直接賦予了簡體字合法的地位，為漢字簡化的大勢更加了一把力。

因此，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無數愛國文人都已經開始號召使用白話文和簡體字，包括魯迅、聞一多、徐志摩、章太炎等等著名人士都主張使用簡體，在人民百姓之中更是有著很高的呼聲。

也正是在這樣的民意之下，我國之後才進行了如火如荼的漢字簡化工作，因此，簡體字根本不是一部分人以為的“專權”的產物，而是當時所有人民百姓都期望實現的一種美好願景。

而周有光就擔當了這項重任。在1958年的時候，他就提出了非常詳盡的漢語拼音方案，並且在當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透過。漢語拼音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將東方語系與西方語系透過拼音連線在了一起，讓漢字能夠更加直接走上國際舞臺，同時也更加容易被百姓們接受並學習，讓漢字基礎教育成為了所有人都能夠輕易掌握的知識門類。

因為漢語拼音與簡化漢字極具科學性，既能保留傳統漢字的魅力，又能與國際接軌，因此在1982年時，漢語拼音方案和簡體漢字方案成為了全世界公認的漢語拼寫國際標準。

而且這次改革還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我們都知道，直接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出現在出現在1946年的美國，因此計算機的文字系統是以英語為預設輸入輸出方式的。

而漢語拼音正好將西方語系與東方語系連線了起來，讓計算機進入我國之後，很快就透過拼音實現了中文輸入與輸出，省去了很多麻煩，促進了我國資訊行業的快速發展，為人們帶去了很多便利和福祉。

也正是因為漢字簡化和拼音化本身就具備足夠的民意基礎，在後來又如同周有光等學者所料造福了所有人民百姓， 所以周有光才會說：漢字簡化是大勢所趨，至於為什麼只能減不能增，其實很好理解。

因為繁體字本身就很複雜了，而且每個繁體字都蘊含著相當之深的文化歷史內涵，增添就完全是畫蛇添足了，更何況明明都叫做“簡化”了，怎麼還能增加搞得更加“複雜化”呢？

總的來說，從實用性上來說，肯定還是簡體字更好，但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繁體字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到現在來講， 很多書法家都還是會寫很多繁體，這是因為繁體的確具備其獨特的魅力。因此，作為華夏兒女的我們，應該在手寫簡體的同時，也該銘記繁體，但事實上，認識繁體好像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天賦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