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我國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後世尊稱為太史公、歷史之父。司馬遷在《史記》中首次開創了相關民族史傳的分析，先進的民族史觀在文化，政治以及民族問題上極具價值，但其民族史觀仍具有侷限性。

近十年來對司馬遷民族史觀的研究，在我國古代歷史研究上閃耀著燦爛的光輝。隨著歷史學科的進步崛起和民族史研究的發展，司馬遷的民族史觀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

對司馬遷民族史觀形成的歷史條件相關方面研究中，張大可指出:“司馬遷民族統一史觀的形成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而不是天才的創造，首先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發展並逐步趨向統一，政治上推行郡縣制推動了民族大一統到來，司馬遷本身的漫遊以及出事邊塞的經歷也為其準備了大量的實際經驗”。

關於司馬遷民族史觀的內容方面。楊明教授認為:司馬遷的民族史觀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首創民族史傳先例;第二，《史記》中的`華夷之辨'的思想;第三，《史記》透過文化之間的差異來分辨諸族的思想;第四，《史記》的大一統思想。其核心是文化主義，政治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思想。對此持贊成意見的有張新科、汪高鑫、池萬興等。王盛恩分析其民族史觀基本內容主要是認為華夏和四夷都是黃帝的子孫，生生不息的子孫是流，而源就是黃帝的諸族同源觀，以及以華夏民族為核心的民族一統觀。張大可指出司馬遷的民族史觀主要內容為:“民族等列，民族一統思想”。

對司馬遷民族史觀的評價方面。張大可指出:“司馬遷首創民族體例, 國內外民族之間的差異，以及各民族的歷史透過這一風格的單獨一章的展現，不僅反映了他的博學和才華，但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出色的想法和歷史知識”。閻崇東指出:“司馬遷對中國民族的歷史作用和貢獻是巨大的，他用自己的著述，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歷史系統，讓我們有了統一的概念，透過收集和整理相關資料，為我們研究各民族以及周邊各國的歷史提供了幫助”。李家發提出“司馬遷的大一統的民族觀對中華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推動作用。

目前對司馬遷民族史觀的研究，多集中在“華夏與四夷都是黃帝的子孫”的諸族同源觀。認為中國境內各民族大小不一，風俗習慣各具差異，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但都是黃帝的子孫，其歷史發展趨勢必然是走向統一的。透過研究各民族的歷史，說明這些民族不斷地向前進步，逐漸與華夏民族建立的王朝相融合。以及對司馬遷關於漢朝與各族間和戰關係的記敘研究，透過對司馬遷戰爭觀的分析，說明民族間和睦相處對各民族發展的重要作用，以此表明司馬遷同情弱小民族，反對民族掠奪的史學思想。相對而言，史記中司馬遷關於“華夷有別”強調以華夏為中心的民族史觀，以及其民族史觀的侷限性研究較少。因此本文主要著重介紹與司馬遷以華夏為中心，以文化高低區別民族為標準，渴望中國一統的民族史觀，並指出司馬遷民族史觀的歷史侷限性。

一、司馬遷簡介

司馬遷，字子長，約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司馬遷出生於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北。

司馬遷影象

司馬遷家族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底蘊深厚。

直系祖上有司馬錯，是秦惠王的將領，司馬遷的八世祖。是秦朝的縱橫家、辯士，率軍伐蜀，將蜀地納入到了秦朝的版圖之中。

司馬錯之孫司馬靳，是秦朝武安君白起的部將，參與長平大戰大勝，有功後與白起一起受秦王猜忌被賜死。

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始皇麾下的主鐵官，掌握著秦國戰略物資鐵的鑄造和市場銷售，地位非常重要。

到司馬昌的兒子司馬無澤，已經是漢朝時期，漢朝的長安分為四市，四市有四個長官，司馬無澤為四市長之一。

司馬無澤的兒子司馬喜也就是司馬遷的祖父，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的丞相，中山王最寵信的臣子，曾與墨者辯，並且責難之。

而對於司馬遷影響最大的應該就是他的父親司馬談了。司馬談出生，學習於漢代的文景之治時期因此主要接受了文景時代的文化思想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喜好黃老之術，主張清靜無為，其主要的學問除了黃老之術，便是學天文，觀測日月星辰，同時司馬談也是漢朝時期著名的易學學者。而天文星象和陰陽吉凶都是史官的主要職責所在，於是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司馬談學有所用，正式成為太史令，開始論著史書的偉大計劃，並最終交由司馬遷去實現。

司馬遷十歲背誦古文，十二歲時來到了長安學習，到了二十歲時，由於司馬遷“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年少不羈，崇拜遊俠的自由和逍遙，於是在其父司馬談的支援下，為收集天下的舊聞趣事，熟悉地區的文化和歷史，毅然開始壯遊的旅程，尋訪歷史的足跡。

首先司馬遷來到了大禹的歸宿，會稽和龍門，探尋大禹的功跡，並在湘江長沙一帶遍訪了屈原的事蹟。接著渡過淮水，來到齊魯大地，稷下學宮，聖人的故所，這是司馬遷十分敬仰的地方。司馬遷南下時到過沛縣感受陳勝吳廣起義的豪邁。這次壯遊使司馬遷的精神世界更加豐富，同時也加強了司馬遷的學習和實踐，大量的走訪歷史文化古蹟，收穫了珍貴的史識。他接觸了人民大眾，瞭解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經濟發展狀況，極大地開闊了眼界，為後來《史記》的編寫提供了幫助。

司馬遷在漫遊後，二十三歲時入仕，為郎中。公元前111年，司馬遷以郎中將身份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區。代表漢王朝視察安撫因南越之亂而歸附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並在其設立郡縣。這次的西南之行，使得司馬遷對當地的物產，風俗，地理，經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為後來的《南越列傳》和《貨殖列傳》的編寫打下基礎。公元前108年，是司馬遷事業的轉折點，司馬遷繼父之位，成為太史令，從內廷變為外吏。公元前104年，司馬遷開始著述《史記》。此後的三四年時間裡，司馬遷關於《史記》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很順利，就在這時李陵之禍，打斷了平靜的著述，極端冷酷的腐刑使得司馬遷忍受著無限的煎熬和羞憤，專心投入到《史記》的編寫中。公元前93年《史記》的編纂工作大致結束，而司馬遷也於公元前90年前後去世。

二、司馬遷民族史觀的內容

（一）《史記》民族列傳相關內容

司馬遷在《史記》中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地理、民情風俗、政治經濟發展狀況，首開民族史體例，著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以及《大宛列傳》。

司馬遷透過篇幅較大的列傳，詳細的介紹了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及其與漢朝的關係，打破了傳統的觀念，具有優秀的史學價值。當時的漢朝與匈奴有著密切的聯絡，從文、景帝時期的和親，到漢武大帝時期對匈奴連年的征伐，匈奴與漢朝反覆無常的關係變化在《匈奴列傳》中得到了詳細的闡述。其中文章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對匈奴這個遊牧民族歷史的起源演變及其與中國的長期的歷史關係，還有對其民族生活風俗的描寫，第二個部分則是漢朝時期匈奴民族與漢朝之間和親與戰爭關係變化的過程，其次第三個部分同時也是本篇列傳的主要內容，司馬遷運用大量的篇幅，詳略得當的為我們描繪了漢武帝對匈奴長期的戰爭畫面，列傳最後太史公針對匈奴戰爭發表自己的相關看法。

而《朝鮮列傳》則主要描寫的是衛滿家族統治朝鮮的歷史，以及在此期間，漢朝對朝鮮征伐，致使衛氏朝鮮被滅朝鮮成為“漢四郡”（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的歷史事實。

《東越列傳》相對來說主要描述的是東越地區方國之間交替更換，著重描寫的是東越民族內遷逐漸與中華民族相融合的歷史。

《南越列傳》中描述了秦朝時期趙佗在南越地區自立為王，建立國家，以天子禮制統治南越，後其四位繼承者與漢朝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直到漢朝武帝時期，以及因呂嘉叛亂，漢朝出兵平叛，滅掉了南越，將其置於漢朝的直接管理之下，使漢朝不受南部邊患，可以安心征戰匈奴。

《西南夷列傳》中重點對我國古代四川，貴州，雲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歷史人文，風情習俗做了概況的描述，詳細的描寫了包括夜郎、滇國、邛都等部落國家的獨具特色，記敘了南越地區歸附漢朝，漢朝派遣使節安撫控制南越方國的歷史事件，反映了南越少數民族與漢民族不斷融合的大一統的歷史必然趨勢。

《大宛列傳》主要描寫的是西域地區（今西亞、南亞、以及中國的新疆等地）的歷史地理和物產資源，是研究古代西域地區重要的歷史文獻和地理志。透過張騫等重要歷史人物出使西域的描寫，反映漢朝與西域地區的貿易往來和文化衝突，最後太史公對漢武帝出兵大宛做出評價。透過《大宛列傳》表現出漢王朝同西域各國的微妙關係，說明中國與西域諸國有著悠久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歷史，存在著政治和人員的往來關係。

（二）民族大一統觀

司馬遷首開民族史傳，並在史記中詳細的表達了自己的民族大一統的觀點。具體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司馬遷透過對史記中編纂體裁的創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先進的民族史觀。

首先《史記》分為《本紀》、《世家》、《列傳》、《表》、和《書》。其中《表》的主要內容是明晰年差，而《書》則主要是以載記載法典制度為主，除此之外。《本紀》、《世家》、《列傳》則主要以人物為主要描述物件，詳細敘述歷史相關史實。因此可以看出《史記》以《本紀》、《世家》、《列傳》為主要內容，《表》、和《書》為輔的五體結構。其中《本紀》主要記敘的是天子、帝王的相關言行和重大的歷史政績，以及當時的重大事件的，是貫通全書的綱要部分。在《太史公自序》也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因此很顯然,在司馬遷看來，史書的編寫應以帝王為中心。《世家》所記錄的諸侯傳記，在司馬遷認為，諸侯乃是帝王天子的股肱之臣，應以帝皇為中心，拱衛帝王。這充分體現出司馬遷大一統的尊崇帝皇的思想。

其次《史記》透過對《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中少數民族歷史的描述，強調各民族都有同一個祖先即黃帝，各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漢族及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各個民族之間是等列的關係，在《史記》的記載中，匈奴、朝鮮、東越、南越、西南夷的各個民族歷史上多歸附與漢朝，並以藩國的身份向漢朝俯首稱臣，維護漢朝邊遠地區的穩定，參與到漢朝的政治事務之中，這充分體現了以漢朝為中心的民族大一統的觀點。

第二，司馬遷針對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與漢朝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經濟上互通有無，文化上相互借鑑，求同存異，促進了民族融合的歷史必然趨勢，體現了民族大一統的觀點，這點在《史記》中有較為豐富的記載。

《匈奴列傳》中記載了匈奴民族以“隨畜牧而轉移，因狩獵禽獸為生業”為特色的遊牧經濟等生產生活方式。

《大宛列傳》記載西域各國中，大宛、樓蘭、姑師是農耕土著之國，烏孫、康居、大月氏等屬“行國”(遊牧遷徙)。

《西南夷列傳》則記載了西南夷各少數民族多達幾十部，分為三類:夜郎、滇、靡莫之屬，是耕田、有邑聚的部族；嵩、昆明等是“隨畜遷徙”的部族；徙、笮等是土著或遷徙的部族。同時這些民族由於本地區物產資源和地理環境的限制將本族的特色商品與漢朝進行互市，同時漢朝也急需要少數民族的牲畜和特產。

這在《貨殖列傳》中就有記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致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這樣的商貿活動促進了客觀歷史發展的形式。廣泛的民族交往加快了各民族經濟發展的速度。透過生產、生活上的需要，民族間的聯絡交往必然出現。隨著民族關係的地理範圍擴大，民族交往聯絡頻率提高，民族間相互合作的機會和領域也不斷增大。不斷的民族交流和融合極大地鞏固了國家的統一。

第三，《史記》透過民族列傳中漢朝對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軍事政治活動來體現民族大一統的歷史觀。

《匈奴列傳》中漢朝匈奴侵犯邊境，漢武帝對其採取堅決的征伐，派遣大將遠征匈奴，直至將其逐出邊境，遠遷漠北。匈奴人從農耕民族中帶走了能工巧匠，這些人向遊牧民族提供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農耕經驗，同時促進了農耕民族對其的經濟文化影響。每次掠奪和戰爭後定居下來的遊牧、半遊牧民族，很快走上農耕化道路，逐步採取和適應了農耕的生產技術和勞動方式，一批又一批地成為農耕民族歷史發展中的新因素。而這時漢武帝也在河西走廊地區設立郡縣，透過遷徙內地的商賈加強民族的經濟文化滲透而不是簡單的征服，以達到民族統一的目的。

而在《朝鮮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的記載中漢武大帝為鞏固國家穩定，民族統一，出兵平定少數民族地區的叛亂，並設定郡縣，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極大地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中漢武帝時期，由於西南地區山多林密，交通不便，氣候惡劣，許多大臣認為西南地區為不毛之地，即使設立郡縣也並無多大的意義，而兩越地區的諸侯藩國也擁兵自重，不願歸附漢朝，但漢武帝卻力排眾議，修建馳道，開流水系，設定使節，加強對西南，兩越地區的開發，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司馬遷對此予以積極的肯定。其中司馬相如因平定安撫西南地區，出任使節，促進西南地區的開發，太史公特地敘述《司馬相如列傳》並將其記錄在《西南夷列傳》之後。

而司馬遷也將自己受皇帝之命出使西南記述與《太史公自序》之中，由此可見司馬遷傾向於民族一統，人民團結，國家安定的儒家思想。以上反映出司馬遷認為各個民族都是同一個祖先黃帝的子孫，各少數民族都是漢朝的附屬，漢朝應積極有效的管理邊遠地區，加強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和不斷的借鑑融合，順應大一統的歷史趨勢。

(三)諸族同源觀

《史記》之前誰是我們民族的始祖，這個問題在人們的腦海之中還沒形成，而司馬遷卻給我們指明瞭答案。雖然上古時期的資料很少，但是司馬遷透過不斷的遊歷和探索，從古文和歷史遺蹟中找尋出黃帝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始祖。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提出不僅僅是漢族，周邊的少數民族同樣也是黃帝的子孫，而黃帝是各民族的源頭，即諸族同源觀。古代時候將華夏大地分為華夷，華即漢族，而夷則又分為四分別代表東南西北四個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即蠻、夷、戎、狄。雖然民族不同，文化習俗，風土人情也極具差異，但是都有同一個祖先——黃帝。

雖然各個民族處於不同的地區，但是相互聯絡，相互融合的趨勢不斷加強，不僅在經濟文化，政治生活，甚至是血緣方面。

針對漢族《五帝本紀》中所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螺祖。螺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而帝舜則是顓頊的七世孫,距黃帝九世。《夏本紀》曰:“禹者，黃帝之玄孫而版項之孫也。”

《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墳碌氏之女，為帝譽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本紀》曰:“周後櫻，名棄，其母有部氏女，曰擻示，姜萬為帝譽元妃。”

由此可見，在他看來，夏、商、周人都是黃帝后代。這適應了漢朝初期經濟社會的發展極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僅如此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秦朝的建立對後世的影響，這種華夷同宗的觀念日益明顯。司馬遷就曾針對春秋五霸有著相應的記錄。楚：“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秦：“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吳：“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這幾位春秋五霸的遠祖都是黃帝的子孫，都承襲黃帝的血脈，但卻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並逐漸發展壯大起來，透過與漢文化的交流融合促進夷地的開化。司馬遷的諸族同源觀，鞏固了封建中央集權，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四）同情弱小，正統之辯

春秋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亂，大融合的時期，分裂割據不斷，連年的戰爭，為《史記》的編纂提供了大量豐富而逼真的戰爭素材，這也使《史記》成為我國古代歷史上較為完備的一部戰爭史。《史記》中五體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皆有對戰爭的描寫內容。其中，透過對大量戰爭的描寫和評價，反映出司馬遷獨特的民族史觀。

第一，司馬遷反對掠奪，同情弱小。漢朝建立之初由於戰爭的破壞，生產力低下，人民流離失所，國力積弱。北方匈奴趁機騷擾邊疆，致使高祖受辱，呂后蒙羞，漢武帝初期隨著文景之治的影響，國力大盛，軍備精良，發動了對匈奴的征伐，太史公對此積極的肯定，並大加頌揚。在《李將軍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中對李廣利，霍去病的勇敢作戰和反擊匈奴的決心進行了高度的讚揚。並對李廣利作戰勇猛卻難以封侯的悲劇表達了自己的不平。體現出太史公主張正義的戰爭，同情弱小，反對窮兵黷武。這在《匈奴列傳》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漢朝前期的戰爭是為了反抗匈奴的掠奪，具有正義的性質，因此，司馬遷對此同仇敵愾，大加讚揚。但是後期的戰爭，只因為漢武帝想憑國力強盛，彰顯政績，以此迫使匈奴向大漢臣服的黷武政策，完全不符合漢朝的利益，並最終導致賦稅加重，人民困苦不堪。

第二，正統之辯的民族戰爭觀。在司馬遷的民族史觀中關於正統之辯的體現尤為突出。司馬遷並不主張單純的“正統”觀，反對所謂的帝王受之於天，為天之正統的觀點， 反對殘暴君王統治國家。因此在《史紀》中當夏桀因為“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後放逐而死時，太史公並非悲傷，而“湯代夏朝天下”表達了王朝更迭的歷史趨勢，而非傳統的“正統”觀，也正因為如此，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各民族有理由根據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進行改革，推翻殘暴的王朝。在《東越列傳》、《南越列傳》中兩越人民因為秦朝的殘暴，與漢朝一起，透過暴力推翻腐朽統治的行為得到了極大地承認。

同時太史公的民族一統的觀點也與此相聯絡，司馬遷提倡民族大一統，體現在正統方面的反映其一便是讚揚統一戰爭反對叛亂。司馬遷肯定少數民族地區內部透過兼併戰陣走向統一。並對漢高祖劉邦統一亂世，結束秦末的戰爭做出了高度的評價，稱為“大聖”。同時太史公反對民族叛亂，西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吳王為首，極大地破壞了漢初經濟的恢復和社會穩定，太史公在《史記》中將其由世家將為列傳，以示懲戒。漢武帝時期，朝鮮，西南夷，南越發生叛亂，漢武帝派兵鎮壓，並派司馬遷出使設郡縣進行有效管理，太史公奉命前往，並對司馬相如等人安撫鎮壓的功績予大加讚揚。 同時司馬遷為陳涉立世家，也反映了司馬遷反對殘酷暴政，主張討伐無道帝皇的觀點。司馬遷同情弱小，反對不正義的戰爭，主張透過統一戰爭，結束殘酷暴政和群雄割據的動亂局面，體現了其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正統觀，具有廣闊的胸襟。

三、司馬遷民族史觀的價值

（一）肯定了民族走向統一的歷史必然規律

司馬遷的的民族史觀，極大地肯定了各個民族走向統一的歷史必然規律。

首先司馬遷認為各個民族只有一個源祖黃帝，各個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具有相同的血統，只是分佈在不同的地區繁衍生息，充分的肯定了黃帝在中國民族歷史上超然的地位，而黃帝最大的功績便是統一了中國的各個民族，黃帝之前的歷史記載中，各個部落相互之間兼併討伐，戰爭不斷，是黃帝帶領漢族人民運用聰明智慧，戰勝了西南的蚩尤和黃河地區的炎帝，透過開明的手段和先進的管理統一了各個部落。

而到了春秋戰國相互爭霸的時期，各國之間為了爭霸，富國強兵，最後秦國憑藉商鞅的改革從歷史的浪潮之中脫穎而出，經濟和軍事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並最終完成了“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的歷史壯舉。雖然秦朝統一六國的手段充滿了血腥和殘暴，坑殺趙軍降卒四十萬，同時秦朝制定的嚴刑峻法，實行連坐，以及秦朝統治本身的殘暴不仁，最終導致秦經二世而亡，但是太史公毅然積極的肯定了秦朝正統的歷史地位，作《秦本紀》和《六國年表》，高度評價了秦朝建立統一多民族國家，促進民族融合的歷史貢獻。

此外，在《史記》記載中，漢武帝透過匈奴投降計程車兵和漢朝境內的匈奴人，組建軍隊，拱衛都城，並選賢舉能，任用有才能的匈奴人為官，表達了其肯定各少數民族歸附大漢，四方臣服的大一統思想。司馬遷肯定民族統一的歷史發展趨勢，極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於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促進了民族團結，加強了民族間的交流，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二）促進了大一統的民族思想發展

司馬遷的優秀的民族大一統思想，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因此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地影響。班固在《漢書》的記載中受到了司馬遷民族一統思想極大地影響，表現在諸多方面。

首先班固所著《漢書》，仿照司馬遷將民族列傳單獨放在一起,體現其民族等列的思想，並沒有將少數民族劃出歷史系統之外，同時將民族史傳放在諸侯世家之後，也體現出其認為四海臣服於中原正統，共同拱衛帝皇。

實際上，班固將匈奴、西南夷，東越南越以及朝鮮、西域各族寫入《漢書》本身就體現了民族一統的歷史觀，體現了他的天下一統思想。班固和司馬遷一樣，都認為華夷同宗，各個民族都有同一個祖先，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敘述少數民族地區與華夏之間在天文宗教上的附屬關係，反映出其對天下一統格局的認識。而班固繼承並發展在《漢書·地理志》將漢王朝一新設立的郡縣和蠻夷地區各自配屬與其相對應的星宿，這也反映出他從天文、地理的格局出發認為華夏地區與四夷地區同為一整體的思想班固進一步發展了司馬遷的諸族同源觀。

班固在《漢書·匈奴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中，關於這些民族的族源問題，全都採用《史記》的說法。並在《地理志》中作了一定補充說明，簡要記述他們(除匈奴外)與內地華夏族歷代交往、聯絡的情況，意在說明他們與華夏不僅源於同一祖先，而且自古就是統一的整體。

由此可見司馬遷的進步史觀對後世史學家的民族大一統思想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三）首開民族史範例，促進少數民族史的研究

中國古代自古就有“夷夏之辯”，受古代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古代史書中一直認為四夷地區，窮山惡水，環境惡劣，文明開化較遲，因此，一直有貶低少數民族地區的觀點，在《春秋》中就有反映，孔子稱百越地區的楚人為“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進而古代將少數民族地區分為蠻夷戎狄，表達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蔑視。

漢代中期，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認為四夷為臣，捍衛天子，主張等級制度，輕視邊遠地區的背景下。

司馬遷首開民族史傳，體現了其先進的民族史觀，司馬遷透過對《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西南夷列傳》的具體描述，詳細的記述了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國家朝代的更替及其與漢朝的關係，將華夏和四夷放在同一個歷史系統之中，體現出華夏與周邊民族的聯絡日益密切，反映出其進步的史實體例結構。同時司馬遷首開民族史傳對於研究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地理，文化習俗，物產資源提供了大量的珍貴史料，是中國古代民族文化的瑰寶。正是由於司馬遷首開民族史傳的先進性，後世史學家對其的繼承和發揚。班固在《漢書》中仿照司馬遷為少數民族著述了列傳，而《後漢書》雖為斷代史，但是也為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做了詳盡的描述，體現在《西羌傳》中，為羌族民族發展的歷史程序儲存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雖然後世確定了史書中民族列傳確立的正統，但是司馬遷作為一代偉大的史學家，其民族列傳的開創之功不可磨滅。

（四）對後世史學家的民族史觀產生了深遠影響

司馬遷進步的民族史觀對後世史學家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司馬遷的大一統的民族史觀在後世的史學著作中被繼承和發揚，《漢書·敘傳下》記錄:“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這反映了班固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的觀念。

其次司馬遷認為“華夷同宗”的觀點在中國古代史學上也有具體的表現。《史記·匈奴列傳》中說:“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自司馬遷之後，後世史書多沿用這一傳統。元修遼、金、宋三史,對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年號各成系統，並依此為記載，表現了對少數民族政權之平等地位的承認。其中《遼史世表》序言:“馗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散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鑊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

這種認識綜唐、遼、元三朝史家之見，唐、遼、元三朝統治者分屬漢、契丹、蒙古三個民族，從中可見其時代史家於遼之族源之認識，皆為不出乎炎、黃之外者;元史家更有“君四方者，多二帝之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的思想，鮮明地反映了史家對多民族之歷史文化認同的思想。《明太宗實錄》記明成祖之言:“華夷本一家，聯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聯赤子。”，更是異常突出地反映了這一思想。“從隋唐以後有歷史撰述來，重視民族間的歷史聯絡以至闡述多民族同源共祖的觀點，是民族關係思想發展的重要趨勢。”

因此司馬遷作為史遷，歷史之父，對後世史學家的影響積極而突出。

（五）提倡民族平等團結，具有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跟現實意義

司馬遷的大一統思想和諸族同源觀，極大加強了各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提出了各族人民都是黃帝子孫，喚起了同血緣，同地域，同文化之間民族親情，促進了民族團結，使得中國各族人民為炎黃子孫，為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而積極拼搏，勇於奮鬥，司馬遷認為各個民族之間由於經濟文化，政治生活聯絡的不斷加強，人民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密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觀點至今對我們處理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具有寶貴的借鑑作用。同時各個民族之間相互團結，相互幫助，共同進步，也體現出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因此司馬遷的民族史觀就有傳統與現實的雙重意義。

四、司馬遷民族史觀的侷限性

（一）並沒有突破傳統的夷夏觀

司馬遷的民族史觀雖然具有其先進性，但是受當時歷史背景，生產力水平的制約，仍具有其相對的侷限性。

首先司馬遷並沒有突破傳統的夷夏觀，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民族列傳，將少數民族納入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版圖之中，加以敘述。但是並沒有突破傳統，宣揚民族平等思想，而是認為各少數民族，是漢朝的臣子，應歸附漢朝，拱衛帝皇。正是受當時封建儒家“君為臣綱”的封建等級思想的束縛，司馬遷無法也不可能打破綱常禮教的傳統，產生民主平等的思想。

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認為，朝鮮，東越，南越，西南夷地區因反對秦朝的殘酷統治，輔助漢朝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功，並向漢朝臣服，幫助漢朝穩定少數民族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因此作《朝鮮列傳》、《東越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對於其歷史予以肯定。而對於匈奴，司馬遷認為“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裝置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司馬遷十分反對匈奴的掠奪，甚至“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認為匈奴是漢族的敵人。因此可以看出司馬遷認為少數民族地區應有功於帝皇，併為帝皇所服務，起到臣子的職能。

（二）對西域諸國和兩關以東諸國各民族互相融合所持的保守態度

太史公在《史記》中對於《大宛列傳》的編纂處理，具有一定的特點。首先司馬遷並沒有將《大宛列傳》放到《東越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這幾個後來臣服於漢朝，融入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去。司馬遷之所以沒有將大宛列傳與稱臣的四夷放在一起寫，是因為其對於西域地區以及兩關以東的各民族和漢民族的融合持保守態度，已經產生國內與國外民族之分。如在《史記》中以大宛為界，以東距離漢朝較近，與匈奴相接，為國內民族，而大宛以西的包括中亞西亞各國，大月，烏孫，大夏等國則是國外民族，這點司馬遷有相關敘述：“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因此不難看出司馬遷對於西域大宛地區民族的保守態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司馬遷關於民族大一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