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雨叢談”漢代以來人物品藻風氣的影響與盛行——《世說新語》之十寧稼雨
汝南月旦評圖
人物品藻，就是對人物的德行、才能、風采等諸方面的評價和議論。它是漢魏六朝時期重要的文化現象。如同戰國時期諸侯養士引起遊說之風，明清科舉制度引起八股之熱，統治者的選舉與用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和引導了廣大士人的行為選擇。漢魏六朝時期的薦舉入仕的方式是當時人物品藻風氣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各個時期不同的社會思想和價值觀念，又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用人方式下不同的人才價值標準；不同的價值標準，又對希望入選或希冀名聲計程車人言行，產生不同的刺激作用。反過來說，透過士人的言行，來考察當時的人物品藻風氣，會得到更為真切而生動的感受，觀察到一幅活龍活現的歷史畫卷。
人物品藻在東漢前已經廣泛流行，但一直是在自發朦朧和非制度化的狀態下進行的，而且距離社會的政治生活較遠，談不上什麼實用價值。到了漢代，由於社會的政治需要，它才受到了普遍的關注和重視，步入制度化的軌道。自公元前196年劉邦下“求賢詔”後，兩漢的很多帝王都照此辦理，要求各地方薦舉“資良方正”。其具體的方法有“察舉”和“徵辟”兩種。察舉是由地方透過對人物的考察評議，自下而上地推薦人才；徵辟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發現和任用人才。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要以對人物品行的考察評議為依據。這就使人物品評與社會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從而大大增強了人物品藻的社會意義，並且也對社會政治生活和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產生直接的制約和影響。
陳寅恪先生認為，人倫識鑑作為一種專門之學，是從東漢郭泰開始的（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逍遙遊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這種看法是成立的，但並不能因此而簡單地認為，郭泰一人平地而起，瞬間驟變。在郭泰之前，人物品藻之風已經很盛，並且已經有了這方面的專家。當時晉文經和紫子艾二人在洛陽竊取了品藻專家的美稱，但這兩個江湖騙子又沒有什麼真本事，只好以裝病謝客的辦法沽名釣譽。不想這一手更為奏效，廣大士人急切探視而不得見，倒更抬高了二人的聲望。政府選拔人才都要經過他倆的品評。後來，經過另一位品藻專家符融的考察，終於識破了二人的廬山真面目。符融和李膺一致認為二人是“小道破義，空譽進實。”於是二人名聲大跌，逃出京城（見《後漢書·符融傳》）。郭泰就是由符融發現，介紹給李膺，並由此成名的。郭泰的貢獻在於，他擯棄和汰除了傳統觀人術中的卜相成分，而開始對人的才性高下，善惡與否進行評論，從而把人物品評從傳統命相之術中分離出來。傳統的相術只強調命運而忽視後天的努力，既然命裡註定，則非人力所及。郭泰則將王充的命性骨法說加以具體運用，注重對人的德行的評價，這就給人們的後天社會努力和自我表現打開了光明之門。郭泰的同鄉賈淑是個公認的惡棍，郭泰的母親病逝，賈淑來弔喪，郭泰接見了他。接著孫威直前來弔喪時聽說郭泰居然接受賈淑的弔喪，便拂袖而去。郭泰趕忙追上解釋道：“賈某雖然兇惡，卻願意洗心向善。孔子對這樣的人也並不排斥。”賈淑因此受到感動，後來成為仁義之人（見《後漢書·郭泰傳》）。又有一次，當時的名流陳紀遭父喪時，完全按禮儀的要求去哭去做了。他的母親心疼兒子，便在他打瞌睡時給他蓋上錦被。正巧被前來弔喪的郭泰看到，便指責他違背了孔夫子的教誨，聲稱“吾不取也”，便奮衣而去。竟使陳紀府上幾個月沒人登門（見《世說新語·規箴》）。可見郭泰的人物品評，已經不是末卜先知的性命貴賤、禍福之談，而是依據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結合人物的行為本身進行評價。本傳記載他對黃先、謝甄和王柔等人的品評，也都是從其才性出發。從此，正式拉開了人物品鑑的帷幕，並出現了符融、許邵、許靖等一批品藻人物專家。既然郭泰等品評權威注重的是人的後天努力，那麼人們自然會清醒地認識到：要想做官，必先成名；要想成名，必示品行。於是，注重名分成為東漢以來士人的時髦風尚。清人趙翼說：“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見《廿二史箚記》卷五“東漢尚名節”）曹操年輕時“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見《三國志·魏·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他早年名聲不好，喬玄對他寄有厚望，讓他去爭取品評專家許邵的評價。可許邵討厭曹操，不肯品評。經過曹操送禮和死皮賴臉的懇求，許邵終於對他作出了“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的評價；由此便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也成為他爬上高位的起點（見《三國志·魏·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郭頒《世語》及《魏書》）。很明顯，曹操求名的目的是為了作官，但好名之風一旦興起以後，名譽本身便具有了一定的獨立價值，不一定為求仕的手段了。東漢時範滂的母親對他說：“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見《後漢書·範滂傳》）從範母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把名譽看得高於生死，是人生的至高目的了。而且一旦擁有高名後，還可以把隱逸不仕作為進一步邀名的籌碼。葛元遜認為郭泰“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見《抱朴子·正郭》） 當然，在那些趨之若鶩的求名者中，也難免有魚目混珠、名實不符，甚至是欺世盜名之徒。如戴封外出遇到強盜，財物多被搶劫，只剩下七匹縑。強盜走後，戴封又帶著七匹縑追上強盜說：“我知道諸位很窮，剩下的這些算我送給你們了。”強盜驚呼：“真是大賢人啊：”遂把搶去的財物全部還給了戴封。戴氏由此名聲大振，被舉為“孝廉”（見《後漢書·戴封傳》）。又如許武被舉為“孝廉”後，為讓兩個弟弟出名，就把家產不公平地分成三份，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把較差的二份分給弟弟。鄉間輿論認為二個弟弟有謙讓之風，而許武貪婪，就選拔弟弟入仕。不久，許武召開宗族大會，泣不成聲地宣佈了自己的目的，並把增值的財產全部送給弟弟。於是名聲大振，當了更大的官（見《後漢書·許荊傳》）。再如陳蕃當樂安太守時，郡中有個叫趙宣的人，埋葬雙親後不封閉墓道，住在裡邊守孝達二十餘年，是遠近聞名的大孝子。有人把他介紹給陳蕃，陳蕃經過與他談話，發現他的五個孩子都是在服喪期間生的。陳蕃大怒，就逮捕了這個假孝子（見《後漢書·陳蕃傳》）。對於這種惡劣的社會風氣，範譁感慨地說：“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見《後漢書·方術傳》）薦舉與徵辟工作的另一社會影響是東漢的“清議”運動。在東漢宦官與外戚的鬥爭中，宦官逐漸佔據了較大的優勢。他們在政治上的重要手法便是結黨營私，任人唯親，用手中的權力來左右從中央到地方的察舉工作。如靈帝時最有權勢的宦官叫張讓。他掌握著各級官員的任免權。京城有個叫孟倫的財主，傾竭家財來交結張讓的奴僕。奴僕為了報答他，便表示要為他的升遷效勞。當時，登門求見張讓的官僚富豪太多，以至於經常在張府門前排起幾百輛馬車的長隊。一天，孟倫姍姍來遲，在車隊後面排隊。這時張府奴僕開啟大門，徑直走到孟倫面前敬禮，然後將他的馬車擁入張府。因為當時孟倫沒有資格和財力去晉見張讓，便在府中溜了一圈兒出來了。外面排隊的各級官員以為孟倫是張讓的親信，紛紛爭先恐後地向孟倫行賄。孟倫將這筆意外之財來了個借花獻佛，送給張讓。張讓大喜，委任孟倫為涼州刺史（見《後漢書·張讓傳》）。歷史上著名的西園賣宮，便是這種行賄之風發展到極端的產物。宦官在察舉工作和其它活動中的卑劣行徑，引起了廣大愛國知識分子的極度憤慨。他們自覺地團結起來，以人物品題為武器，向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權展開了猛烈的輿論戰。這些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浮華交會”也就是廣泛結社。按照封建皇權和傳統道德的設計，知識分子最好是隱身書齋，埋頭章句，修身行義，聽憑社會的安排。但在選舉制度黑暗，名不符實，欺世盜名者遍地都是的情況下，人們意識到以前那種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可是文人仍也需要社會的承認，也需要出名。於是，他們便本能地發現在相互結交中相互吹捧是引起社會注意的極好途徑。當時的“太學”，是士族知識分子的大本營。校園裡的三萬太學生，很少有人安心讀書，而是廣泛交遊結社，抨擊時政。當時有個叫仇覽的迂夫子，剛到太學時一心苦讀經書，不為環境所動。他的隔壁便住著著名品藻大師、學生領袖符融。符融那裡經常高朋滿座，高談闊論。仇覽不僅不 為所動，而且在符融勸他交結朋友，不必死守經書時竟翻臉離去。可是隨著時光的侵染，經符融和郭泰的多次談話，終於使他改變了觀念，成為太學生集體中的真正一員（見《後漢書·仇覽傳》）。
這樣的氛圍，形成了一個政治色彩極強的社團聯盟，並湧現出聯盟中的核心領袖人物。這些領袖人物在廣大太學生中威信極高，其能量超過當今的任何一位大牌明星。一次下雨，郭泰沒帶雨具，便用一塊方巾折在頭上遮雨，別人看見後，便競相模仿，稱為“林宗巾”（見《後漢書·郭泰傳》）。被李膺接見的人都被譽為“登龍門”，名氣大增（見《世說新語·德行》）。當時的易學家荀爽曾有幸為李膺駕過一次車，回來後竟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見《後漢書·李膺傳》）。郭泰和李膺在洛陽的歷史性會見，標誌一個政治聯盟的結成。後來郭泰迴歸故里，衣冠諸儒到河邊送行，雲集了數千輛車，李膺和郭泰同在船中渡河，崇拜者們竟象朝聖一樣頂禮膜拜。這次盛況空前的送行，也顯示了清議反對派聯合起來的巨大力量（見《後漢書·郭泰傳》）。 “風謠品題”就是透過品題人物來控制輿論。其具體形式為民間自發清議活動中的風謠。風謠又稱童謠，多為韻語，便於朗誦，容易廣泛流行，形成輿論。漢順帝時梁冀專權，誅殺清官李固、杜喬，原封胡廣等人，京都童謠說：“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候。”清議運動中充分利用了這種輿論形式，揭露宦官，歌頌士族領袖。如“天下模楷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見《後漢書·黨錮列傳》）。一位打擊宦官勢力的官員朱震，被譽為“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見《後漢書·陳蕃傳》）。桓帝時又出現憎恨宦官左悺、徐璜、具璦、唐衡四人勢焰灼天的民謠：“左四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黨錮之禍發生後，又出現希望變天的民謠：“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對於這場運動，《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這場清議運動的目的，是要扼制宦官及其黨羽任人唯親的狀況，使人才的選拔，按照公眾輿論的品評來決定。這樣，就使“清議”成為干預朝政的重大政治活動，人物品藻也隨之具備了廣泛而重要的意義。清議運動雖以領導人道致政治迫害而告失敗，但其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卻無法消滅。在“清議”的壓力下，政府對官吏的任用往往要徵詢名士的意見，士人的升遷也經常取決於某些著名人物的評論品題。這項工作還形成了某種制度，“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見《後漢書·許邵傳》）正如湯用彤先生指出：“溯自漢代取士大別為地方察舉，公府徵辟。人物品鑑遂極重要。有名者入青雲，無聞者委溝壑。朝廷以名治(顧亭林語)，士風亦竟以名相高；聲名出於鄉里之臧否，故民間清議乃隱操士人進退之權。於是月旦人物，流為俗尚，講目成名(《人物誌》語)，具有定格，乃成社會中不成文之法度。”（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魏晉玄學論稿》）
縱覽東漢時期的人物品藻活動，我們發現，東漢人從理論到實踐上，都脫離了傳統人物品評的方法和目的，使人物識鑑成為一項與社會生活極為密切的實踐活動。這項社會活動為人類觀照自身，育定與審視自我，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熱烈氛圍，提供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法。但同時又必須痛心地承認，由於東漢人物品藻與士人的切身利益關係過於緊密，致使廣大士人為求得名譽而去虛偽地表演自己，從而使人物品藻這一人類自我發現的形式變成與其目的相悖的異化物。他仍完全成為名聲的奴隸，為名所累。這也是封建政治統治與道德人倫觀念相結合後控制知識分子的成功作品。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世說新語》中魏晉土人在人物品藻活動中可以傲視東漢人的理由。
（本文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2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