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世界 敦煌裡的中國

——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20週年新書訪談

郝春文 首都師範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郝春文

光明悅讀：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言中正式提出“敦煌學”的概念。何謂“敦煌學”？

郝春文：敦煌學是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史蹟和敦煌學理論等為主要研究物件，包含上述研究物件所涉及的歷史、地理、社會、民族、哲學、宗教、考古、語言、文學、音樂、舞蹈、建築、科技等等諸多學科的交叉學科。其特徵一是交叉性，二是因地命學。“敦煌學”這個名詞，在陳寅恪先生之前，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1925年大阪懷德堂夏期講座上也用過，但影響不大，並未流行，只具掌故意義。陳先生獨創的“敦煌學”雖晚，因其發表在《史語所集刊》上，在中國學術界不脛而走，併為國際學界所接受。

《敦煌劫餘錄》序

光明悅讀：您新近出版的《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對我國敦煌學研究百餘年曆程做了詳盡梳理。

郝春文：如果從1909年中國學者出版第一批有關敦煌學的著述算起，中國的敦煌學已有一百多年曆史，可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09年至1949年，以1930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敦煌學逐步興起，後一時期我國學者所接觸的敦煌文獻大為增多，研究領域逐步擴大。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至1978年，以1966年“文革”開始劃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研究重心在大陸，後一時期研究重心轉移到了港臺。第三階段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至2000年，我國敦煌學快速發展，最終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第四個階段是2001年至現在，我國敦煌學開始轉型，學者在延續傳統題目和傳統方法、正規化的同時，開始著力探索用新正規化和新視角開闢敦煌學的新領域。

光明悅讀：敦煌學研究最為重要的發現是什麼？填補了哪些空白？

郝春文：歷史學方面，首先是依據對敦煌文獻中儲存的漢文、吐蕃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等公私文書的研究，改寫了9世紀中葉至11世紀初敦煌乃至西北地區的歷史，使我們對這一時段我國西北地區歷史變遷、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與相互間交往有了全新認知；其次，對文獻中有關唐代均田資料的深入研究，為“均田制實施與否”的爭論畫上了圓滿句號，並對均田制的實質形成了新認識；對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勾檢資料的研究，填補了唐代勾官和勾檢制度研究的空白。宗教史方面，揭示了中國古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生活的真實圖景，探明瞭摩尼教在古代中國的傳入和流行情況。語言文學方面，對敦煌俗字的研究填補了4-11世紀寫本俗字研究的空白；對敦煌變文講經文等文學資料的研究則解決了鼓子詞、諸宮調、詞話、寶卷等後代流行的民間講唱文學的來源問題。敦煌石窟藝術方面，歷時千餘年的石窟建築、彩塑和壁畫三者結合的文化遺存，使學界對4-11世紀中國美術史有了全新認識。此外還填補了中古時期寫本裝幀形態研究的空白。

大英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筮宅兇吉法》

光明悅讀：您在新書中不止一次提出，我國已經掌握了敦煌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依據何在？

郝春文：“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在改革開放之初曾一度是國際敦煌學研究的學術景觀。改變這樣一種狀況的標誌，是推出了一系列在國際學界都有意義的成果。

資料整理刊佈方面，中國學者編纂並陸續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獻》等一系列大型敦煌遺書圖集，陸續公佈了中、英、法、俄和部分國內外散藏敦煌遺書的圖版。釋文方面，中國學者陸續推出了《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等一系列分類釋錄文字，基本涵蓋了敦煌遺書的重要類別。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編纂出版了《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藝術》《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等一系列記錄敦煌石窟的基本資料。敦煌遺書的資料整理和刊佈方面工作，幾乎被中國學者壟斷。

研究方面，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各個重要領域都推出了總結性或開創性論著。總結性著作代表有《歸義軍史研究》《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摩尼教及其東漸》《敦煌俗字研究》等，梳理先學、啟迪來者。開創性論著代表有《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唐勾檢制研究》《佛教大藏經史》《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等，每部著作都開創一個新的領域。

《首都博物館藏敦煌文獻》

光明悅讀：掌握國際話語權的原因是什麼？

郝春文：是一代又一代學人的焚膏繼晷、奮起直追。一大批中國敦煌學家長期甘於寂寞、甘坐冷板凳，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埋頭於資料整理等具體的學術研究，既不為世俗之功名利祿所左右，亦不為功利性甚強之學術評價體系所綁架，一心一意，醉心學術。如方廣錩教授為調查敦煌遺書的收藏情況，曾遍訪英、法、俄、日、美等諸多敦煌遺書藏家，成為當今世界上接觸敦煌遺書原件最多的學者。而默默無聞的出版人，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攝影師和編輯，在國外拍照和整理敦煌遺書時，白天上班時間忙於拍照和著錄，晚上回到住處還要衝洗照片、檢查拍攝質量，晝夜不分。正是由於不懈的努力，才逐漸改變了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敦煌學研究遠遠落後於日本和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局面。

光明悅讀：我國的敦煌學研究，與國外敦煌學研究相比，特點是什麼？優勢與不足分別是什麼？

郝春文：詩經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敦煌文化遺產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我們有義務比外國人研究得多一些、好一些。但我們同時也歡迎外國學者開展敦煌學研究。我們的理念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現在，我國的敦煌學在敦煌石窟藝術、敦煌歷史地理、敦煌語言文學、敦煌科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等方面在國際上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但在梵文、于闐文、回鶻文、吐蕃文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相關研究學者還不夠多，水平也與國外尚有差距。即使在我們佔有優勢的領域，國外學者在研究方法和選題視角等方面也能給我們寶貴的啟示。讓我們感到欣慰和驕傲的是，全世界各國的敦煌學家有共同的話題和對話平臺，我們和外國的敦煌學家是在同一對話平臺和同一話語體系中進行平等的學術交流。

郝春文教授赴哈佛大學做關於寫本齋文的講座

光明悅讀：怎樣挖掘敦煌文化歷史遺存背後的思想？又怎樣為新時代發展提供精神支撐？

郝春文：敦煌古代文化遺產的主體是公元4世紀-11世紀的文化遺存。在這個長達700年的時間段，中國是世界上制度最先進、經濟最發達、文化最興盛的國度，科學技術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遺書等文化遺產所展現的就是這樣一個時期的社會風貌。而其所蘊藏的精神，具有追求宏大和厚重、女性開放和張揚、對外來文化持開放和包容態度等幾個鮮明特徵，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中華民族處於領先時期充滿活力的脈動。那些楚楚動人的菩薩、勇猛剛毅的天王、精美絕倫的絹畫和令人歎為觀止的精緻古代文書，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向我們訴說著先人曾經創造的輝煌。而這些，都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以及文明交流與互鑑的最好教材。

對敦煌古代文化遺產進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們獲得很多寶貴的啟示。如我國舞蹈工作者在借鑑敦煌壁畫樂舞影象的基礎上，創作出了飲譽中外的舞劇“絲路花雨”。在借鑑古代敦煌文化遺產推陳出新方面，未來還有很大的潛力。無論是文學、美術還是音樂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築學家、書法家、醫學家,都可以從豐富的敦煌文化遺產中汲取營養，並據以創造出新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

《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

郝春文 宋雪春 武紹衛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